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第十章（3）_毛泽东传

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属尿都碰了委员。;[197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制华北已有巧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到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才作罢。l圳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21}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刘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23j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f2al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困，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川，他说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在6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很多行动又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巧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33]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一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人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I}7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法。“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