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8、道德哲学和报纸_毛泽东传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2］，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9］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学习就是探索”［60］。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61］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62］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63］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64］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