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巧言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做了订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回到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称作帕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上他还做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泽东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就像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对，毛泽东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泽东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他后来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泽东但并未奏效。
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表明自己的信念时，也答复了对手。然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泽东在整个下午的简练话语，可不是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教义。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似乎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调合成为一贯的模式。
毛泽东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泽东留恋过去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总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也赞许地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毛泽东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小平为例。他评价邓小平:“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
外国来访者很少向毛泽东问到有关政治局的事情，不过毛泽东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小平未能参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69年仍与极左派打成一片，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来出席会议。
1973年，毛泽东对极左派的态度更趋复杂。在1970年至1972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不决。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下降，部分是他对下属的看法变幻莫测，以至于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电般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毛泽东本来可以轻松作答，但他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所以谁也不知道王洪文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王洪文还没有出世呢。王洪文试图说些什么，却被周恩来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洪文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他强调说。
接着他补充说，自那时起他就已经“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千革命了”。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 作者12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道茸严那一套
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吗!他们怎么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的幕后策划者。
他30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具。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可能，并不受限制地发展。
作答的，他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恩来想让客人们这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顾及毛泽东的自怜。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缄口不语。与毛泽东相比，他见上帝的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泽东更近。
在11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泽东面前这两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恩来会比他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的。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思想观念，越是响亮、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邪恶与“阶级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果，海南岛的广播如是说。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现在他被称作“****小丑”。他那单调的甚至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上来，并很快成为“批孔”的副题。《人民日报》轻蔑地说，美国人竟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批判为“颓废派艺术家”。1973年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大反响。但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安全的。《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年迈的毛泽东(不是西方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首帖耳的人叮嘱过，音乐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这一套。他绝对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泽东的变化观与孔夫子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战争，在1974年恰恰是一场滑稽剧。
孔夫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泽东主义者改造中国。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的中国，类似批孔这样的运动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1974年间，毛泽东接见了20余位国外的达官显贵，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泽东每天都从自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和团”的造反热潮。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泽东的言行自相矛盾?这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白吃。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泽东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夫子作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门砖。
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人这场运动以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泽东。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变“批孔”为“批林批孔”，这样被迫参战的总理想把一场闹剧差不多改编为一场喜剧。毛泽东不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个才死了两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2500年。
周恩来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滑稽，并且确实对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毛泽东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恩来来说，它被视为批判林彪集团的继续，故是一根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绳索。
毛泽东赞成江青的看法，但他并不总是配合这位“文化大革命”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和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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