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史略论

——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探

一 引论

南诏蒙氏之在中国历史上初露头角，大约始于公元后第七世纪左右，即唐太宗贞观初至高宗永徽之间。到了第八世纪中叶，即玄宗天宝初年，阁罗凤建国称王，声势日益浩大。南诏极盛之时，版图所及北抵今大渡河，与唐以一衣带水为界；其兵力东边达到今贵州的遵义和广西的西部；南方的今越南、泰国，西方的今缅甸，三个国家的北部，俱曾一度为南诏所征服。自第八世纪中至第九世纪末，俨然为东南亚洲一大国，虽臣服于吐蕃，实则无异于分庭抗礼，同成唐室心腹之患。唐朝末年至不得不调徐州之兵远戍桂林，以防南诏，因酿庞勋之乱。所以《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的《南诏传赞》末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前历史学家之重视南诏和唐朝历史的关系，于此可见。

清朝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有很多的贡献，而治南诏史者却寥寥可数。近二十年来，南诏的历史方始得到若干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注意，他们的著作为南诏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1] 本文就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以及史料方面有关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这些意见只是试探或假设的性质，不敢说就能阐明南诏史上的一些疑问。“旧学商量”，还望治西南民族史的专家予以指教。

[1] 南诏史的研究始于清代，清高宗敕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唐樊绰所著《蛮书》，并用聚珍版印行，南诏历史的原始史料，才重显于世。其后不久，卢文弨即据聚珍版《蛮书》加以校勘。卢校本《蛮书》今存南京图书馆，虽寥寥二十余事，无关宏旨，究不失为开创之作。乾嘉以后学者治史地者如林，顾独不及《蛮书》。清末沈曾植有《蛮书校本》，仅从其《海日楼文集》中得见所为《跋》，书存亡不可知。以上二人都是乾嘉学派的正宗，而所致力者仅限于校勘笺注之学。近二十年来，注意南诏史的人逐渐多起来了，研究的面广了，也比较地有系统了。云南方面如徐嘉瑞、方国瑜、夏光南、范义田，前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陶云逵，之江大学的徐松石，华西大学的杨汉先，以上诸位先生都曾有专书或论文，讨论南诏史上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如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见《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陶云逵的《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俱曾予研究南诏史的人以不少启示。西方学者在本世纪初即已注意到南诏史的研究。一九〇四年，法国的C.Sainson发表了他所翻译的《南诏野史》（ Nan - Tchao Ye Che ，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 - Tchao ， Traduction d ' uneHistoire de l ' ancien Yunnan ，1904），其时，伯希和（M.P.Pelliot）也发表了他的《交广印度两道考》（ 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á La fin du Ⅷ Siécle ），都是有关南诏研究的重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美国罗克（Joseph F.Rock）发表了他所著的《拿喜古国史》（ The Ancient Na - 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一书，虽所述限于云南丽江一带摩些族的历史，但很多地方都与南诏有关。日本学者也有关于南诏之作，以《东洋学报》上发表的铃木俊《论六诏地望》一文为最早。

二 南诏史上的民族问题

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例如民族堆积层次问题，就是一个。以云南为例，庄蹻开滇以前和以后，有哪些种族在云南活跃过或生活过？他们之间先后的关系又是怎样？几十年来其说不一。 又如汉唐间云南著名的豪族爨姓， 以及樊绰《蛮书》所提到的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又是些甚么种族？《蛮书》既然说“六诏并乌蛮”，何以又不算入东西二爨之内？ 这些乌蛮、白蛮是土著呢？还是自他处迁徙来的呢？《华阳国志》提到青羌，《蛮书》也有剑羌、大羌的名称， [1] 这些青羌、剑羌、大羌都出见于古代云南比较偏西的地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羌、爨以及六诏究竟有无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外学者纷纷议论，至今意见不能一致。

这些问题之中，民族堆积层次问题又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须待考古学人类学的工作相当地展开，才能有所决定，暂置不论。现在只就两爨、六诏、青羌、剑羌、大羌，提出个人的意见。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平定大理以后，于云南立合剌章及茶罕章两管民官，合剌、茶罕为蒙古字，义云黑、白。据伯希和、沙海昂（A.J.H.Charignon）以及罗克诸人的解释，中国史籍上的戎、爨、章三字，实即同名异译，只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而已。 [2] 伯希和诸人的解释，大体上是对的。因此我们以为云南古代的民族情形有一部分是如下面所假定：

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六诏，以及青羌、剑羌、大羌，不是云南土著，而是原来居住在陕西、甘肃、四川、西康四省之交陇山山脉一带逐渐向南迁徙的氐族和羌族。这些氐族和羌族一部分进入成都平原，后来沿着岷江流域南下，经今四川宜宾、庆符、云南昭通，以至云南安宁以东。这一支是为爨族。又一部分沿着岷山山脉以西散布于今西康省境内，其南迁以至于云南大理一带的一支，名为六诏，青羌、剑羌、大羌俱应包括在这一支之内。他们虽然都属于氐族和羌族，而同源异流，所以六诏为乌蛮，而不算入东西二爨之列。

兹从地名、传说、姓氏几方面来说明上面这一个假定。

戎是古代西方的一个重要种族，极盛之时，势力达到今洛阳附近。周秦之际，戎族逐渐退到陇山山脉的中心地点今天水、武都以及四川的北部。这时候的戎族以氐、羌两族为其主要的成分。秦兴于天水附近，紧邻西戎。公元前第七世纪，秦穆公始“东平晋乱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公元前第四世纪末，秦灭巴蜀，于是秦遂有今天水、武都以及四川北部的大部分地方。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国，置三十六郡，其中如上郡、北地、陇西、巴、蜀诸郡，原来都是西戎故地。汉族与西戎的冲突，至秦置三十六郡始第一次告一段落。上郡、北地、陇西、巴、蜀诸郡的建置，即是说明汉族的势力已正式进入到这些地方，而以氐、羌为中心的西戎，不得不向西向南以山岳地带为其藏身之所了。秦之辟地千里建立郡县，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后汉书·西羌传》曾纪有下列的一件事：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

秦厉公之立在公元前第五世纪前半期。《后汉书》的记载说明秦虏掠羌人作为奴隶，并用相当残酷的方法迫害他们。《华阳国志·蜀志》还载有秦惠王移民巴蜀的事：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周赧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因巴蜀戎族尚相当强大，因移秦民实边以相对抗，这种移民实边的办法，一定得挤走原来的土著，势必发生民族的迁徙。

秦之称霸西戎，广地千里，开辟巴蜀，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于氐族和羌族的重大压迫。

秦、汉之际，北方民族发生变化，匈奴逐渐强大，月氏被迫西迁，氐、羌转而受匈奴的奴役，和匈奴结为联盟，对于新兴的汉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秦、汉两代都定都关中，不能听任近在肘腋的氐族和羌族威胁生存。于是乃有汉武帝开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置天水以及河西四郡，以隔绝匈奴与氐、羌的交通的一系列措施。《后汉书·西羌传》有一段文字，简单扼要地说明了秦、汉两代对于氐、羌的斗争：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汉武帝之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是历史上第二次对于氐族和羌族的重大压迫。

自公元前第七世纪起到公元前第二世纪，六百年间氐族和羌族受尽了秦、汉两代残酷的压迫，但是其余种散布于关中以及秦、陇地区者仍复不少，忍无可忍，因有东汉东羌之乱，断断续续将七十年始告平定。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东羌入寇三辅，段熲应桓帝问所上书分析当时形势甚为明白。段熲上言有云：

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纵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

自安帝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年）先零羌入寇起，至桓帝元康元年，历时六十七年。灵帝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年）段熲受命征讨东羌，二年东羌平，计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汉朝胁下痈疽伏疾固然除去，而秦、陇之间氐族和羌族所受的灾难也就不小了。

永初东羌之乱历十余年，江统《徙戎论》说：“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接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 是其时氐、羌亦有侵入蜀及汉中者。至于此后数十年间氐族和羌族有无流亡入蜀之事，虽史无明文，然试看晋惠帝时巴氐李特之随六郡流人入蜀，可以想见秦、汉以来每与氐、羌发生一次大斗争，结果必引起氐族和羌族的一次大迁移。巴氐李氏特其最著者而又见于史籍著录而已。

周、秦之际，氐、羌退居于陇山山脉之中，而以天水一带古所谓秦州或陇州的地方为其中心。其地有大陇山、小陇山，又有大坂名陇坻，《辛氏三秦记》说：“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古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对于九回的陇坂，倾吐了无数哀怨凄丽的诗句。 所以陇山以及陇坂九回几乎成为氐族和羌族的一个象征。汉武帝时于其地置天水郡，王莽改为填戎，明帝时改为汉阳郡，属县之一名成纪。魏、晋以后置秦州，统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巴氐李氏随六郡流人入蜀，六郡即指秦州所属的六郡而言。武都亦为氐族聚居之处，晋以后又称为南秦州。 仇池即在武都，氐族部落大帅杨腾，于汉建安中，即公元后第三世纪初，徙居仇池，魏、晋以后，其族渐强，为患陇、蜀之间，至北周末季始渐告衰微。

古代自天水经汉中入四川道路甚多，最古者为金牛道，即秦惠王时入蜀之路，经今广元、剑阁、绵阳、广汉以至成都。又一为米仓关道，经今南郑、巴中、阆中、南部、三台，合于广汉，亦至成都。自武都南下有阴平道，三国时邓艾袭蜀即取此道，经江油、绵阳以至广汉，与前两道合，总汇于成都。 古代聚居于天水、武都、陇山山脉中的氐、羌民族，被迫南下进入四川，其所经行大致不出上述诸道。从这些大道上的古代地名，还可以看出氐、羌迁徙的痕迹来。

在米仓关道上有仪陇县，置于梁时，并于其地置隆城郡，隋废郡，县改隶巴西郡。 仪陇县名至今未改。在阴平道上的彭县，后魏为天水郡，后改为九陇。后周置九陇郡和九陇县，唐代还有九陇村。 仪陇、九陇，都与陇山有关。因为住居陇山的氐族、羌族南迁，曾在这些地方流寓过，后人遂取仪陇、九陇等名以志过去的一段历史事实。仪陇标识着对于陇山的怀念，而九陇乃从陇坂九回得名；后魏之又以九陇为天水郡，是为与陇山有关的显明证据。九陇境内有九陇山，亦应与县名为同一来源。

自成都沿岷江南下有彭山县，周武帝于此置隆山郡，隋开皇时罢郡为县，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因避玄宗讳改为彭山县。 隆山、隆城，其实就是陇山、陇城。由彭山顺流而下至岷江与金沙江合流处是为宜宾。两汉置犍为郡，治僰道，即今宜宾；秦、汉以后自四川入云南多取道于此。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以及隋、唐时代的石门道，都是指的从宜宾过江，经今庆符、昭通以至曲靖的一条大道。三国蜀时，分犍为置朱提郡，晋朱提郡所统五县中有汉阳、南秦二县。南秦不知在何处，汉阳则在今庆符县， 汉阳、南秦原为天水、武都的别称。在四川通云南东部的大道上出现了与氐族、羌族聚居的天水、武都有关的地名，这只能与仪陇、九陇等量齐观，予以同样的解释，不然是说不通的。

陇山山脉中的氐族、羌族，秦、汉以来屡次遭受压迫，于是陆续从米仓、金牛、阴平诸道进入四川。到了成都平原的一支又沿着岷江南下，经五尺道至云南东部今曲靖、昆明、安宁以至于建水一带。从沿途遗留下来的地名看，他们迁徙的路线是很清楚的。属于戎族的氐、羌到了云南以后，改称为爨，爨不过是戎族的同名异译而已。鱼豢《魏略》说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 。白氐之名特著于后世，羌亦有青羌之称；西爨白蛮之为氐族，东爨乌蛮之为羌族，其起源大概如此。大理段氏系出白蛮，因此改赵州为天水郡，改永北为成纪镇， 也自然可以理解了。我并且以为滇国、滇池之名也源出氐、羌，而与填戎有关。“填”“滇”音同，所谓“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 ，只是一种望文生训的傅会之辞，不足据为典要。

以上说的是氐族和羌族在岷山山脉东边沿着岷江南下进入云南东部称为两爨的一支，根据地名建置的沿革，追溯他们迁徙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氐族和羌族活动于岷山山脉西边今西康境内，其进入云南，居住于今大理四周的一支，是为六诏。这一支的迁徙情况，与两爨有点不同。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前，西南民族分布的情况是：夜郎以西为滇国，自滇以北最大的数邛都，邛都东北徙莋都最大，莋东北又数冉駹最大，冉駹东北便是白马。这些民族都属于氐族一类；散处于岷山山脉以西及金沙江的南岸。至汉武帝通西南夷始于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以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越嶲郡相当于旧宁远府境，沈黎郡相当于旧雅州境，汶山郡相当于旧茂州及杂谷厅境。而旧阶州、松潘又都包括在武都郡内。秦、汉以后开辟西南，力量都集中在巴、蜀，即岷山山脉以东的一带地方，于是巴、蜀一带的民族斗争也最厉害。《华阳国志·蜀志》说秦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败走武阳，为秦军所害，蜀王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逢乡白鹿不知为今何地，武阳即今彭山县，是蜀王逃亡的路线也是沿着岷山南下。而越南古代史上还有蜀王子建国称安阳王的一段历史，这里的蜀王子当即为秦张仪、司马错所灭的蜀王的后人，率其种人南奔至于越南北部，竟像后世的虬髯公自王于海外扶馀一样，建国称王。

秦、汉两代对付留在巴、蜀的所谓夷人，手段是异常残酷的。就像勇猛善战的板楯蛮，屡世效忠于汉，卒因“愁苦赋役，困罹酷刑”，于汉末屡次叛变，汉灵帝时汉中程包答灵帝问说得很清楚：

板楯七姓射杀白虎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因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

所以岷山山脉以东的巴、蜀地方，在秦、汉两代开边辟土的政策之下，氐、羌以及像板楯蛮一样的其他种族，如不能效法蜀王子之别寻生路，便只有与板楯蛮同其命运；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是没有第三条路的。巴、蜀地区秦、汉殖民进行愈厉害，民族的移动也愈明显。

至于岷山山脉以西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一地区的居民，据《史记·西南夷传》所纪，主要的是戎族，其中包涵有氐族和羌族在内。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以后，虽然曾在这些地方设官置吏，为时只十几年，秦灭汉兴，遂弃而不顾，尽力于蜀土的开辟。 大约到汉武帝平南越的时候，才开始经营西南夷，建置越嶲、沈黎、汶山、武都四郡。但是这些郡县的建置是很不安定的。前面说到东汉历时七十年始告平定的东羌之乱，是东汉的一件大事。自武帝元鼎六年以后以至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三百三十年间东西羌以及蜀郡徼外诸夷的叛乱，总在六十次左右，即平均每五年约有一次。在这六十次左右之中，蜀郡徼外夷所谓武都、汶山、沈黎、越嶲，以及永昌诸郡蛮夷反叛的事件，就两《汉书》《本纪》《西南夷传》所纪有时次可考的而言，将近三十次，即平均每十年蜀郡徼外夷必爆发一次变乱。像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的一次，“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 这些地方道路崎岖辽远，气候又复温暑毒热，转输困难，动致饥疫，所以如杜钦之流遂有“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的议论。 其后蜀汉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只在这些地方采取羁縻政策，不愿多费气力。《后汉书·西羌传》曾说到羌无弋爰剑的后人：

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犛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

秦献公在位的时候为公元前三八四—三六二年，那就是说在公元前第四世纪以后，羌无弋爰剑的后人已逐渐分布到广汉、武都、越嶲一带，大都在岷山以西，一直到金沙江边上。《后汉书》明说犛牛种越嶲羌，而所谓青羌、剑羌、大羌，也应是无弋爰剑的后人。这与《史记》所说邛都、莋都、冉駹、白马“皆氐类也”的话并无冲突。古代纪载说到广汉、武都的白马种，往往称之为白马氐或白马羌，氐、羌互用。故说氐类，也应包括有羌族在内。自公元前第四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大概始终保持着一种汉弱彝强的形势，各民族之间亦有移动，但不如岷山山脉以东那样的激烈。这从地名方面多属氐、羌族的原来名称，汉化痕迹不甚显著一点可以看出来。《蛮书》卷二记的是山川江源，其中有一段纪金沙江，文云：

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嶲州，西南至会州诺赕，与东泸水合，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蜀忠武侯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在弄栋城北，今谓之南泸。……又东北入戎州界，为马湖江。至开边县门与朱提江合流，戎城南门入外江。

这是说的金沙江沿途异名，以及到今宜宾南门与岷江会合的情形。诺水亦即《山海经》里的若水。丽江拿喜族称黑为na，称大水为ibi，凉山彝族称黑为no，称大水或河为yee，故所谓若水、诺水以及诺矣江，是古代彝族对于今金沙江的一种称呼，“若”“诺”以及诺矣江，即no-yee的对音。诺矣江之重复翻译，与现在地图上的博楚河如出一辙。古代金沙江流经摩些族境内称为摩些江，流经彝族境内又称为若水、诺水，或诺矣江，译义即是黑水。“若”“诺”以及“泸”字，俱是一声之转，俱是指的一条水。 [3] 古今来对于梁州黑水的考订聚讼纷纭，如其能从氐族和羌族的语言中去求解释，也许不至于如此纷歧。 五月渡泸著于蜀汉，若水之名见于《山经》，因为氐族、羌族居此地千多年来无大变化，所以到了唐朝，犹然名从主人，保留了前代的旧称。

又据《魏书·地形志》，北魏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四四二年）于南秦州汉阳郡置兰仓县。汉代的永昌郡有兰仓水，行者苦于劳役，致有“度兰仓为它人”之歌。北魏在南秦州所置的兰仓县，其建置详情不得而知，而其与永昌兰仓之南北呼应，息息相关的情形，还是可想而知的。

以下就传说和姓氏两方面来说明氐族、羌族和两爨以及六诏的关系。

关于传说，只举陇坂和九隆的两个故事，试予以解释。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氐族、羌族原来以陇山为其居住的中心，所以陇山以及陇坂九回几乎成为他们的一个象征，一般行役对于陇头的流水陇坂的九回，也不胜其幽怨之情。但是在岷山山脉的中部，古代邛人、莋人分界之处的邛徕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续汉书·郡国志》广汉属国都尉严道有邛僰九折坂者，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曰：

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昔杨氏倡造作阁故名焉。邛徕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王阳行部至此退。

王阳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因为讲孝道的说到为人子者不登高不履险，莫不举王阳为典型的例子。王阳故事略见《汉书·王尊传》：

（尊）迁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徕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像这样的九折阪就是陇阪九回，邛徕山也恰巧是邛人、莋人即氐族和羌族所在之处，应该不是偶然相合。这一个故事的后面，可能隐藏有一段民族迁移的历史事实在内。

其次说一说九隆的故事。九隆是哀牢夷的故事，见于《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今举《后汉书》文如次：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

这与“天命玄鸟、感而生商”，同样是一种原始的感生神话。如若把沈木化龙等等神秘的外衣剥去，九隆故事便只说明这一民族系出陇山。九隆者九陇也，与汉人姓氏之有河内、河东等郡望同一意义，并无何等神秘之处。

两爨以及六诏源出于氐族和羌族，从姓氏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氐族和羌族的姓氏是有不同的，其不同由于汉化之有深有浅。《后汉书·西羌传》云：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羌族氏族虽然无定，然或以父名和母姓相连起来为种号，那还是有姓氏的，不过不一定为汉式的姓氏罢了。至于氐族情形，略见《魏略》。《魏略·西戎传》云：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氐族因与汉族错居，多能说汉话，也效法汉人，有汉式的姓氏。氐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比羌族要深一些，即比羌族进步一些，所以常有轻视羌族的表示。最突出的例子是苻坚拒绝姚苌要传国玺的一番话。《晋书·苻坚载记》纪此云：

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氐族著姓如苻（苻洪、苻坚等）、杨（杨腾、杨难当等）、李（李特等）、吕（吕光等），都是有名的豪族，此外张（氐豪张熙）、齐（齐万年等）、姜、梁也号称大姓。而赵整、赵曜、尹纬、尹详之流，或则称为西州豪族，或则佐辅氐、羌首领如苻坚、姚苌其人，我以为他们也属于氐族。苻、杨、李、吕、张、齐、姜、梁以及赵、尹，都是汉姓。羌族的姓氏不如氐族汉化之甚。姚弋仲、姚襄、姚苌、金大黑、金洛生、雷恶地、雷弱儿、彭奚念诸人，取姚、金、雷、彭为姓，而宕昌羌的梁懃，就不一定以梁为姓了。越嶲大帅有高定元、李承之，也是羌族之有汉姓者。 比较起来羌族姓氏之汉化不如氐族之显著，足见《后汉书·西羌传》和《魏略·西戎传》的纪载是相当正确的。现在再来考查一下古代云南白蛮、乌蛮的情形。

《蛮书》上说到白蛮姓氏的有下列几处：

三、越析一诏也。……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元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卷三）

青蛉蛮亦自蛮苗裔也。……有首领尹氏。……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皆其人也。（卷四）

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卷五）

波州……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云南。（卷六）

这里的段子英，《蛮书》上没有说他是否白蛮。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九，二十九换段姓条诸郡段氏云：

左金吾大将军鄜坊节度段奇京兆人，生岌、嵩、 ，汾原节度检校兵部尚书祜，《云南状》云，魏末段延没蛮，代为渠帅。裔孙憑入朝，拜云南刺史，孙左领大将军，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试太仆卿长川王生秀试太常卿。子英率府遂郡王神营州兵马使。

《姓纂》这一段文字不容易懂，疑有脱文。大致可以解释为段子英是魏代没蛮的段延之后。所谓魏代，不知指的是曹魏抑为元魏，总之无论曹魏或是元魏，都找不出征伐南蛮之事。后来如杨慎《滇记》认为大理国段思平先世为武威郡人。所谓没蛮以及武威云云，大约出于傅会，袭用汉姓，攀附武威一支。南诏既统一六诏，并吞两爨，对于西爨白蛮曾加以大规模的迁动，徙至永昌者达二十余万户，徙至其他地方者亦复不少。《元史·地理志》记有南诏徙民至会川的事，所纪约略如次：

会昌路永昌州 州在路北，治故归依城，即古会川也。唐天宝末没于南诏，置会川都督，至蒙氏改会同府，置五赕，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以赵氏为府主，居今州城。……

其中如张、王、李、赵、杨、尹是氐族的著姓，也是白蛮的望族，这十二姓一定是徙来的白蛮，而段子英以及后来的段思平，也应是白蛮，亦即属于氐族。

至于《蛮书》提到乌蛮而有汉姓的只有下列两条：

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卷四）

独锦蛮乌蛮苗裔也。……其族多姓李。（卷四）

唐代云南白蛮有汉姓可考者达十二姓，而乌蛮汉姓却寥寥可数；这正是氐族和羌族的情形。

故从地名上，从传说上，以及从姓氏上，都可以证明南诏史上的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和六诏，是属于氐族和羌族。分别来说，白蛮属于氐族，乌蛮以及六诏属于羌族；南诏为乌蛮，故为羌族，大天兴国的赵氏，大义宁国的杨氏，大理国的段氏，大中国的高氏，都是白蛮，故为氐族。

《蛮书》记载石门路上竹子岭西有卢鹿蛮部落，属于东爨乌蛮。《元史》也说武定路有 鹿蛮，博南县唐为卢鹿蛮部落，元于建昌路设罗罗宣慰司，有罗罗斯。卢鹿罗罗虽为乌蛮，和南诏却是分得很清楚的；两者同为乌蛮，而不能混为一谈。

[1]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号为飞军，钱毂钞本及廖寅校刊本俱作军号飞□，兹依顾观光校。）《蛮书》卷四：“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 罗皮铎罗望既失邆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敛寻睒西北四百里。”又同书同卷樊绰自记受蔡袭命入蛮帅朱道古营寨，有云：“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同迎，言辞狡诈。”又同书卷十云：“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贼朱道古营栅，竟日与蛮贼将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柘东判官杨忠义话得姓名，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

[2]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本页二四）云：“今人已知犹言黑章之合剌章及犹言白章之察罕章，乃蒙古人适用于云南两种种族之称。据余所知，章字今尚未得其解。余以为即爨字之蒙古译音。”沙海昂在其所译注之《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七章《哈剌章州》注一（冯承钧译本页四六〇）云：“案哈剌章一名中之哈刺，世人久已识为突厥蒙古语之黑。然章字或如Laufer之考订，为西藏语名称云南西北丽江府一部落之称欤？抑为戎之讹欤？”沙氏疑章即戎字之别译，尚未敢定，罗克乃进一步予以说明。罗克在他的《拿喜古国史》里解释元代茶罕章管民官时说道：“章jang字的音通常念作jung，同中国西戎的戎jung字或许有些关系。在西藏天主教会编《藏拉法三合字典》（ Dictionaire thibétain - latin - francais par les Missionaire Catholique du Thibet ）三五一页提到音作Jang的hjang字，指的是住在云南西北的一个部族，有一个大城名三睒（Sa-Tham即丽江）。中国人称之为摩些，自称为拿喜。”（见罗克著《拿喜古国史》第一册页六〇—六一）

[3] 关于摩些族及凉山彝族语言中的黑和水诸字的问题，可参看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的198，230，489，1594诸字，Paul Vial， Dictionnaire Francais - Lolo 的231，291诸字，以及闻宥《川滇黔 文之比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页二四五至二四九），此不具举。

三 南诏和天师道、氐族、北方语系语言以及吐蕃有关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南诏本身属于羌族，氐与羌原来的关系相当密切，故南诏文化中之有氐族成分，是很自然的。同时南诏和唐同吐蕃也来往很密，所以唐文化同吐蕃文化对于南诏的影响也很深。本节不能作全面的讨论，只提出几个问题来谈一谈。

南诏文化上有一个问题比较费解，即是南诏崇信三官，和元以前“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的事。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巡官崔佐时至云南，与南诏异牟寻订盟，共攻吐蕃。《蛮书》载有此次订盟的《誓文》，略云：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维山川神祈，同鉴诚恳。

《典略》曾纪到汉灵帝熹平光和之际（公元一七二—一八三年）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情形：

熹平中妖道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异牟寻《誓文》开始就提出“上请天地水三官”，文末“一本藏于神室”就是《典略》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本投西洱河”就是《典略》的“其一沉之水”，“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就是《典略》的“其一埋之地”。誓文很明显的用三官手书方式，故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古代云南又祀奉王羲之。元李京《云南志略》有云：

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

明《寰宇通志》也说到张志成：

张志成昆明人，唐太和间入成都学王羲之草书归国人多习之。

保和是南诏晟丰祐的年号，太和是唐文宗的年号，两者时次相当。但是太和三年，南诏正入寇成都，那时不可能派学生留学成都，张志成云云，疑是一种传说。不过这一传说也不尽是无根之谈，韦皋与南诏通好以后，南诏曾遣大臣子弟为质于皋，皋舍之于成都，咸遣就学。 张志成的传说大约是这样来的。元朝之在云南建孔子庙始于张立道，《元史·张立道传》云：

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

王羲之是天师道世家，有书圣之称，自是天师道中名人。天师道是五斗米道发展以后的名称。所以信仰五斗米道的南诏，不奉孔子而奉王羲之。

南诏之所以信奉天师道，因为这原来是氐族和羌族的本来信仰。前蜀巴氐李氏族人于汉末就信奉张鲁的鬼道，李雄尊天师道人范长生，称为范贤而不名，并欲“迎立为君而臣之”，后乃加范长生为天地大师，封西山侯。 其信仰天师道可谓至矣。又在晋代，氐族苻坚为羌族姚苌所杀，《晋书·姚苌载记》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苌如长安，至于新支堡，疾笃，舆疾而进。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惧走入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余。寤而惊悸，遂患阴肿。

氐族苻氏以及羌族姚氏应该都是相信天师道的，否则姚苌梦见苻坚率天官使者和鬼兵，不会“惧走入宫”。因为氐、羌信奉天师道，所以在他们向南迁徙的路上也随处发见天师道的痕迹。如《华阳国志》所纪犍为民陈瑞的事就是一个例子：

咸宁三年，春，刺史濬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 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濬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二千石的太守也信上了天师道，势力可算不小了。犍为正是氐、羌族南下以入云南的路上一个重要地点。《蛮书》曾纪载入云南的南北二路。北路为石门路，即自今宜宾取道昭通的一条大道；南路即出清溪关越大渡河南下过金沙江以至云南的一条大道。北路上诸族的信仰情形是：

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

大鬼主小鬼主以及一切信使鬼巫，即说明这一带的乌蛮部落所信奉的也是天师道。《蛮书》又提到南路上的勿邓部落：

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北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贞元七年节度使韦皋使嶲州刺史苏隗杀梦冲，因别立大鬼主。

南路上勿邓部落的大鬼主和北路上诸部落的大小鬼主性质一样，都是以部落酋长而兼宗教教主，这与天师道的组织也甚为符合。

自汉末至唐宋，陇蜀之间的氐、羌以至云南的南诏和大理都相信天师道。天师道是氐、羌以及南诏、大理的固有宗教信仰，还是受的外来影响，现在尚不能就下结论。不过天师道的起源实有可疑。过去都认为天师道起源东方，与滨海地区有密切关系。然天师道祖师张道陵学道于西蜀的鹤鸣山，在今岷江东岸仁寿县境内。仁寿西隔江为彭山、眉山，俱属古隆山郡，是氐、羌族经历之处。故我疑心张道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因为天师道的思想原出于氐、羌族，所以李雄、苻坚、姚苌以及南诏、大理，才能靡然从风，受之不疑。 至于南诏、大理之又信佛教，那是后起的事，与本族的原始信仰并无妨碍。

以上说的是南诏与天师道的关系。其次，南诏系出羌族，然其文化上却有浓厚的氐族影响。首先是南诏初期的开国重臣出身白蛮者为数很是不少。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七五一年），协助南诏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大败唐将鲜于仲通，使南诏国势转危为安的段俭魏，就是白蛮。段俭魏因功改名段忠国。他是当时南方大大有名的人物，唐代以及吐蕃的文书上经常提到他， [1] 《南诏德化碑》现存碑阴题名，段忠国是第一名。《德化碑》已剥蚀不堪，今据阮福《滇南古金石录》所载，碑阴题名勉强可识者约有七十个，其中段、赵、李三姓各占五个，尹姓四个，张、王二姓各二个，杨姓最多有十一个，余为爨、琮、孟、唐、喻、盛、洪、石、阿、孙、黑、刘、杜诸姓。这只是一个残碑，不足见其全貌，但是张、王、李、赵、段、杨、尹诸姓显然是豪族大酋，如尹附酋、尹求宽之名并见于《蛮书》著录。南诏初期极盛之时，朝廷上的搢绅显宦，系出白蛮者居重要地位，氐族在政治上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新唐书·南蛮传》详载南诏官制，其中有云：

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

《德化碑》也有大酋望的名称，这是仅次于清平官的一种官阶。酋望一辞也见于《晋书·苻坚载记》：

初石季龙末清河崔悦为新平相，为郡人所杀。悦子液后仕坚为尚书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请还冀州。坚愍之，禁锢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为惭，故相率距苌以立忠义。

此处酋望一辞可作酋长望族解。因此南诏的酋望一官，可能原属氐族中的一种称呼，后遂成为官名。南诏之诏，本为氐语，苻坚有苻诏之称，坚以锦袍遗慕容冲，亦自称诏曰。氐族的文化高于羌族，故六诏制度多凭藉白蛮，我们不能因为六诏称诏，就说南诏等六诏属于白蛮，即为傣族。

《新唐书·南蛮传》的《两爨蛮传》末提到昆明蛮，文曰：

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歊湿，宜杭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

昆明蛮为白蛮，大概在今云南洱海以东东川境内。《新唐书》说这一族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并不说昆明蛮就系出突厥。不过南诏有一点却似乎与突厥有关。《蛮书》提到白蛮语言中的虎字：

大虫谓之波罗密。 亦名草罗。

又说：

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 南蛮呼 大虫为波罗密。

似乎是称虎为波罗密了。然上引正文明云缀波罗皮，《蛮书》论蛮夷风俗，也说：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

据此是又称虎为波罗。佚名著《玉谿编事》记有星回节日南诏君臣赋诗的事：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 邻国 之名也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 谓天子为震 旦 。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 谓朕曰元，谓卿曰昶 。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赵叔达曰： 谓词臣为清平官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掅。 波罗虎也。毗勇野马也。骠信首年幸此曾射野马并虎 。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 俚柔百姓也 。献琛弄栋 国名 。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这里也说南诏称虎为波罗。所以《蛮书》两处的波罗密，密字乃是衍文，正应作波罗。波罗密的密字不是因波罗蜜果而误，便是由于金刚般若波罗密而连类互及。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拿喜族称虎为 la ，出于藏语，凉山彝族作zl，莲山傣语作so，没有作波罗的。只有维族语中称虎为yolbars，土耳其语作pars，与波罗音比较相近。换一句话说，就是称虎为波罗，比较接近于北方语系特别是突厥语系，而与汉藏语系、掸傣语系都远一点。当然不能据此考证，就断定两爨以及南诏尚未南下以前与北方语系民族有如何的关系，兹仅提出这一个问题，供语言学家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的专家参考。 [2]

南诏文化的来源是很复杂的。除去浓厚的氐族文化成分，尚不能即下断语的北方语系种族影响而外，最显著的当然要数汉文化。从汉代的尹珍、孟孝琚起，一直到南诏时代，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制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与汉文化有分不开的关系。这应该有专文来为之叙述，不在本篇之内。现在只谈一谈南诏文化与吐蕃的关系，仅举一例以概其余。

南诏与吐蕃疆界毗连，交往频繁。就像今天藏族称云南丽江为Sa-Tham。唐时磨蛮所住在今丽江境内，有一处名为三探览，即为藏名Sa-Tham的对音。 [3] 由此一事，可见南诏、吐蕃关系之深了。天宝十载以后，阁罗凤投向吐蕃，受赞普锺的封号，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部分官制之采取吐蕃制度。南诏官制具见樊绰《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南诏传》。而从《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所带勋阶看来，有好些是《蛮书》和《新唐书》所不载的。碑阴题名诸人大都带有一种告身，凡有金、银、瑜石、铜、颇弥五种，每种复分大小。告身本属唐制，而分成这样的五种，在唐代却不经见。告身而外，还有大虫皮，据上引《蛮书》，有功者始能披大虫皮。所谓有功，应特指武功而言。以前总以为金银等告身大虫皮，是南诏的制度。后来在敦煌千佛洞看到吐蕃时代所绘的壁画，画上供养人像附有题名。如 （C指张大千所编号，P指伯希和所编号）窟，窟内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云：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

是所谓金银告身大虫皮云云，吐蕃也有这种制度。因此南诏的这些部分很可能是阁罗凤投蕃以后，从吐蕃学来的。而从敦煌千佛洞题名中，并且可以窥知吐蕃的政治制度，同唐朝也有密切的关系。

[1] 参看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L，1952.Fas.No.1.pp.81—85对于J.Bacot F.W.Thomas，Ch.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 - houang relatifs á l ' histoire du Tidet （《敦煌所出有关西藏史文书》）一书的评论。

[2] 我不懂比较语言学，此处所举，是根据下列各书及论文查出来的。拿喜语根据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页六三第七六一号；凉山彝语据闻宥《川滇黔 文之比较》，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页二四六第一五号；莲山傣语根据罗常培《邢庆兰莲山摆彝语文初探》页一三二；维语据在新疆所闻；土耳其语据H.C.Hony， A Turkish - English Dictionary ，p.271。

[3] 参看《蛮书》卷六，及J.F.Rock， The Ancient Na - Khi Kingdom of Southwestern China ，Vol.I，pp.60—61注四五。

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

以上第二、第三两节所提出的论证，主要的意思在说明以下诸点：

一、民族方面，打算说明所谓东西两爨以及六诏系出氐、羌。东西两爨是沿着岷江流域进入云南东部的氐、羌族；而六诏则是居住于岷山山脉以西逐渐进入云南环居于大理周围的氐、羌族。

二、文化方面，打算说明天师道与氐、羌以及南诏的关系，氐族影响在南诏文化中的地位，南诏文化所受吐蕃的影响。至于南诏语言中的北方语系成分，只是提出问题，不敢遽下断语。

总起来说，从汉朝起一直到元朝，雄长云南的应该是系出氐、羌的民族。就文化而论，氐族比羌族高，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后汉书·冉駹夷传》说“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此处之颇知文书，未明其言为知汉族文书，还是指的本族文书。也未说明是夷、是羌，还是氐族的王侯。据上引《魏略·西戎传》，颇疑所指仍多属氐族。即在西南各民族中，系出氐族的各族，有相当高的文化。从今天彝族有文字，拿喜族也有文字并相传文字创于唐朝的例子看来，氐族之有文字，那也是很可能的。古代云南出于氐族的大理段氏，并且还有系统井然的历史传说。兹就此点予以初步分析。

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已佚者有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此外还有韦皋《西南夷事状》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新唐书·南蛮传》即综合诸家之书而成，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也间引诸家之说，加上《太平御览》所引，袁滋、韦齐休诸人之作，可以窥见大概。 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如传为出自宋人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元李京《云南志略》，明杨慎《滇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都可归入这一个类型里去。

第二种史料可以杨慎《滇记》为代表。杨慎在《滇记》的后面说到他的史料来源：

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

据此，《滇记》乃是杨慎根据僰文《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为之转写而成的。杨慎根据僰文写的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的书，除《滇记》而外，尚有多至八百余卷的《西南列国志》。清陈鼎《滇游记》提到杨慎译《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谱》里又提到杨慎的《西南列国志》：

越裳氏国有蛇群处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风光澹荡则出。聚鸣草莽中。或作丝竹声，或作金石声，或为擂鼓鸣锣声，或为喇叭长号作天鹅声；箫管瑟琶，百乐毕备，故曰百乐蛇。国人闻其声大喜，多置酒相贺，谓其年必丰，人无疾厄，盖瑞蛇也。好事者则携樽往听，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闻人声辄避去，皆默饮不敢哗。杨升菴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载蛇状甚详。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见其抄本，惜匆匆北还，不能尽录其书入中原以为恨。

杨慎所译的《西南列国志》以及他写《滇记》所根据的《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僰文原本，现在都失传了。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里引了几条《自古通》。杨慎是明朝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同时也以捏造古书著称于世。因此以前我们对于《白古通》《元峰年运志》《西南列国志》之究竟有无其书，颇为怀疑。一九四二年前后，石钟先生访古大理，在喜洲附近发见许多明代古墓，墓前有碑，有些立于明初，比杨慎的时代为早。明初的墓碑里也往往提到《白古通》以及《白史》之名，则《自古通》实有其书，并非杨慎所杜撰。这是一部十口相传的民族历史。清康熙时的《白国因由》，亦出于《自古通》一类的书，其中充满了佛教传说和神话。

此外还有两幅画，也可归入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之内。第一幅为《南诏图传》，相传为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南诏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所画。图载梵僧感化细奴罗故事。画末有“嘉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九月二十二日成亲王观”题记，原件已归日本一私人收藏。第二幅为大理国段智兴盛德五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一二四〇年）描工《张胜温画卷》。图为利贞皇帝 信画，绘 信及佛菩萨梵天八部寺众天竺十六国王像。原画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两幅画，尤其是《南诏图传》，上面有许多说明，可以作为南诏史史料看待。不过我对于《南诏图传》的年代颇为怀疑。画上说是中兴二年，而画后又有文武皇帝圣真，文武皇帝为郑买嗣谥号，买嗣继南诏蒙氏自立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九〇〇年），画当更在其后。又第二幅《张胜温画卷》作于十三世纪，画上题记如佛、菩萨诸字，还照唐人的写法作仫、 ，《南诏图传》为时在前，而题记全无唐人笔意。所以《图传》最多只能是大理时代的画，不能看得太早。 [1]

第一种类型的史料，大多是唐朝方面出使的行人以及戍边的官吏，就他们目识亲览询问搜访所得的材料编纂而成。第二种类型的史料，大多根据云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传说，加以翻译和改编而成。第二种史料和第一种史料比较，有一个最显著的不同之点，就是：第二种史料的各种著作一致认为南诏蒙氏之前，有张姓者，在云南建号称王，立白氏国，又作白子国、白国。至张乐进求，始逊位于蒙氏细奴罗，南诏蒙氏盖继承白国张氏之统。张、蒙二姓禅让的传说，还加上许多佛教的神话，从《南诏图传》起以至于《南诏野史》《白国因由》，一脉相传，井然不紊，都是第一种类型的史料里所没有提到的。

兹将第二种类型史料里所特有的几个问题提出来，和第一种类型的史料作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推测其史料的可靠性究竟到甚么程度。

首先要谈的就是白子国或者白国的问题。白子国的问题，在第二种类型的史料里都提到。据说九隆氏八族四世孙名仁果，生当汉代，传十七世至龙祐那，蜀汉建兴三年（公元二二五年），诸葛武侯南征杀雍闿以后，遂以龙祐那为酋长，代替雍闿统领诸部，赐姓张氏，是为有姓之始，乃建白国。龙祐那之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大将军云南王。至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张乐进求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罗，于是南诏蒙氏遂代白国张氏而兴，立国号曰封民。这是白子国张氏简单的历史。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雄踞云南至四百年的白子国呢？从第一种类型的史料看，从汉唐间云南的古代碑刻看，可以断言并无此国。自《史记·西南夷传》以至《新唐书·南蛮传》纪载云南古代的历史，只说某某地带君长以什数，某最大，其夜郎自大的滇与夜郎，众亦不过几万人，从未说及统领诸部的白子国。提到南中大姓，也无张姓。那时候的西南一些民族，还停留在奴隶制时代，不可能有像白子国这样的国家组织。《史记》诸书的记载，比较起来还是近于实录。

其次云南现存古代石刻，自汉代的《孟孝琚碑》起，以下有《祥光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和唐代的《德化碑》《王仁求碑》。在这些碑文里找不到与白子国有关的丝毫痕迹。尤其是《德化碑》，里边提到平定五诏，招讨诸爨，而于白子国却不著一字。

这些情形，绝不能归之于偶然遗漏。汉唐以来，汉族的势力深入到今云南东部的昭通、曲靖、陆凉、东川、昆明、安宁、晋宁，西部的姚安、云南、大理、永昌，于诸处建立郡县；对于云南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如其真有建国历四百年统领诸部的白子国，不会在汉文史料中完全失载。

《蛮书》纪载六诏中的越析诏，有这样的一段话：

三、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元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部落，以地并于南诏……

这里的张寻求与张乐进求的名字很相近。但是张寻求是唐德宗贞元时人，与传说中的张乐进求时间相差有百五十年。张寻求是越析诏部落的一个豪族，用现代话说，是越析诏部落里的一个土豪，里贯身分也与张乐进求不同。很可能张乐进求这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即是从张寻求影射出来的，实无其人。既无白子国和张乐进求其人，张、蒙二姓禅让的故事自然也不能看作历史事实了。

其次为南诏建国与佛教关系的问题。根据第二种类型的史料，南诏建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南诏图传》卷末题记有云：

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申：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画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奉宗等谨奏。

圣教指的是佛教。《图传》卷首还有细奴罗子罗盛炎之妇梦讳等授记了回归家之图。所以整个《图传》绘的是梵僧授记，细奴罗受命自天的故事。《南诏野史》所记与《图传》同。《图传》自云根据《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书。《记古滇说》以及《南诏野史》并说白子国张氏、南诏蒙氏俱为天竺阿育王后人。清康熙时的《白国因由》以为授记的梵僧即是观音的化身，并还演出观音灭罗刹的神话。

南诏同佛教的关系，并不如第二种史料所说之甚。《蛮书》说到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正月南诏侵略安南，有胡僧在安南罗城设法， 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以南诏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 南诏后来之信佛教，乃是事实。但在初期恐不如此。阁罗凤时代的《德化碑》固然看不出佛教的影响，即至德宗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定盟，《誓文》亦只上达三官，并不求证佛陀。南诏信佛教，当始于公元第九世纪以后。虽然如此，三官的信仰仍未消灭，是以元世祖征服大理以前，王羲之庙仍然遍于滇中，佛教并未能争取到压倒一切的形势。故观音感化南诏授记因而建国的故事，显然出于后来，特别是佛教中人的傅会。《张胜温画卷》最初之只在释门诸老宿如东山禅师德泰以及月峰镜空诸人手中流传，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白子国，张、蒙两姓的禅让，以及南诏建国之初的那些佛教上的神话，都是后人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建造这些传说的时代，疑在南诏亡国白蛮段氏继统以后。其所以要造出这样的传说，现在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可以解释此事的材料。以下的解释只能算是一种假设或者推测。

大理国段氏系出白蛮，为段忠国后人。段思平之代杨干贞而起，段氏自己已经造出一篇感生的神话，思平之母触沉木而生思平，和哀牢夷的九隆故事如出一辙。段思平受命自天，建国称王是不会被人怀疑的了。但是段氏为白蛮，段氏以前的杨氏、赵氏也是白蛮，大体上是白蛮继乌蛮族南诏蒙氏之统而建国称王。段思平感沉木而生，在段氏方面，特别是在白蛮民族方面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如何解决乌蛮与白蛮之间的问题，即乌蛮不服从而想恢复故国的问题？南诏享祚二百七十多年，阁罗风的声威震荡于西南各族之间，段忠国是阁罗凤的清平官，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于是造出一个出于白蛮的张仁果的白子国来，由白子国再描绘出一段张仁果的三十三世孙张乐进求和系出乌蛮的南诏蒙氏细奴罗禅让的故事。天下原来是白蛮的，后来遵照天命，让给乌蛮，现在白蛮段氏又遵照天命，收回天下；极其合情合理，名正言顺。如此，族内的问题以及族与族之间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谓《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是这一套传说的素材，而《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乃是这一套传说的完整的综合著作。

以上的解释自然是一个假设，一个推测，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假设和推测。氐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本来很深，大理国段氏还设科选士。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有云：

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

大理也经常向宋朝购取儒书。其崇尚儒家之风，并影响到了出家人，所以传说之中杂有不少的儒家禅让之说。

研究南诏的历史，对于南诏史史料的两种来源、两种类型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难于作出正确的判断。

（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页一—二九，

一九五四年五月出版。）

[1] 关于《南诏图传》及《张胜温画卷》，可参看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页三八六—四〇二、四一八—四二六。又Helen B.Chapin，Yü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é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No.2，pp.131—186.August，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