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川事件”的实质_日本的黑雾

一

广津和郞（广津和郞（生于一八九一年），日本当代老怍家，着有长篇政论《松川审判》（一九五五年）。——译者注）先生对“松川事件”的见解，着重于证明被告们无罪，因而所用的数据似乎只限于审判记录。为了证明被告无罪，他只引用法庭记录，试图删去其中矛盾或不合情理的部分，来揭露事实的真相，这一方法是正确的。为此，广津先生有意排除法庭记录之外的和纯属传闻的数据，这也是合理的态度。

广津先生说：

“遍查法庭记录与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并没有一点资料能证明‘松川事件’是被告们造成的。勿宁说，倒有许多资料证明被告们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常常质问我们，那末真凶到底是谁？如果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让人们信服；这，我们是知道的，遗憾的是，在现阶段还不可能明确答复。我们并不是没有掌握足以帮助人们推想谁是真凶的若干数据，但那只是推想而已，却不能断言。我在文章里指出判决书凭想象臆测就认定被告们是真凶这种做法多么不合理。我自己当然要避免凭想象来推测谁是真凶。”

尤其是如果随意凭借“流言”或臆度来进行推断，反而会给辩护方面造成混乱。

广津先生说过被告们是无罪的。既然这样，一切关心“松川事件”的人必定都想知道究竟谁是真凶。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写过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推测。但是，读完这些文章，似乎仍找不到这个疑问的明确答案。

我也相信“松川事件”的全体被告是无罪的。（“松川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九年，此文写于一九五九年，当时“松川事件”还在 “从福岛站准时开出的四一二次客车在八月十七日上午三时九分行驶到金谷川至松川之间的弯道（东京以北二六一公里二五九米附近）时，机车出轨翻车，后边挂的几节车皮也都出轨，机车司机石田、正三和另外两人都遭惨死。据现场调查，铁轨的鱼尾板被人拆下，枕木的道钉也被拔掉，一根长二十五米、重九二五公斤的铁轨飞落在距线路十三米远的地方，仍是直直地倒在地上，丝毫没有破损，宛如被人搬过去似的。在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了通常用来拔除道钉的撬棍一根。侦查当局接着又拿出一支全长不过二十四厘米的活口扳子，说这也是在现场发现的。据侦查当局声称，那支活口扳子和撬棍一样，也是在稻田里找到的。奇怪的是，当局竟说始终也没有查明活口扳子是谁发现的。

“由于这是继‘下山事件’、‘三鹰事件’之后，国营铁道发生的 得到翻车事件的通报后，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官是当时的国家警察福岛县总部侦查科副科长、玉川正警视。据玉川警视的证词：八月十七日上午五点钟左右，他正待在自己家里时就直接从国营铁道福岛管理部得到了关于事件的通报。玉川警视（下略称玉川）当即打电话紧急召集他的部下，径直到县总部去。三四十分钟后，他的部下已集合了七八名，他们就乘指挥车赶到现场。这时，四周还很黑，出事列车上的乘客，有的在机车旁边、有的在田塍上徘徊。

玉川本人的证词这样叙述以后的情况。“不久，天渐渐亮了。大体上这算是妨碍列车行进事件。头年在庭坂也曾发生被认为是妨碍列车行进的事件，不知那次是用什么来达到目的的，未能查出工具。鉴于那次的敎训，本事件发生后，记得我会从现场各派两名刑事警察到松川养路班和金谷川养路班去，叫他们调查一下这一类的工具曾否被人偷走。记得派刑事警察分别前往松川和金谷川养路班的时间大约是六点半或七点前后。那时大家还没有吃早点。不久，派往松川养路班进行调查的刑事警察回来了。他报告说：‘松川养路班说，撬棍被人偷走了。’

“后来对在现场附近的田里发现的活口扳子和撬棍作了鉴定，认为这大概就是从松川养路班偷去的工具。召开侦查会议的结果，决定沿着这一点寻找线索，进行追踪侦查。大约就在 “广津先生在对这个案件的评论中，把证据和被告们的说法混为一谈，试图以被告的申辩书来证明事实真相。在对证人的讯问方面，只采用讯问者的话，想借以说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分析了各人的供述，却没有加以综合。现在我的意图是试以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为基础，对这篇评论加以批判。再者，我只见过记录，还没有同被告和证人们接触过。对记录以外的数据我不打算加以判断。此外，我不仅分析了证据，而且对于供述的背景，还尽量从记录中采取可引证的资料。”（《法律工作者》杂志三十四年九月号）

靑柳先生所说的证据效力和记录，指的是法庭上采用过的。可是如果局限于这样狭小的范围内，对于究明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真相毫无用处，并且事件本身反而难以追究了。不应该只依据司法技术来究明真相。

作为最后的疑问，我想谈一谈逮捕赤问的意义。如上所述，逮捕赤间的理由是：他曾对两个朋友预言不久要有列车翻车。然而，赤间是否作了这样的预言，仅仅是以两个朋友听来的话作证据的。这就是所谓传闻证词。然后又根据赤间的供词陆续逮捕了其他被告。可是，玉川警视最初在调查的时候，曾对赤问讲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对别人都调查清楚了，本田说是你干的。”于是，激怒了赤间，使赤间说出了本田的名字。

然而，这时本田还没有被捕。没有被捕的本田怎么能说“是赤间干的”呢？辩护人方面指出这一点不合情理。总之，从审判的情况可以判断，玉川警视逮捕了赤间，然后从他嘴里套出本田的名字，又陆陆续续逮捕了其他被告。

而且还应当注意到，除了赤间以外，这些被告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被捕的人几乎全都被起诉。给人的印象也就是：警察方面以“据赤间供词”的形式，事前就过分准确地知道了犯人们的情况。换句话说，并不是不可以想象，警察方面打一开头就知道该逮捕哪些人，只不过把“赤间供词”当作形式上的线索，将这些人陆陆续续予以逮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警察方面谅必暗地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侦查，才能够事前就清楚地了解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以后再谈。

那末，当时发生的列车妨碍事故，全国就只有“松川事件”一桩吗？决不是这样。在这个事故以前，各地就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或是陆陆续续发生过未遂事件。从此，各报每天都大事刊登这类消息。

据国营铁道记录，那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松川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半月光景，国铁当局曾以紧急铁道专用电话通令全国，“目下列车妨碍事故，不论大小，必须一律呈报”，通令中没有说明目的。不过，有关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开始变得显着起来，实际上是这个通令的反应。关于这一点，岩波书店发行的《历史学菥究》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刊登的古屋哲夫着《到”松川事件“为止的反共意识的动员》一文中，举出很多具体例子。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注解：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中，还附有当局的解释，暗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逐渐采取暴力行动，事故背后有政治方面的意图等。

为了理解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一九四九年）的局势。

国内政治方面，共产党在这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选举中一下子获得三十五个议席，在大城市几乎占 “首先描绘一下福岛县的工人运动形势图吧。山间部的猪苗代湖有距东京最近的大发电站，电气工会在日本的工会中被称为最精锐的，而这里的电气工会猪苗代湖分会又是共产党势力特别强大的工会组织。沿海地区有常磐煤田的煤矿工会，县的中心有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都是共产党员占比重较高的工会。上述三个工会在全县落后的思想状态中，构成尖锐的运动据点。

“共产党县委会以这些工会为中心，组织起把农民协会和一般市民都卷入的保卫地方工业运动，热烈展开反对道奇方案、打倒吉田政府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县当局把东北六县的警察力量全集中在本县。各县动员来的警察云集，说得夸大一点，全市呈现了水泄不通之势。不用说，由于双方尖锐的对垒，全县笼罩着恐怖气氛。

“就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平事件’和‘福岛县议会红旗事件’在这一年的六月三十日爆发了。‘平事件’原是当局要求拆除共产党设在平车站前的公报板而引起的，却导致以矢乡煤矿工人为主力的示威游行队伍四百人拥到平警察署，占领了该署，在大门口竖起两面红旗，救出了被押在拘留所里的示威队员，反而把警察关进拘留所，发出了胜利的欢呼。所谓‘县议会红旗事件’，就是同一天拥到福岛县议会的示威队伍，在旁听席打起红旗，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从会场逃之夭夭。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发生，又因附近的汤本、内乡两警察署被迫作了不支持平警察署的誓约，这一系列事件被加上了‘日共的革命演习’的罪名，以骚扰罪起诉。”（见《中央公论》，昭和三十四年九月《“松川事件”特辑号》）

“松川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八

那末，前面提到的妨碍列车事件中，难道就没有类似“松川事件”的事情吗？不，确实有非常类似的事件，例如前述玉川警视的证词中就会提到的“庭坂事件”和“予赞线事件”。

先谈谈“庭坂事件”吧。昭和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零时四分，从靑森开往上野的四〇二次列车驶到奥羽线赤岩站与庭坂站之间的时候，机车和后面挂的邮车出轨，从十米高的铁道路墓上滚落下去，紧挨着的行李车和客车各一节也出轨倾倒，司机及助手二人当即身死。技工重伤而死。据现场调查，事件发生地点是下坡路，形成半径三百米的弯道，出轨地点附近的道钉和鱼尾扳都被卸掉了。

正如玉川警视所说，这个事件没有查获真凶就不了了之。可是，它和“松川事件”所用的手法却一模一样。

“予赞线事件”是在“松川事件”发生前大约三个月五月九日上午四点二十三分左右发生的。从四国的予赞线高松码头车站驶出的开往宇和岛的下行客车，在驶过爱媛县难波村大浦村落凿开的山路弯道时翻车，助手三人当场身死，司机和乘客三人负伤。

据现场调查，鱼尾板被拆掉三块，还拔掉了八个螺栓、七个道钉，作为证物验收的撬棍和扳子都刻有罗马字，经鉴定不是国营铁道使用的工具。

这一事件也没有查明犯人是谁。可是读者必然会由于这两个事件与“松川事件”非常相似而感到惊讶。而且，每次事件都发生在铁轨形成弯道的地方。拿“松川事件”的现场来说，铁轨就形成半径五百米的弯道。在另外一次性质不同的案件中，下山总裁被辗轧的地点也是个弯道。以后发生的北海道“芦别事件”的爆破地点也选择了铁轨的弯道。总之，使人注意到铁轨的弯道似乎是进行这样的破坏活动的必要条件。

“庭坂事件”和“予赞线事件”的犯人没有被抓住，反而可以看作是“松川事件”的预演。

九

我以前写过“下山事件”。当时判断下山总裁被火车辗轧，决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害的。我在文中指出，总裁被辗轧的原因是由于抗拒解雇大批铁道员工，因此触怒了美军总司令部的铁道负责官员沙格农，这是置他于死命的远因。

正因为下山是技术部门出身的，他特别爱护普通的员工。因此，他对美军总司令部硬派下来的大批裁员方案竭力拖延，不予执行。沙格农对此不能容忍了。为什么沙格农深夜闯入总裁的住所，胸前晃着手枪对他采取胁迫行动呢？这是由于沙格农另有无处退身的隐衷。然而，下山并不知道沙格农的真正意图。

下山把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单纯地理解为从经济方面出发、根据“定员法”实行裁员。但是假借“定员法”的名义而实行的整顿方案，实际上掩盖着美军为了将来反对亚洲共产主义国家而拟定的作战计划。

前面也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执政，苏联也越来越强大。为了对付这种局势，日本的运输系统必须经常处于可以随意调动的状态。因此，在全国铁道员工中即使只有少数共产党分子，也会造成麻烦。在与苏联隔海对峙的东北部到北海道整个地区的铁。道上，尤其不得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拥护共产党的人，否则，一遇到紧急状况，他们若发动怠工罢工，就会打乱运输，给作战造成重大障碍。

其他企业根据所谓“经济九原则”，在“经营合理化”的借口下断然进行整顿，其目标倒并不在把日本完全工业化，而是因为铁道运输方面有重大的作战意图，因而使沙格农从情报部的威洛比一千人那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还有一种说法是：“反间谍队”侦查到沙格农的丑闻（后来沙格农就是由于他的丑闻而下台的），以此为把柄向他攻击，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沙格农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迫不及待地深夜闯进不听话的下山总裁家去。幸，下山并不知道这种内情。

把下山消灭掉而把罪名栽在共产党身上的阴谋取得了双重效果。由于当局宣传这件事是共产党分子干的，国营铁道的反对解雇斗争登时就烟消云散了。用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的话来说，由于这件事，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得以圆满进行，所以从结果上看，下山的死可以说是并非没有意义的。（参照《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说起来，当时美国系统的部门曾频频对福岛地方出面干涉。

共同社电讯还报道了下述情况。福岛市外有一座敎育会馆，当时美军军政部就设在那里。七月四日发表 尽管松川的破坏工作班与美军有关，却很难设想他们会直接使用军人。据推想，实际的工作班雇用的是日本方面的“包工头”。如果使用了军人，多半也是二世。

至今谁也没有就这方面做出肯定的推论。与“松川事件”有关的人唯恐单凭个人想象会给审判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用意周到，即使提到这事，大家也只是采取小心谨慎的方式，略微暗示一下与美军方面有关而已。

“真凶是与各位被告毫无关系的人。辩护人无法证明本案中列车翻车事故发生的夜晚是否布下了紧急警戒线（检察官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提出来的异议〕。但是已经证明当天福岛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在松川派出所逗留到夜深（警备股长佐藤森义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所作的证言）。由此，并不是不能推断出真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然采取行动的胆大包天的人。被告中并没有这样的人物。”（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但是事件发生后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以上，如果只在法庭记录的范围内展开争辩的话，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把本事件的真凶追查出来的希望。

附记：本文原载于昭和三十四年的《文艺春秋》上。那以后，此案又经历了最高裁判所发回重审、仙台高等裁判所再度审判、门田审判长宣布全体被告无罪以及检察当局向最高裁判所控诉等过程。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审判过程，因此作者只做了若干修改，无需再加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