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事件”_日本的黑雾

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刹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部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头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干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马，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入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进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头砸门，进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进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高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强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进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种种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身上取出来的一颗子弹。据高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核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射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子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户的指挥下进行射击演习的情况，高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

“当时五个人每人各试了一枪。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射击，并且全把胳膊直直地伸到前面，站着射击。子弹都扎到四五米前方的雪里了。我们是以落在前边四五米的雪上一些枯叶和小树枝为目标的。五个人都是这样射击的，因此，子弹应该落在直径三米的范围之内，不会太分散。当时弹壳蹦到发射地点旁边的雪里了。大家就让它掉在那儿没管，不记得有谁曾经把手伸进雪里去拾过。”

搜查队按照这个供词来搜查现场，找到了两颗子弹。

搜查队在清除干净的地面上排成一排，用耙子或木棍仔细翻着土往前推进。过了两三个钟头，跟大家排在一起的中垣内巡查部长说：“检察官先生，子弹找到了，是不是这个？”并指给他看了。

果然，在落叶和草叶腐烂透了而构成的蓬蓬松松的腐叶土和搀着小石子的土上，有个镍色的亮东西。中垣内巡查部长把它揑起来放在掌心上，托过来。高木检察官和高安望了望。据说高安一看见就说：“嗯，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一边说一边还感慨颇深地盯着它。

问题在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和在幌见岭的演习场上发现的两颗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如果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那就说明使用的正是射击白鸟警部的那把手枪。

这项鉴定是由东京大学工学院的应用物理化学研究室矶部敎授做的。敎授用比较显微镜将这三颗子弹放大，拍摄下来。他举出子弹穿过枪口时，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十几处痕迹类似这一点，根据膛线痕迹的一致和相对位置的一致来计算，做出用不同的手枪发射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的鉴定。这个鉴定就是说：子弹绝对是从同一把手枪射出来的。对矶部这个鉴定提出疑问的人也不少。

可疑的是从幌见岭发现的两颗子弹。一颗是事件发生后一年零八个月找到的，另一颗是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进行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个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这段话是要说明，因为手枪是用手巾或是布包着的，一个弹壳掉在地下了，另一个则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

八

让我们想想追平写了些什么：

“村上刚就任札幌委员长，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发生恶感。他把形同共产党生命的工厂支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则让北海道大学优秀的学生党员离开学校，把他们和打零工的组成‘核心自卫队’，在这两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札幌的党组织注定被拖进了‘白鸟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说，是村上的方针把党拖进这个事件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宿命论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措词。是不是有什么人把札幌的党组织引到这个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静冈县伊东街头的靑年成田被发现之后，佐藤直道才出现在当局面前。然后当局才开始对日共札幌地区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搜捕。

在侦查班的突袭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继被捕。追平在东京被捕，押到札幌来，然后当局就确定佐藤博为真凶。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的：

发现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国治）——逮捕追平雍嘉——确定佐藤博为真凶。

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东的街头，被一个“好心肠的巡查部长”收留一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其实，发现成田是让佐藤直道上场的序幕，而佐藤又成为破坏地下组织的导火线。而且当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头的人”这样一种足以迷惑旁人的、极其自然的形式发现了佐藤，并和他发生接触的。

这就是说，由于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从他口里说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杀了白鸟科长”这番话。看了这个顺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村上由更正了声明，社会上才开始形成“‘白鸟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干的”这样一个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说：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

但是他随即又更正说：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一更正是个谜。事实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这么更正的。这一点在佐藤的笔记里也提到了，

“我在报上读了村上由的声明，咸到非常愤懑。我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声明所持的立场似乎是说，党与此事完全无关。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怎样在政治上发展这一事件，而照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掐断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满腔愤怒。这时在街头遇到了委员长。委员长也有同感，说希望我从下面彻底予以批制。因此后来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和支部会议时，我就以激烈的语气批判了村上声明。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家伙不懂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个大老爷似的游手好闲。年糕铺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卖的是什么货。可他那块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地方委员会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挨了批评，所以后来重新发表了地方委员会的声明。”

经过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声明更正为“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的英勇行为”。一旦发出这样的声明，那末谁都会认为杀害白鸟的是共产党组织了。

这也造成了把“白鸟事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浓厚气氛。

佐藤在笔记里一口咬定自己与这个案件无关，却说出自己没干，是某人干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促使自己说是某人干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说是某人干的。——译者注）而且，尽管他这么办，实际上却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分。

总之，如今被说成是“凶犯”的人们，虽然处在看来是犯人的状况中，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们是真凶。尽管他们处在仿佛是真凶的状况中，不论是看断定他们为真凶的证据，还是仔细听所谓证人们所讲的话，都使人感到他们并不是真凶。

例如，村上国治在发言中说他与这个案件无关，声辩他当时不在现场，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证词。村上的申辩看来是真实的。高安在证词中说村上会发出这样的指示：“用手枪把白鸟干掉。马上开始调查白鸟的行动。”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出命令的？高安的证词在这一点上谈得很含糊，追平的证词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是编造出来的。

判定村上国冶有罪的一个根据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会与人共谋杀人，也就是说，当局认定他们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起共谋了半小时。关于这一点，佐藤直道作证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地区的全体常任委员在我家集合，举行了‘组织和战术’的学习会。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来的，这一天他也没有迟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证词却是这样说的：“一月四日或五日进行的那次共谋，连吃晌午饭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再说，从上午十点钟起在佐藤直道家召开的学习会还有另外许多人参加，就证明开这会是真实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上说：“认可村上自上午十点钟起参加了学习会。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不会参加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共谋。如果是从九点开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时来共谋杀人，又用半小时从共谋的地点（门胁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参加从十点开始的学习会，可以假定，这并非不可能。”但是只凭这样瞹昧不明的臆测就将村上判处二十年的重刑，审判官大概毕竟感到有些理亏。他们预料到会受到责难，就制造出下述牵强附会的判决理由：

“坦率地说，作这样的假定，也许会受到非难，说判决只采用了对本身有利的数据。然而这样的假定并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着手枪射击的部分，就以“个别部分难以置信，但整个说来大致可信”的理由判决村上有罪。

但是，对上述具体事实的否定，必然就是对追平证词的全盘否定。将事实否定之后，再凭着事件的整个气氛来断定为“大致可信”——简直不能认为这是着重核对事实而作出的判决，不能不说这是凭着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单凭气氛而进行的审判。

在幌见岭发现射击演习的子弹时，高安也在场。但是追平明明写着高安只到演习场去过一次，原文如下，“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指监视白鸟的行动）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手抢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参加射击演习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几名“核心自卫队”队员。那末到现场去查看时，为什么仅仅叫只参加过一次演习的高安到场作证呢？

既然找人到场作证，检察当局为什么不把去过好几次的其他党员带去呢？比方说，为什么不把高安被捕后五六个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带去作证呢？难道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检察当局带来不便吗？——头一年，侦查队员们像打零工的一样整天在那里找子弹，连草根树根都刨了，也没有找到；而高安在场的这一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这里只提一下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单独分开来审判的。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过抗议，因为如果对高安只以单独审判就判罪，则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状就会自动成立了。

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的——证实这一点的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无论是追平证词或高安证词，都没有明确地谈到在演习场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枪。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的《单身监房》里说：

“实际上，这两颗作为物证的子弹是不是由与高安君的证词无关的什么人（自然，尽管这么说，除了侦查当局的官员之外谁也做不到）悄悄带到山上去，再装作找到的呢？”

这个怀疑是从《原田情报》里下面这段话得到启发的：“当局说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击的子弹，过了两年多之后在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实际上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打靶时射出的子弹。”据说共产党根据这个情报，“经过自行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实际上是从练习射击时就埋在那里的，那末白鸟系被某党员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时射出的子弹，那就是当局为了诬告日共党员是凶犯商策划的阴谋。《原田情报》还说，在日本冷藏公司仓库打靶时使用的手枪是从“畠山警部家里搜到的警察专用手枪？”。

我并不完全相信所谓《原田情报》，其中确实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它的一部分内容或许接近真实情况也未可知。从上述情况来看，警察队进行现场搜查时找到的子弹，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习时射出的子弹，我是抱有怀疑的。

白鸟被杀害的时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现场附近，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在等候追平，以便对某党员进行查问。他的笔记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七点四十分，我在南六条车站下了电车；我看了看钟，记得是这个时刻。我站在车站上，半朝着药房，半朝着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会儿，发觉自己一个人待着时就浸沉在奇妙的联想中。这时听到了手枪声。记得我抬头望了望药铺南边拐角处那座房屋的房顶，想到：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枪声。追平君随即骑着自行车从南六条大街电报局那边过来了。”

发生凶杀案的时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现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追平就来了。也许这是出于偶然，但是这却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条车站，从芒野方面骑着自行车来的白鸟警部和凶手两个人曾从那里经过。佐藤直道从七点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里，跟他面熟的白鸟警部和佐藤博路过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刻，而且街头的灯光也相当亮。佐藤直道说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会四下里张望。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两辆自行车经过，这才是咄咄怪事。难道他因为耽入了这样的冥想：“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才没注意到吗？

再来谈谈同佐藤博一起失踪了的宍户均。

正如追平所说，宍户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刚一开始贯彻军事方针，他就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精悍”，曾把手枪揣在口袋里尾随美国兵，准备予以狙击。率领队员到圆山深处练习手枪射击的也是宍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札幌的日共战斗化，鼓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怕就是宍户均吧？

事件发生后，他“不知是上了天还是钴进地里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来，检察当局并不热中于追查他的下落，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当局也好，共产党方面也好，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宍户当作一个问题来追究呢？

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