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 大学生活_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g.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 我推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

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字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偷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

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地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

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

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桔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撅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