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也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是坐在祷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谈话，这或许并不奇怪。毛泽东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当毛泽东起身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头发，电视工作者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面。
当1975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川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踌姗。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60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减低对权威的持久敬畏，现在将导致对共产党的怀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无任何意义，节日毕竟只是节日。也许人们可以看出，将自己作为导师的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混合为一的老年毛泽东要在临终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63岁生日的。
棕自相间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享用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贵宾。饰以“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门蒂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一位信使赶到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78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把蛋糕当作早餐消受了。从表面看，中国的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转送到紫禁城的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色玫瑰状缎带的灵车队伍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带着复杂的感情站在寒风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国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没有加人众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即使九十高龄的朱德也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被鲜花和常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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