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_日本的黑雾

一

从表面上看来，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译者注）七月五日（发现尸体的日子为六日）的所谓“下山事件”还没有解决。警视厅还没有明确公布下山究竟是自杀的还是被谋杀的，侦查工作就已经算是告一结束了。

从约莫半年之后在《文艺春秋》和《改造》上发表的《“下山事件”侦查总结报告书》（即《“下山事件”白皮书》）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视厅是根据怎样的理由来结束本案的侦查工作的。这份报告书所得出的结论是：国营铁道公司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总裁在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车，司机姓大西。车开到御成门附近时，下山说：“我原说到佐藤（指佐藤荣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机就问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说：“不，用不着。”车子就向国铁总厅驶去，来到东京车站前面的交通指挥台附近时，下山吩咐大西司机说：“我想买点东西，开到三越去吧。”这时，下山自言自语般地说了声：“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啦。”

车子开到东京车站北边国营铁道的陆桥那儿时，他又说：“开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开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办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办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机把车子开到白木屋前面的电车道那儿，只见白木屋还上着门，就说：“还没开门呢！”下山只回答了声“嗯”。大西司机又把车子绕到三越百货商店前面去，正门上挂着块牌子，写着“上午九点半开始营业”。大西司机说：“那末开回厅里去吗？”总裁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绕到神田车站去。”大西司机按照吩咐，把车子开到神田车站西边的大道上，问道：“下车吗？”总裁摇摇头说：“不。”

大西司机以为要回总厅去，就把车子开到东边的陆桥下面，准备折回总厅去。这时，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机就遵命把车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说：“到三越总店去。”车子刚开到国营铁道公司总厅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气般的声音说：“开快点。”（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么约会，怕个耽误了。——作者原注）车子开足了马力，来到千代田银行总行（如今的三菱银行）前面时，下山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叫车子停下来，匆匆忙忙地走进银行去。过了约莫二十分钟他就出来上了车，说：“现在到三越去，时间大概刚好。”

大西司机又把车子开往三越百货商店。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左右在该店南门停下来，下山就走进去了。

大西司机把车子停在门前，等待总裁出来；可是左等右等总也不出来。下山素来就有让车子久等的习惯，大西司机也就不以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到了五点钟，他才从装在车子里的收音机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总裁失踪的消息，就去报了警。

另一方面，当天下山总裁本来约定在上午十一点钟和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会面，因此，九点以前秘书就在国营铁道公司办公楼后门迎候他，但总也不见总裁的车子。到了九点一刻，他给总裁的私邸打了一个电话，夫人接电话说：“下山是照平日的时刻离开家的。”秘书着了慌，就到总裁可能去的地方寻找，但在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些地方下山都没去。

到了中午，秘书给总裁的前任秘书打了个电话，探听到下山经常去新川造访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板娘，下山总裁的情妇）的住址，就派另一个司机去打听，总裁也没到过那里。

快到下午两点钟时，副总裁加贺山和理事田坂到美军总司令部去联系。回来之后，由于哪方面都没有下山的消息，到了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就又和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中校联系。

然后，他们又请电台广播，寻找总裁的下落——这并不是由国营铁道公司委托的。在三越总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机听到了这个广播，就来和总厅联系，这才知道下山总裁失踪了。这一天，各局局长在总厅里留到很迟的时刻，等待各方面就总裁的下落前来联系，但是终于毫无结果。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并不是警视厅正式发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视厅大体上确实是以这份《白皮书》中所写的自杀的说法为结论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书》是按照侦查一科的意见写成的，它并没有采纳侦查二科的意见。事件一发生，侦查一科就主张下山是自杀的，侦查二科则主张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意见一直是对立的。

八月四日，警视厅在该厅刑事部长官舍召开了侦查总部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断定案情为自杀。但这是侦查总部内部做出的判断，没有正式发表，对外只是采取不断定下山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态度。《白皮书》是单凭一科的意见归结出来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编成了这么个文件。

那末一科为什么偏偏说下山是自杀的呢？一句话，采取“现场主义”的一科的刑事警察们跑到现场去侦查后，就断言这个事件中“没有行凶的痕迹”。不用说，一科主要是侦查谋杀案的，他们凭多年的经验，对犯罪现场有着独特的直觉，而所谓“没有行凶的痕迹”大概也就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来的。

另一方面，专门对付智谋犯的二科却认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运用智慧的谋杀案，光凭一科对谋杀案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的经验是得不出结论来的。”当时，对侦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侦查二科二股股长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见。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吉武股长被调到上野警察署侦查某一案件去了。据说由于吉武股长被调出侦查圈外，本案的侦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检察官们会引为憾事。

三

只要将根据一科的意见撰成的《白皮书》读上一遍，就发现它的写法很有意思。

《白皮书》首先叙述下山总裁在失踪之前心情极其惶惑不安，行动反常，在自己家里晚上也睡不着觉，喝药水什么的，神经衰弱得厉害。然后援引从下山总裁在三越百货商店消失以后，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现为止，好多个看到过他的人的供述；这些人都一致准确地指出下山总裁所穿的西服和衬衫的颜色，领带的花样和鞋的颜色。现在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举如下：

一、在日本桥三越的目击者的证词。

1.三越女售货员长岛静子（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个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楼化妆品的柜台前边蹓跶。我听了当天晚上的广播，心想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务部店员高田喜美子（三十五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铁道入口的问讯处见到一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体重足有十七八贯。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衬衫，戴着眼镜，没戴帽子，手里没有拿东西。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同时走下了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听到五日晚间的广播，直觉地感到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铁道的目击者。

1.开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点二十三分由跑谷开出的地下列车，坐在最前面的那节车厢里。后来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踩了我的脚。他是在日本桥和末广町之间的某个车站上车的。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也没向我道声歉。我心想：真是个古怪家伙，就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有五尺六七寸高，头发斜分着，穿着白衬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没有携带东西。我在上野车站下了车，那个人乘着车往浅草那边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起，我在浅草地下铁道西口擦皮鞋。记不得时间了。我看到从一号月台走来一个人。”——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东武线五反野车站附近的目击者。

1.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从浅草开往大师的电车进了站，下来约莫二十个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个乘客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车站，指点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广旅馆去。”——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广旅馆女老板长岛福子（四十六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两点来钟，来了个戴黑框眼镜、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举止文雅的绅士。他说：‘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带他到二楼上四铺半席的房间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说：‘给我点儿水吧。’我端了水去。因为单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见的，我就问他：‘就您一个人吗？’他回答说：‘就我一个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吗？待会儿还会有人来吧。’他说：‘真是只有一个人哩。’说着就笑了。由于他是位体面的绅士，我就拿了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替他铺好了床铺。我请他在店簿上登记，他说：‘算了吧。’五点半左右，我听见他拍手（日本人的习惯，拍手表示叫人。——译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里。我说：‘请您给二百圆。’他就从黑皮夹里掏出二百圆和一百圆小费。事后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装束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辗轧现场附近的目击者。

1.公司职员成岛正男（三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体面的绅士，他从铁道路基下面的田间小道走到东武线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来，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从后面赶过他时，看到他的相貌和装束，觉得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钟左右，有个绅士在东武线的陆桥那儿走路，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装束跟总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东武线陆桥跟前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来。那个人没戴眼镜，除了这一点，相貌和装束都像总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边盛（三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到辗轧现场陆桥跟前的池沼去捞蜊蛄。有个体面的绅士从缓坡上走下来，沿着沟渠，在离我六尺来远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来。那个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七寸，脸上的皮肤像柚子一样，是淡红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来。头发分着，鬓角已经花白了。斜眼镜是米黄色的，没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条纹西服，白衬衫，领带是手工织的，嵌着金丝。脚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镶着一道粗线。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认为那准是下山总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时候，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路朝东武线陆桥那边走去，看见玉蜀黍地里站着个绅士。我感到纳闷：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站住了，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他有四十六七岁，皮肤白晳，高鼻梁，没有注意到戴眼镜没有，只记得是个文雅的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级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这些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下山总裁的行踪是这样的：（1）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从三越百货商店南门走进去；（2）在店内和附近走了一阵；（3）乘上午十一点半以后的地下列车到浅草；（4）搭上东武线开往大师的车，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车站下车；（5）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在末广旅馆休息；（6）从下午六点起在出事地点附近徘徊。在这段时间内，他自始至终单独行动，身边一个同伴也没有。侦查一科由此而判断出“没有可引起被谋杀的疑问的余地”。

《白皮书》还对下山身边的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xxxx、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 那末下山为什么要去取钱呢？假定他从银行的出租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取出了两万圆或是三万圆，他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谁呢？

首先会让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后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调查，证实她到平塚去了，没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妇，那天这笔钱却不是为了交给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还有个相好的女人。经调查，也得知当天下山没有和那个女人见面。

那末究竟是谁呢？

这里就可以附带说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里有自己的情报网一事了。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会见给他提供情报的某人。关于国铁工会的内部情况，那人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据我的推测，那个人并不是个二三流的“包打听”，只因为与工会有些来往，道听途说地弄到一些情报就拿来兜销，而是个连国铁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微妙政治动向都能接触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点钟，下山就要参加解雇问题最后的重要会议。为了汇报会议情况，他还得在十一点钟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下山必须在那以前从经常向他提供高级情报的那个人手里拿到重要的报告。

为了这事，他需要钱。当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贴给那个人的，也许这时想起津贴已经到期了。总之，下山有必要付给那个人一笔款子。会面的地点大概就在三越百货商店内，离地下铁道不远。这条地下铁道可以从三越百货商店这边下去，然而从白木屋那边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对大西司机说：“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边都成。如果搭地道车，紧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备，不让司机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图。

那末下山究竟为什么要吩咐司机“绕到神田车站去”呢？

我认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个人单独见面不可。不管是从三越进去还是从白木屋进去，反正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个人的会见。恐怕是因为两家商店都还没开门，他才想绕到神田车站，从该车站搭乘地道车到三越前边去。过了这么大工夫，三越也该开门了吧。再说，他的行动还得瞒着大西司机。为了前往约会地点，他可以从神田车站前搭乘地道车，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车；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桥白木屋前面下车。也就是说，下山和那个人大概是约好在连结着三越、白木屋、神田这三条地下隧道的某处会面。

然而下山来到神田车站，为什么又没有下车呢？

下山这时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须交一笔钱给眼看就要跟他会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来到神田车站前时，他才猛地想起要给那人一笔款，作为活动资金或是津贴。

由于想起这一点，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机从神田车站前面开到三越去。那时，他已经决定要在半路上绕到千代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

预先约好会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绕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也要耽搁一些工夫。我认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机开足了马力，好像生气似地说：“快点开。”

下山在千代田银行前面让车停下来，独自进去了。机密保险库的机构特殊，非本人的钥匙是开不开的，里面一个外人也没有。下山打开保险库的保险抽屉，拿出几叠钞票：放入衣袋。不用说，他并不打算自杀，里面有春画也好，有什么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许他会往里面放一份遗嘱之类的东西。当然，保险抽屉里并没有这类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下山从银行里出来了。大西司机的汽车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点开”，大西就开足了马力，来到三越正门前。下山下了车。百货商店已经开始营业。大西司机大概以为下山进三越去买东西，过一阵就会出来；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下山的友人、运输省次官伊能也在证词中说：“下山有个叫车子一等等上半天的习惯。”）因此，据大西司机的供述，从那时起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把车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断。不这么推断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转转，绕到神田车站，接着到银行，赶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动之谜。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

七

这里再来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里去了。下山和某人约好在三越的地下铁道附近秘密会谈。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见，对方是供给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级情报的人。既高级，又可靠，那末在当时来说，这个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国铁工会里拥有情报网，另一方面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或劳动部那边也有情报关系；不然的话，像下山这样一个人就不会特意独自来会他。如果那是个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听”，下山大概连睬也不会睬吧。不过，下山大约不知道这人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方面另有勾结。于是，下山的悲剧就产生了。下山在裁员问题上对沙格农进行过抗拒，已经使得沙格农忍无可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沙格农又探听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报，于是勃然大怒。总之，如果美国占领军想制造什么震动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个供给下山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是无法查明了。凭着直感，我认为此刻他的踪迹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经挺过，前一天（四日）下午一点，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去见吉田首相时，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后来一调查，原来国铁并未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与这事实联系起来一想，下山会不会是约好了在这个时刬去与提供情报的人见面呢？前面我已经这么推断过。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赶着时间从银行里取钱（这是推断），接着就进入三越的地下铁道，是不是因为前一天下午一点钟没有见着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对方会约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点钟见面（这次约会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弃和吉田首相的会晤），但由于提供情报的人有事，没有见成，就改约在五日上午九点以后（百货商店是九点半钟开门）碰头。这种约会大概一向是利用电话秘密来安排的。

下山一定经常和那个至今已经连名字也永远查不出的提供情报的人会面。（大西司机也说过类似的话。）《白皮书》上引用岛秀雄（下山的朋友）的这样一段供述：“下山当上总裁之后，口气之间有时透露出好像在雇用提供情报的人。”警视厅在括号里照例加上批注说：（其实他并不曾雇用提供情报的人，不过对外面的人说成自己仿佛是在雇用。）但警视厅是不可能知道这事的。也许警视厅知道底细，不过不便发表罢了。这一定是严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个提供情报的人以外，大概谁也不知道这层关系。

当然，这个人以前也一定经常和下山秘密会见，每次的地点都不同。据大西司机供述，下山仿佛常常与提供请报的人见面。但是下山并不单是在三越会见他。每次大概都轮流变换地点。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准晓得这些底细。司机当然不知道对方是提供高级情报的人。他也许认为秘密会见的对方是以下山的情妇为媒介的小“包打听”呢。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铁道去了。他在那里见着某人了吗？

如果见着了“他”，也许二十分钟就谈完了话，说不定只消五分钟或十分钟。即使不谈话，只要从“他”手里弄到书面情报就成了。但是下山会不会没有在那里见着“他”呢？只要联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点钟有会议，约好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等人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下山曾在车子里嗫嚅道：“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点多钟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见那个人，马上谈完了话，赶十点钟到国铁办事处去。但是实际上下山走下地下铁道后，就被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下山没有在那里接受情报，却被领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设想他是被胁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据我想，下山没有见到“他”，另外一个人说要把下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从而把下山诱拐走了。也就是说，代替“他”而来的人告诉下山，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到约定的地点来，因此想劳下山移驾到新地点去。这种遁词编起来十分便当。譬如，如果说那个人生病住院了，想在医院跟下山见面，下山就必然会上当。代替“他”的那个人给下山打电话时暗号使对了，因此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

对方一定告诉下山说，要带他去的地方距离很近，可以赶上上午十点钟的国铁会议。下山一疏忽就上了当。如果是个远地方，他大概也会拒绝的。因为说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那末，我为什么推断“他”本人没有在三越地下铁道出现呢？从头一天下午一点钟“他”就没有践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下山很想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时，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据我的推测，对方（“他”）遇到了严重障碍，当时没有联系上。于是，多半重新约定五曰上午九点以后在三越地下铁道见面。请读者设想一这个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障碍”恐怕是指“他”已经落到阴谋者的手里了。给下山打电话通知改变约会的那个人佯称是“他”的代理人，那个人用拷问等方式从“他”口中得到了与下山联络用的暗号等等细节。

据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视厅总监室、法务厅和国铁的公安局长室等处徘徊，举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于觉察到了“他”遇到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遇到障碍——也就是说，与下山失去了联络，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会在工会方面露了马脚，被拘禁起来，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视厅和保安部门瞎转悠了一阵，但是终于没有下决心说出来。他只是激动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这时，“他”打电话来联络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赶快去接。与工会的谈判已经到了决定关头，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联系电话，是“他”的代理人打来的，转告了“他”的话，这也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下山如约来到了三越。但是对方本人呢，却没有来。

八

下山虽然没有见到“他”，却遇上一个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说，联络员一类的人。于是他俩就一起走去（参看三越店员的证词），大概没有乘地道车，而是从三井银行总行那边的地下铁道口走出去的。那与大西司视在等着的三越正门的方向正相反，拐了个弯，大西司机是看不见的。从布置阴谋的人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附近连一个认识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从地下铁道另一个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时，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让下山坐上去。这时，下山发觉了阴谋吗？我认为大概还没有发觉。当然，为了防备下山发觉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万全的安排。

读者大概会记起鹿地亘先生被绑架的情况。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发生的，况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级官员，总不能连踢带打地把他推进车去。如果下山发觉了，也许对方会从左右两边用手枪对准他的侧腹——这个假想是不无现实根据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去跟“他”见面，下山坐上了车子。那个人大概告诉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钟就可以到。

在这种时刻，照例以绑架者所乘的车子为中心，前后都有其他车子掩护。车子毫不显眼，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在掩护。绑架下山达一次，三越和三井银行总行之问的窄路上大概也有四辆不引人注目的车子在掩护，但是下山却没有注意到。后文还要提到这一点。

车开动了。这辆车子从三越出发时恐怕用的是日本的白牌照。车子朝某处开去，掩护的车子也尾随着它。半路上一定换乘了车子。这次大概是一辆黄牌照的车子。当时黄牌照标志着外国人使用的车子，日本警察是完全无权查问的。

大体上可以推想得到，下山是在什么地方被迫换乘这辆车子的。大概就是当时美国“反间谍队”总部所在地的邮船公司大厦一带。情报部在这里有专用房间。下山大概半路上方才发觉自己落入了圈套，但为时已经太迟了。一旦进了美军的大楼，就不可能向外界呼救了。

那以后，黄牌照的车子朝哪儿开去了呢？

加贺山之雄写下了大意是这样的话：

“有人亲眼看见下山搭乘的车子，说它是从国会大厦朝狸穴那边开去的。这是与下山面熟的人说的，看来至少比一次也没见过他的其他目击者的话要准确一些。”

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确实替我们写下了一篇出色的“推理小说”。我的推测和他的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按他们惯用的手段来说，是不会直接朝目的地开去的。一个原因是需要给下山和绑架他的人一段时间在车里谈话，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免目击者推测出他们到哪儿去。

绑架下山的车子多半是蜿蜒曲折而行，结果是从南到北，横跨甲州公路、靑梅公路，穿过川越公路。

那末下山被绑架到哪儿去了呢？沾在他内衣上的粘糊糊的发黑的“油”和美丽的“色粉”就可以说明了吧。

但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关于下山被杀害的 “可是我认为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铁的大规模裁员也逐渐有了进展，终于顺利完成了。在这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原来受到工会压力的战后企业界也能安下心来努力从事公司的复兴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的契机的划时代的一年。因此，下山总裁的死是个有价值的牺牲。我衷心认为，下山总裁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也会聊以感到欣慰的。”

这是从结局上来评论“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结局论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没有人由于预想到这样的结局而阴谋策划了“下山事件”。

这就是说，谁也不能断言，策划这个阴谋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国铁裁员工作，为了镇压日本“走得太远了的民主运动”，并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径上去，以便将来对抗外国共产势力。

阴谋策划者原打算让人觉得下山总裁是“自杀”的。但是警视厅的二科却并不认为他是自杀的，而断定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沿着这条线索侦查起来了。在阴谋策划者来说，即使人们把下山看作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想使人家认为这是共产党方面干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做过这种宣传。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和警视厅二科沿着谋杀案这条线索追究时，侦查工作转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这条线索逐渐变得很不符合阴谋策划者的心意，甚至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如果作为谋杀案来调查，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事件揑造成为日共方面的阴谋，这时只好下令停止作为谋杀案侦查下去。想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地方捡察厅和警视厅二科的侦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说，阴谋策划者在这个案件中布置下两种疑云：自杀和谋杀。在自杀方面，预备了那个“替身”。那末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地作为“谋杀”，好让人家觉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划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妨作以下的解释。

笼统说来，当时日本的治安机构中，国警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局掌握，而自治警则由民政局掌握。检察厅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在策划谋杀下山总裁时，一定想到事件发生后，会由民政局支配下的东京警视厅来担任侦查工作，也会想到东京检察厅要指挥这个工作。警视厅的侦查技能之优秀是世界驰名的，这一点，他们大概也考虑进去了。他们也料到，检察厅和警视厅侦查的结果，也许会识破“共产党员和‘赤色分子’中的急进派杀害了下山总裁”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在这种情形下，与情报部对立的民政局也许还会责备这个阴谋策划得拙劣。当然，这件事不会在日本人民面前公布，而是采取向麦克阿瑟和美国本国汇报的形式。即便没有发生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经在调查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贪污问题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范的就是民政局。为了避免下山总裁是“赤色分子”谋杀的这种说法在侦查阶段就露出破绽，就得事先准备好转圜的余地，所以才放出下山总裁自杀论，以至“替身”这条伏线为吧。也就是说，特工班同时布置了自杀、谋杀两种疑云。如果情报部把治安机关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下山事件”就一定会策划得更干脆一些。

至于那个“替身”是谁，我是有个想法的。当时的检察厅更不会不知道。事实上，对“替身”也曾经追查过，但是自从下山总裁自杀论出现之后，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评论家平野谦）看到我这样写，就说：“替身”一节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连当时和下山总裁不睦的加贸山副总裁都认为有个“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末警视厅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断定它为“自杀”案呢？阴谋策划者为什么没有让该厅明确公布这一结论呢？

会不会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断，好隐隐约约留下谋杀案的气氛，以便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远保留这样、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过激的国铁工会会员干的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式公布案情为“自杀”，警视厅毕竟感到犹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点结论之类的东西，这样才利用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形式非正式地公布出来。

据传，这份《白皮书》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警视厅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由某人卖给杂志社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计谋是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某人主使的。

关于这个事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谣言。举例来说，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会散发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写着；“在下山国铁总裁被杀害地点附近的地面上，有美军大皮靴的痕迹。到过现场附近的几个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有一辆美国军用卡车从犯罪现场附近的桥上经过。运输省某官员还提出证词说，他曾经在国会大厦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下山和一个美国人同乘一辆美国汽车。这些证词并没有引起重视。”还风闻坎农机关与此事件有关，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农这样一个下级机关来策划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所做的推测。如果把“下山事件”当作推理小说来看，那末再没有规模此这更庞大的阴谋了。

《“下山事件”白皮书》是硬沿着自杀论的前提做出的报告书；所有涉及谋杀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当然，我绝不认为侦查一科的那几位站在最前列的侦查员从一开头就受到某种约束才主张自杀论的。但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到达现场后，仅凭直觉就遽然认为下山是自杀的。正如侦查一科科长堀崎所说的：“多年从事谋杀案侦查工作的结果，一到达现场马上就会凭着直觉感到这是谋杀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直觉。因此这是自杀。”（引自加贸山的文章）恐怕这是侦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杀论的有力根据是：盖在尸体上的下山上衣口袋里装着现场上的杂草，说是与前文中所引的目击者山崎竹子的证词一致，但是这类东西，事后愿意装进多少也容易办到。

对下山的谋杀就是为了挫败日本“走过了头的进步势力”而策划的阴谋。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选为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为他作为国铁总裁，坚持独自的立场，对美军总司令部或沙格农的方案进行过抵制。下山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把国铁裁员问题理解为一个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激怒了那个以至高无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农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下山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迂阔了。

在国铁裁员问题上，下山总裁坚决反对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所制定、企图硬让日本官员照样接受下来的方案。因此，尽管沙格农催得很急，他还一再拖延时日，设法拟定自己的方案。

下山不期然而然地就任了总裁。据说，他私下里对国铁工人是颇有理解的。当初美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裁员方案包括大批人员，下山一直进行抵制。下山总裁死于非命之后，国铁工会方面甚至还由副主席铃木市藏致了悼词。但是这份悼词终于没有在下山的灵前宣读。

“悼词

“下山先生，您突然竟遭此惨变，我谨代表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来此向您致以衷心的悼念之词。

“国营铁道公司目前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据说当此时际，人多倾向于规避就任第一任总裁，而您却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应承下来。

“作为工会代表，我们对您素日的心情了解颇深。每次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您都以诚意相待。我们至今犹相信只有您是了解我们的真意的。

“这次精简机构，意义深远，甚至足以左右日本工会以及国家的命运。我们原是抱着披肝露胆地与您谈话和交涉的热情，前来进行七月二日的谈判的。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您终于宣布了停止谈判。我们看出，当时您的隐衷一瞬间流露在脸上了。

“一方面是您私下对这次裁员的牺牲者的厄运所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官方蛮不讲理的要求——您的脸上所表露的大概就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万分痛苦的感情。我们原希望能够和您好好地商谈，全国人民也都注视着这个间题，期待甚殷，不料却在这里看到您惨遭变故的遗容。您的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衷心感到悲痛。今天，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缅怀您的人格操守，一致向您致以真诚的哀悼。

“在临别之际，我们想告诉您，为了重建国铁，复兴日本，我们满怀诚意，希望事情能获得圆满解决。请您作为国营铁道的不朽的柱石，永远安眠吧。谨以这个祈愿作为临别之言。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国营铁道工会”

“下山事件”的侦查工作实标上已经结束了。只要日本在当前国际上的地位不发生变化，这一阴谋的真相大概就永远也不会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