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　司马迁和《史记》

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史记》这一名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任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经奉命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历。此后开始撰写《史记》。

司马迁因为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而被处以宫刑。后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历十八年之久，撰成《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宫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修改。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书，圣人在其中也将有所收获。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只有《太史公》书气势宏大，其余都是丛残小论。《论衡·案书》又写道，汉代著书者不少，司马迁是大河，其余都是小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笔力跨越古今。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史记》几乎描述了全景式的历史。成功的帝王，失败的英雄，叛乱的首领，失意的学者，流浪的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为司马迁所注意的对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于是，一幅社会史的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高的地位。历代评价《史记》，有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种种说法。这些赞美，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就已经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

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

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