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2、重返北京_毛泽东传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31］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2］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译注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