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山佛教石刻补纪

十四年十二月，余与郑君鹤声便道游摄山，礼六朝之胜迹，谒千佛之名蓝，而于千佛岩、舍利塔之庄严巧妙，尤徘徊不能去。归稽故籍，遂撰为《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一文，揭之本志二十三卷八号，以志其欣感之忱。当时匆匆属草，未暇博考，诸多遗漏。年来检阅群书，续有所获；十六年及十七年夏，又曾以旅居之便，两游摄山。摩挲残迹，静听梵音；万斛尘氛，荡涤净尽。既归海上，因复理董旧闻，益以新得，撰为斯篇，以补前陋；于所不知，谨发其概，以俟来哲。

一 千佛岩

《小纪》所录千佛岩造像记，以匆匆纪录，讹误遗漏，不一而足。两次重游，复加移写，今为补正如次：

金陵摄山栖霞寺补塑佛像记

栖霞寺自齐梁来号称名刹；沿岩凿佛，庄严殊丽，天下希有。经年既久，内有风雨苔藓侵蚀，致摧剥者有之。善士张玉国玺者参访诸方，归心祖道。以隆庆三年春入山礼谒云谷素庵诸老。游历□间，见岭岩洞壑，种种清静，而一龛独失圣容。欲为凿补，艰于相类，乃以佳材塑而代之。至秋日迎置旧龛。又惧岁月易迁后人罔识，乃谒余言，以纪其事。余因叹曰，若汝真可谓在家佛弟子也。夫佛之法身，犹若虚空，本无形相也。岂汝所能雕刻乎？虽然，消人业识之妄，然人本佛之真，向今时门头，大作佛事，又不能无赖于雕刻之相也。汝今捐赀重造，苟能一瞻相好，顿空识漏，返妄归真；即雕刻之有形，悟法身之无相。然后相与无相，一切拈却。果如此已，乃可谓善造佛相者也。汝其勉焉。是为记。佛弟子无形撰。隆庆四年春三月上浣天界寺沙门定椿漫书。

重修石佛记

栖霞寺丛林兴于六朝，石佛凿至千数；以世相迁流，而不无陵夷。万历庚子春，司礼监刘海不惮凝寒，独有向上之念，故誓庄严是龛佛，忆与客佛，光耀无殊。回嘱纪岁月事迹，置佛左右间。期佛光时时照烛，致官资显达，寿命延长。情流与定水俱澄，心焰暨慧灯并照。是为记。万历庚子仲春之吉，古燕沙门仁宽书。

感应佛记

此何佛也？乃只手千身佛也。齐建康人徐保者，来游栖赧，见一断佛，取归以为砺石，砺久而佛之右臂具断。是夜梦一神人告曰，尔断我臂，当有断尔臂者。徐保觉而心动，右臂且隐隐作楚。即发心将原石造佛一尊，庄以金彩，送入山中，焚香顶礼而去，且遍以其故告人。夫佛本无相，手着何处？有相非佛，报应者谁？此必徐保之神为徐保告。或佛现无相相，接引人三宝心。是时中贵王公庄严千佛，闻之益坚信心。余因纪其事，且说偈云：佛毁佛成，尔断尔造；只手化身，丈六茎草。万历庚子秋日祝得一手记。

修佛龛记三则

书刻南无佛，析之□□氏。尊三何大而不坏，一切有情类。见闻无触佛，尽发菩提心。消除无尽业，同赴龙华会。大明嘉靖壬辰。（此在纱帽峰顶南无佛龛中）

信官 董保、李朝 共发心修佛一龛。万历庚子夏同立石。

南京内官监太监张进募化惠妃马氏共修佛壹龛。万历三十一年孟春之吉立石。

栖霞寺二首

绀宇空王宅，香台佛子筵。钟声流万壑，雨色散诸天。暂远人间世，聊寻物外缘。到来心境寂，一扣野狐禅。一壑路千盘，青霞客可餐。目斜山气紫，溪晚蓼花残。雀语喧颓塔，藤阴覆讲坛。淹留钟磬寂，孤月万松寒。万历壬午秋日秀岩山人李言恭书。（此在《感应佛记》一龛上）

凡此诸记，《摄山志》《栖霞志》诸书俱不载，因不辞重赘，录其全文如右，庶几言摄山文献者有所征焉。

千佛岩佛龛，自齐梁以后以至隋唐，曾否修饰，今不可知。《小纪》据盛仲交《栖霞小志》，知自宋之宝元至淳熙，柱饰庄严，已有更易。嘉靖间郑晓重装无量寿佛及左右二菩萨。至于隆、万以后，诸修佛龛记具在，可按而知。而祝得一《感应佛记》末之“是时中贵王公庄严千佛”云云，祝氏此文作于万历时，则千佛岩诸龛除补造外，万历时且曾全体庄严一过也。在文献方面明代续修千佛岩之举，尚有可征者。明乔宇《游摄山记》有云：

山千岩盘绕，处处皆凿释像于中，饰以金碧，顶上俱有火焰。岁久剥落，深隐者其饰犹存。身皆有孔，云当时有璎珞置其上。大者数丈，小者盈尺，望之如蜂房燕垒，皆有径可到。名千佛岭。《志》云，齐明僧绍故宅，舍为寺。释佛皆齐文惠太子所凿，尽工师之妙。今佛头皆断而复续。

宇为成化进士，武宗时官南京兵部尚书，其所述当为正德时事也。明祝世禄《重修栖霞寺记》又云：

越岁己亥（万历二十七年），三空法师僧定者，自关西来，访寺衲明通师，解行双修，机缘多耦。见千佛岭剥落殆尽，无复相好，遂与明通谋庄严之，而中贵人客君仲乞诸当事者二三公，合金为助。一佛一龛，栉比于甗岫之中者，金碧辉映，山亦生色。客君短衣徒跣，冒风雪，披星霜，往来栖霞道中，躬自荷锸畚土，引绳叠石，与工师共拮据之；等心循乞，无不响应。而侪伍中王寿者，亦斋心矢力，竭蹶昏朝。自庚子至丙午，历七载而落成之。

据祝氏此文，是千佛岩在明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曾因僧定及明通之倡议，由中贵客氏庄严修缮一过，与祝得一《感应佛记》所纪中贵王公庄严千佛之语正可比照。唯当时之庄严修缮亦甚鄙俗，颇为通人所不满，冯梦祯《游摄山记》述此云：

循崖梁人所凿佛菩萨甚多，然多毁缺；补续颇不称。唯弥陀像一躯约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动，其为六朝名手无疑。

冯氏不知嘉靖时郑晓曾重装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故以为唯此尚完好生动，出于六朝名手；而不知即此亦已非齐梁旧迹也。十四年游摄山时，寺僧用水泥涂缮千佛岩诸佛像，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尚未竣工，今岁重往，则璎珞庄严，俨然具备。匪独齐梁古迹久归湮灭，即嘉靖郑氏重修者，亦不可复见矣。明冯时可《再游摄山纪略》有云：

明隐君感佛光，其子仲璋瑑石为无量寿佛像可四丈，左右观音、势至稍亚，工等导引二佛。往即石为龛，今更以石砌为殿，觉益壮观。其傍千佛则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瑑。

无量殿今犹全体为大石砌，顶亦用大石板琢成筒瓦形覆盖其上。就冯时可此文观之，今日之无量殿当犹明代之遗；时可为隆庆进士，无量殿之成最迟当在斯时也。

二 隋文帝所建诸舍利塔

《小纪》中关于舍利塔纪述，遗漏颇多，如：仁寿元年造诸舍利塔之文献，仁寿二年造五十余州舍利塔之各州名，摄山舍利塔柱上所刻经赞之补正，舍利塔之建造时期等等，皆为前文所未讨论，或讨论而多所遗漏。今因补纪如次。关于摄山舍利塔之种种问题，则见第三节，今不赘。

隋文帝仁寿元年诏天下于雍、岐、泾、秦、华、同、蒲、并、定、相、郑、嵩、亳、汝、泰、青、牟、隋、襄、扬、蒋、吴、苏、衡、桂、交、番、益、廓、瓜三十州起舍利塔。《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有岐州、青州、同州三舍利塔铭之目，《金石文字记》收有同州舍利塔下铭，《金石萃编》卷四十收有青州舍利塔下铭（日人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佛教史迹》第四册有青州舍利塔下铭拓本），《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六收有京兆（长安）舍利塔下铭，为三十州以外者，说见下。陆耀通《金石续编》卷三收有岐州舍利塔下铭。盖当时诸州皆奉诏起塔，并皆撰文刻石也。据叶昌炽所考：

今所存者有同州兴国寺、邓州兴国寺（今在河南布政司署）、青州胜福寺（今名广福寺）、永济栖岩寺、长安龙池寺、岐山风泉寺、房山智泉寺、毕节金轮寺、番禺宏教寺。其中惟首山一刻，整齐宏瞻，巍然钜制。

叶氏所举惟同州、青州、永济、长安、岐山五地舍利塔为仁寿元年所造，余俱仁寿二年以后造，叶氏概指为仁寿元年，失考。今就所存五地之舍利塔刻石观之，唯栖岩道场舍利塔碑为大业初制，而同州、青州、长安、岐州四地所存舍利塔铭，则刻于仁寿元年。今引青州舍利塔铭以见一斑。而以同州、岐州、京兆异同，附注于下。

舍利塔下铭

（石横广三尺五寸余，高三尺四寸，十二行，行十二字，而京兆舍利塔铭石高一尺一寸五分，宽一尺，十一行，行十二字。）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京兆塔铭作象），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京兆铭作京兆大兴县龙池寺，同州铭作同州武乡县大小兴国寺，岐州铭作岐州岐山县凤泉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京兆、岐州两铭作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同州铭作爰及于民庶），六道三涂，入非入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京兆、岐州两铭俱作因），同升妙果。孟弼书□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侍者善才 敕使羽骑尉李德谌 长史邢祖俊

司马李信则 录事参军丘文安 司功参军李佸

案释道宣《高僧传》卷三十六有《智能传》，其他诸州送舍利之敕使大德僧，道宣《高僧传》中可以考见者尚多，今为列表如后。送舍利至蒋州栖霞寺之敕使大德僧为明璨，传见道宣《高僧传》卷三十六，是亦言摄山佛教石刻史者之一珍闻也。（表中数字指道宣《高僧传》卷数，书据《明藏》本。）

又案仁寿元年各州所造舍利塔，隋文帝《诏》、王劭《舍利感应记》俱云三十州，而《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六著录仁寿元年京兆龙池寺舍利塔下铭，又在三十州外。意者京兆不与外州同列欤？复次，就今所知同州、青州、岐州、京兆四地之舍利塔下铭观之，文辞俱同，偶然有异，亦只一二字之微。则当时三十一州所有舍利塔下铭，大概一致，唯于州县寺名，各易以本州之名而已。然道宣《高僧传》卷三十六《释道密传》所纪铭文，与现存者大异。《道密传》文云：

仁寿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并放光明，砧锤试之，宛然无损。遂散于州郡，前后建塔百有余所，随有塔下，皆图神尼，多有灵相。故其铭云：“维年月，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思与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诸州供养；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仍为弟子，法界幽显，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三宝，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诸众生，发露忏悔。”文多不载。

岂当时舍利塔铭有两种耶？抑《道密传》所载，乃后世所谓青词之类者耶？

隋文帝《立舍利塔诏》有云：“其塔，所司造样送往。”今按道宣《高僧传》卷二十二《释昙迁传》曾述及文帝立舍利塔事，有云：

文帝昔在龙潜，有天竺沙门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觉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莫知所之。后龙飞之后，迫以万机，未遑兴盛。仁寿元年，追惟昔年，将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与迁交手数之。虽各专意，而前后不能定数，帝问所由。迁曰：“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帝意悟，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

是仁寿元年所造之三十余塔，其塔样盖一准育王故制。英人斯密士（V.A.Smith）著《阿育王传》（ Asoka ， 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 ），中述阿育王时塔制，辞云： [1]

阿育王时窣堵波（St'û，pa）底部约成半圆形，以砖或石制，其下平坦，可以回旋而上。基作祭坛状，更上益以石座，形同伞然，重重相叠。塔底围以栏循，栏杆及柱头，或不加雕饰，或刻以各种浮雕。栏循进门处有讨极为精致，名曰torahas，上有各种雕刻；今中国各处犹多此式也。

此即覆钵塔式也。今就摄山舍利塔观之，亦似此式。摄山舍利塔，据盛仲交《栖霞小志》所纪本有栏楯；今栏楯虽毁，而承栏檐之石址尚在，榫眼犹存，址上及塔基与石址相接处之白石上，并雕有海马龙凤花纹之属。遥想此塔初建，栏楯未毁，其庄严华丽，必有异乎寻常也。所谓塔基，即半圆形底部；覆钵之名，盖由于此。此外各层，亦与育王时遗制相似。故摄山舍利塔当亦为覆钵一式也。（今摄山舍利塔建轨制度，一准育王，至其是否即为隋时所建，辩别见后，兹不赘）

隋文帝于仁寿元年、二年、四年三次造舍利塔。元年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摄山一塔，即造于元年。二年又于五十余州，各立舍利塔。唯二年所造灵塔数目，说各不同。隋文帝《答安德王雄庆舍利感应表诏》，作五十；《广弘明集》作五十一；而《法苑珠林》作五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法苑珠林》以宋、明、丽三本对校，其五十三州之名为恒、泉、循、营、洪、杭、凉、德、沧、观、瀛、冀、幽、徐、莒、齐、莱、楚、江、潭、毛、贝、宋、赵、济、兖、寿、信、荆、兰、梁、利、潞、黎、慈、魏、沈、汴、许、豫、显、曹、安、晋、怀、陕、洛、邓、秦、卫、洺、郑、杞；依元本尚有一梓州。 与《广弘明集》所载相较，多恒、泉、循、洪、凉、沧、齐、莱、寿、梁、沈、显、秦十三州，依元本增一梓州为十四州；而少泰、明、雍三州。泰、明、雍三州，《广弘明集》俱纪其所感瑞应；道宣《高僧传》卷十三《法侃传》纪仁寿二年敕侃往宣州永安寺安置舍利；卷三十六《道颜传》纪仁寿二年敕颜送舍利至桂州。是仁寿二年所造灵塔，盖不止五十三州矣。因合诸书所纪，表列如后。（表中数字，指道宣《高僧传》卷数，书据《明藏》本）

续表

仁寿四年，文帝又下敕造塔，道宣《高僧传》卷二十七《洪遵传》载文帝诏曰：

朕祗受肇命，抚育生民，尊奉圣教，重兴像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道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

至于四年所造塔数，书无明文，唯《洪遵传》有“遵乃搜举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之语。而同书《童真传》又云：

仁寿元年，下敕率土之内，普建灵塔，前后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刹劝课，缮构精妙。

是仁寿四年所造诸舍利塔，最少亦当有二十所也。道宣《高僧传》中曾及四年奉敕送舍利诸大德僧事迹，因更为表列如次。（表中数字指道宣《高僧传》卷数）

仁寿二年及仁寿四年诸舍利塔铭，犹有存者。二年造舍利塔铭今存者有邓州、信州二塔；四年造舍利塔铭今存者有梓州塔。邓州塔铭见《金石萃编》卷四十，信州塔铭见《金石补正》卷二十六；两者互异，今并录如左，以资参览。

信州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信州金轮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外郡官□及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

邓州舍利塔下铭

大觉湛然，昭极空有，慈愍庶类，救护群生。虽灵真仪，亦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恩与率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恳切，大圣垂佑。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利应现，前后非一。顶戴欢憘，敬仰弥深。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

王兰泉《书邓州塔铭后》，谓“此文非敕语，不知是诸臣，抑是寺僧所记”云云。梓州塔铭，《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曾著其目，铭文不见诸家著录。

[1] V.A.Smith： Asoka ， 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 ，p.111.

三 关于摄山舍利塔之种种问题

以上言千佛岩及隋文帝所建诸舍利塔既竟，因将与摄山舍利塔有关之种种问题，为前文所漏陈者补记于此。

前文于摄山舍利塔第二层八面各柱所刻经赞，一一迻录，唯多讹错，今为补正如次。（前云柱八面，实只六面。）

第一柱

经云：凡造佛塔，先书此偈，使瞻礼之人获福无量。 法从缘生，诸法从缘 ；□□□□，□ 作如是说。

第二柱

《棱严经》赞佛四 ：□□□ ， □。楞严王世 ，有消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祗获法身。

第三柱

《提谓经》云：常行绕塔三匝者，表供养三尊；止三毒；净三业；灭三恶道；得值三宝。时提谓长者白佛言供养。

《金刚经》四句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第四柱

佛赞迦叶佛塔偈云：真金百千担，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团泥，敬心治佛塔。

绕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等福：

一复得端正好色；二得声音好；三得□ ；□四 ； 。

第五柱

毁

第六柱

毁

又前文于舍利塔上所刻匠人姓名，曾举“作石人王文载”及“ 人徐知谦”二人；今按第五面尚有丁延 ，镌石作“丁延 作石”五字。余之知此，盖老拓碑工李祯祥所告也。李君自缪筱珊先生修江南志时，即为各处拓碑；摄山题名李君莫不罗罗清疏，若指诸掌。梁中大通二年题名，在无量殿东一佛龛上，即因李君之指示，始得亲往摩挲云。

前文于摄山舍利塔第二层第六面之全毁，疑其在太平天国时。续加稽考，知其不然。南宋曾极《金陵百咏》咏摄山诗云：

一丈唐碑今露立，十寻梵塔已低摧。层层石佛云间出，坐阅齐梁成劫灰。

由极此诗，可知舍利塔在南宋时即已呈摧毁之状。明李言恭、曹学佺，清方文、厉鹗皆有诗及舍利塔，足以考其完毁，因并录如左。（李言恭栖霞寺二首已见前，不赘。）

曹学佺《栖霞寺》：

双林初创迹，六代自重名。古塔无全影，疏钟尚旧声。佛频掘地得，僧偶卓泉生。漫复追兴废，忘言在化城。

方文《同王阮亭祠部宿摄山再宿华山纪游六十韵》（摘录）：

东偏舍利塔，隋帝之所治。兵燹缺其角，塔身尚未亏。

厉鹗摄山杂咏《舍利塔》：

隋文遗浮图，石函瘗云峤。下镌佛涅槃，绘事顾陆肖。奈何完颜军，缺落付劫烧。

由以上诸诗观之，舍利塔之残毁，南宋已然；明清诸家叠有纪述；樊榭且直以为毁于金人。樊榭最熟宋代文献，所云当非无据，唯不知果出何书耳。

前为《小纪》，谓摄山舍利塔为隋文帝所造，不加疑虑。后得阅日本鸟山喜一所作《论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浮雕》一文之梗概，及瑞典赛棱教授（Prof.Osvald Sirén）之《中国雕刻论》（ Chinese Sculpture ），始知东西学者对于此塔年代，异说滋多。虽其所论俱难断定，要亦言之成故。因将二家之言，移译大略，录之于次，然后附以私见，以相商榷。余亦为主隋代说者，唯自知于兹塔年代问题，亦无十分之见；此不过聊揭所知，以供大雅君子之参览而已。鸟山喜一《论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浮雕》梗概略云：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石造五层，各层饰以佛像及四天王像浮雕，基部八面各刻浮雕释迦八相图。常磐大定博士据《摄山志》以为建于隋代。或因仁寿元年于雍、岐、泾、秦等三十州立舍利塔；二年又于恒、泉、循、营等五十三州建塔，故从文献上以兹塔属于仁寿二年所建。亦有据《金陵梵刹志》所引《景定建康志》，谓栖霞寺舍利塔毁于唐武宗时，现存系重建于宣宗大中五年者。更有以为系南唐高越、林仁肇所建者。然考此说所据，显系将隋塔为之重建耳。《金陵梵刹志》云：“舍利塔，高七级，在无量寿佛之右，隋文帝造，高数丈。五级，雕琢极工，南唐高越、林仁肇复建塔。”依此是舍利塔有二，一为七级，隋建；一为五级，南唐建，文意甚为晦塞。要之此塔年代究属于隋，抑为再建，或造自南唐，尚未能决，文献上亦无充分之证据。今暂定为隋代。复次，印度、中国之佛教美术，在绘画及雕刻方面率以佛本行及佛传为资料，而以八相图为资粮者现在甚少。然所谓八相之内容，小乘之智觊《四教仪》与大乘之《大乘起信论》，所说各异。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就出游一图观之，可知其不属于小乘，而亦非大乘；其故何在，尚不之知。舍利塔八相图浮雕自降胎至涅槃，俱极为精好，描写方法，甚为简约，而表现颇属巧妙。常磐博士以为其中采有中国式之特殊意匠，颇有研究之价值，盖足为佛教美术上之一珍例也。

更就舍利塔形式以定年代，为说亦各各不同：松本博士持隋代说，据常磐博士所记，关野博士主中唐说，伊东博士及中川忠博士主南唐说，而太田博士则泛指为宋元时代。就浮雕论之，主中唐、南唐说者，盖以雕刻虽精，而有微弱之感，近北魏雕刻而无其劲挺。试以龙门宾阳洞进香浮雕与天龙山北齐诸窟比较观之，栖霞寺舍利塔殊无隋代之感。栖霞寺舍利塔近北魏一派，而稍弱者，或因受江南之影响故耳。（关野贞博士曾将其主张修改，以为栖霞寺舍利塔当建于唐末，并谓使《金陵梵刹志》所纪为确，其大致当亦不殊云）

赛棱于其《中国雕刻论》中，释摄山舍利塔诸图，有云： [1]

此塔年代，说者不一。当地传说以为创自萧梁；谓为造于隋唐及明者，亦大有人。然就其雕刻风趣观之，显然与杭州诸刻相似，盖吴越钱氏建国时之作也。

综斯二家之言，可知对于摄山舍利塔之年代，东西学者多主南唐，盖以文献与作风两方面之理由为其根据。虽未得诸家之说遍观之，然其大概，可得而言。今试以其所据分文献与作风两者而分别论其当否如次。

持南唐说者在文献方面之根据为《金陵梵刹志》引《景定建康志》之言。《梵刹志》卷四《古迹》所引见《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栖霞寺条考证，辞云：

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葬舍利处。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铉书额曰妙因寺。

然《景定建康志》此文，实本于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一栖霞寺条，其文曰：

唐高宗尝建寺碑，并书寺额；武宗会昌中废，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本朝太平兴国五年改为普灵寺，景德五年改赐景德栖霞禅寺。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葬舍利处。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铉书额曰妙因寺。

《梵刹志》所引源出于此，唯文句增益，以为“舍利塔高七级，在无量寿佛之右，隋文帝造，高数丈。五级，雕琢极工，南唐高越、林仁肇复建塔。”顾三书所言，辞意俱甚晦塞；不知究系隋文帝建塔，南唐重修；抑隋时无塔，南唐始建？陈毅《摄山志》述此，辞意较晰，其言曰：

南唐高越、林仁肇并为江南国主大臣，勋贵无二，尊礼三宝，钦隆佛法。隋文帝所造舍利塔岁久剥蚀，金碧毁落，二公同志兴修，复加严饰。

然《六朝事迹编类》初无此言；高越、林仁肇信佛，马、陆之书亦无明文；陈氏所云，或据《梵刹志》复建一语而为之润色耳。而《事迹编类》以含混之辞，述隐微之事，取为佐证，实有未谛。《宋史·艺文志》有高越《舍利塔记》一卷。摄山舍利塔之是否为越与仁肇所建，抑为重修，《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金陵梵刹志》以及《摄山志》所云，皆含混难决，非高氏《舍利塔记》重见于世，不能定也。至以雕刻作风定为南唐，似亦无据，其辨见后。

或谓栖霞寺毁于会昌废佛之役，重建于宣宗元年，舍利塔当亦在被毁之列，而复兴于大中五年。征之明徵君碑被毁之事，似若可信。然会昌毁佛，史记其事，以为：

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

明言土木石像留于寺内，则摄山舍利塔宜亦逃此浩劫。如谓会昌毁佛，塔亦被毁，是谓其毁于德宗之时，亦为可通矣。唐赵元一《奉天录》云：

时淮南节度陈少游领卒戍于盱眙。闻难，即日还广陵，深沟高垒，缮甲完守。镇海军浙东西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驴马出境。以战舰三十艘，舟师五千人，自海门扬威武至于申浦而还。拆上元县佛寺观宇四十六所造坞壁，自建业抵京岘楼雉不绝。穿大井，深数十丈，下与京江平，凡数百处。滉将邱岑严酷，士卒日役数千人，去城数百里内，先贤邱墓，多被侵毁，故老以为自孙权、东晋、宋、齐、梁、陈兵垒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即日追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置营垒。部内佛寺铜钟，并铸戎器。本司取处分，韩公判云：“佛本无形，有形非佛。泥龛塑像，任其崩颓；铜铁之流，各还本性。”既而并付炉焉。

当时建康一带像教之厄何殊会昌。使会昌被毁之说可据，则赵氏所记，亦自信史矣。然其羌无实据，依附比会，盖非考史者之所许也。故就文献上言之，持南唐说及大中说者所有证据，俱嫌薄弱。此外就舍利塔本身及作风观之，亦足证南唐、大中二说之不足恃也。

按前云舍利塔上所镌匠人姓名凡三：曰作石人王文载、曰匠人徐知谦、曰丁延 作石。匠人徐知谦之匠作“ ”，其“ ”从“辶”，《小纪》谓为六朝别字之遗，初未举证。今案爨龙颜碑第十七行“骞骞匪躬”之“匪”字作“ ”，不作“匪”，又二十三行“匠碑府主簿益州杜苌子”之“匠”字，正作“ ”。是知六朝别字“匚”固多书作“ ”，而“匠”字直书作“ ”。中唐之时尚有书“匚”作“ ”者，如润州魏法师碑之“匮”字书作“ ”，即其一例。中唐以后，不复见矣。

复次，摄山现存舍利塔式样，仿育王遗制，属于覆钵塔一类，与道宣《高僧传·释昙迁传》所纪仁寿元年造塔制度相符。准此而言，谓今塔为仁寿元年之遗，不无可信也。

又赛棱诸人判定年代，动以作品风趣相近为言，以为摄山舍利塔属于唐末或南唐。余意不然。判定雕刻年代，于用已知之同时代雕刻品比较研究，明其同异而外，尤当明一代画学之流变，此于研究浮雕为尤然也。东西学者讨论摄山舍利塔年代，于此层似少注意。今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有云：

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吴道元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于蜀道写貌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鸥，穷于张通（张璪也）。

观彦远此文，于六朝画山水树石之法，可知其概。今以此为准，反观摄山舍利塔八相成道诸图，与彦远所说，冥合符契。如释迦受生图中摩耶夫人手扶之菩提树，释迦出游图中之三树，释迦涅槃图中释迦身后之娑罗双树，释迦出城图中林中仙人身畔之诸树，释迦成道图、释迦说法图中之诸树，莫不刷脉镂叶，雕干析根；而成道图中河畔一树叶干俱加雕镂，树根且析为六瓣，琢成文理，尤足见此。山水之概，亦复不殊。赛棱以为舍利塔八相图作风，与杭州烟霞洞诸刻相同，今以彦远之言案之，未见其然。松本文三郎谓其雕刻之法约与龙门宾阳洞进口所刻帝后进香图相近， 不识其说当否。要之，就画学之流变论之，摄山舍利塔八相图之时代欲不谓为唐以前作品，不可得也。

虽然，摄山舍利塔之时代，欲为决定，尚有二证，俟诸将来之发见也。一曰舍利塔下铭之发见。仁寿元年、二年所造诸塔皆有舍利塔下铭，摄山当亦有之，如能发见，则舍利塔之年代，大致可决。次曰岐州凤泉寺舍利塔四画石与摄山舍利塔八相图之比较研究。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知艺风老人收有仁寿元年岐州凤泉寺舍利塔现存四画石拓本；能得其拓本或原石照相，与摄山舍利塔八相图比较，必可呈若干之光明。盖元年造塔，塔样颁自京都，三十余塔塔样相同，则二者相较，必可以知其异同也。第一说不可必，而艺风堂金石全部归北京大学，并辟专室以储之，海内当不乏好事之士，以艺风所藏定摄山一塔之时代者，企予望之矣！

至于摄山舍利塔八相图之渊源，图中宫室衣冠之研究等等，俱属专门之学，谨俟通人，祛其迷罔，兹篇不能尽也。

（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六号

页七三—八六，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1] Prof.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Vol.I.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