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