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ke按: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怀特散文集)
贾辉丰译
1961年3月13日,海边
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跨白令海峡建一道大坝的荒唐提议,勾起了我对那片水域,还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忆。许多年前,我穿越海峡,进入北极,寻找一条希望渺茫的路线,通往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还要寻找海象。而一座大坝,我想,肯定是很碍事的。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延续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过的。那是1923年夏天。当时,我有一本日记,记下了脑子里想到的大事情。我称之为“日志”,所谓“日志”,我自认为更多文学味道和男子气。女孩子才写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开始埋头于1923年的日志,希望能从褪色的纸页中发现点什么,对这个新建的州有所说明。所以,这番记述姗姗迟来,晚了大约三十七年。我不敢保证读者能从中拼凑出阿拉斯加的画面,但他们对写日志的年轻人,或许能留下点印象,还能窥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几乎是个众所周知的疯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纯属意外,在那个纷乱年代里,我其实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图,无业,六月中旬,我在一家报社的工作突然告吹,虽然没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没理由不去。从我失去工作,到我动身北上,前后四个星期,这段时间的记载,显示了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时,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事事较真儿的诗人。天空的一点奇观,我都要礼赞,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脱我狂乱挥动的利刃,刀锋所及,倒也伤不了谁的皮肉。我自命正义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经常想的是一家叫钱得勒的餐馆的女招待。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世界报》和《晚邮报》。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我很少凌晨两三点前睡觉,理论是,对年轻人来说,倘若有大事变,必定发生于深夜。白天,我在多诺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单间里踱来踱去,阅读“地滚球场”(注:“地滚球场”,美国作家、编辑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为纽约《晚邮报》等所写专栏。)和“舰桥”(注:“舰桥”,美国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1881-1960)为纽约《世界报》等所写专栏。),琢磨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信手写点东西。
1923年6月15日的一则日记,始于:“人必须守定些东西。否则,他不过是棵四下攀附,寻找藤架的豌豆秧。”显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这却是个摇来摆去的藤架。此时我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伯格(注:卡尔·桑德伯格(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H.L.门肯(注:M.L.门肯(1880-1956),美国报人、社会评论家。)、杰弗里·法诺尔(注:杰弗里·法诺尔(1878-1952),美国浪漫冒险小说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注:克里斯托弗·莫利,见以上“地滚球场”注。)、塞缪尔·佩皮(注:塞谬尔·佩皮(1633-1703),英国海军创始人,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国会议员,以所写日记著称于世。)和模仿塞缪尔·佩皮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注: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见以上“舰桥”注。)的杂糅。我随处使用惊叹号,又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阁下”加逗号。
6月19日,我记下了如何遭《时报》解雇,城市版编辑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怀疑你的能力。”当然,我不相信这番说辞,现在还是不信。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无怪乎又一处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我口袋里揣了遣散费支票,走出《时报》办公大楼时,沿派因大街“闲荡”。我仍然记得内心的那种解脱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这比在办公室枯坐,更让我感到自在。6月25日,我从“地滚球场”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贴在日志上。 那日清晨六点,我饥肠辘辘地站在那里,接受二管事的指示,只觉得困乏、恶心、恐惧。指示很简单,二管事似乎是想趁我还明白,没有表示不乐意时,赶紧一走了之。他告诉我,我须从大厨房端下烧火工的伙食,伺候用餐,然后收拾干净,整理舱房的铺位,把垃圾倒入船侧的溜槽,保证随时有新煮的热咖啡,打扫盥洗室,听从烧火工的吩咐。“你照顾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我还是你的上司,碰上麻烦,招架不住,就告诉我。但你得让他们满意喽。”随后,他把我草草介绍给我的同行,一位波多黎各青年,名叫路易斯,是水手餐室的服务生,要他给我些指点。二管事说罢离去。我再不记得他还到我安身的小世界露过面。
路易斯是个神经质的年轻人,身上裹一件脏兮兮的长套衫,搭拉到膝盖上。他有两只眼睛,不过只用一只应付差事,另外一只直愣愣地凝望别一个——我猜或许是更美好的——世界。
“你以前做什么?”他问。
“夜班侍应,”我答道。
“哦哦!那么,你一定知道如何偷了。很好。”他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只有靠顺手偷摸,才能搞到好吃喝儿,满足我要伺候的那帮人的口腹之欲。
路易斯的指点让我晕头转向——就像听一个伶俐的孩子教导如何开飞机。“来吧,老弟!”说罢开始忙活起来,嘴里哼唱着西班牙文的《磐石》。路易斯轻佻、活泼,满脑子幻想和误解,又多与餐室的职分无关。他以为海豹会飞,他还以为哈定新婚燕尔,而不是葬了。蒸汽阀让他感到神秘,兴奋不已,不停手地摆弄。他蹦来蹦去,只有我跟在屁股后头,一边告诫我沦入了何等卑微的境况。他说,这帮黑衣人是船上最低贱的一群,我得伺候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他说,烧火工傲慢、暴躁,因此上喜怒无常,麻烦多多。他对我讲述了餐室和水手舱使用的语言。“哎,老弟,”他叹道:“他们满嘴胡嘞。狗娘样儿的,说出话来多难听,这帮杂种。”
我倒并不在乎听人说粗话,我有别的事操心。我知道我现在是羊入狼窝,心里担忧的是,那些烧火工,我的主子,可别认出我的面孔,知道我曾属于头等舱,还发现了我的过去,那对烧火工餐室来说太过精致了。我深受文明的侵蚀与教育的玷污。更糟的是,我是作为头等舱乘客搭船的,由于二管事行事古怪,我在头等舱还保有一个铺位。我知道今后要想生存,必须隐瞒这些害人的事实。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曾经造孽的罪人,只有守规矩才能求得宽恕。要想摆脱往日的不光彩,看样子只有下手偷窃了。我决心乍着胆子,稳稳当当,偷出彩儿来。我必须做事勤快,服务周到,管好自己的嘴巴。我的凭仗是蓄了两天的胡子,还有留下辛苦印记的一身褴褛衣衫。
头一顿早餐很重要,是在迷蒙的水蒸气中开场的。路易斯随手板动了咖啡壶的阀门,咖啡壶喷发蒸腾,舱里成了土耳其浴室。混沌中我我几乎看不清那一张张沾了机油和尘灰的黑黢黢的脸。谢天谢地,他们也看不清我的脸。他们怒冲冲地抱怨蒸气浴,等到发现来了新的服务生,禁不住兴头高涨,纷纷发问,要我述说自己的过去。我于是胡诌一通,拉扯些地名和悲惨故事,时不时贬损资方。我说,不管我在哪里做事,都没人待见,必定落个解雇的下场。烧火工们对这番遭际并不陌生,听了自然开心,他们对地名也感兴趣。(去年夏天,我曾横穿大陆,四处打零工,对地名熟稔于心。)在科迪,我说,我从早到晚用砂纸打磨露天舞场,一天只挣可怜的三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我挨门挨户推销蟑螂药。在大木仓,我割过草。最后总是给人一脚踢开。这是我博取同情的一张牌。虽然素未谋面,他们已经恨上了以往我的每一位雇主。现在我是他们的小兄弟了。我闪来闪去,摆上燕麦粥,一边还要侍弄好咖啡壶,忙乱之中,不觉恢复了我的勇气。头一波喧嚣过后,烧火工开始闷头吃饭,审问告一段落。有一两张面孔看去和蔼可亲。我后来得知,有两个家伙,曾经蹲过监狱,这让我觉得很刺激,敬佩不已,其中一人患有性病,我又觉得不安,提心吊胆。那部表现军旅生涯的著名影片《千锤百炼》,我还记忆犹新,我以为只要使用同一套餐具,很快也会染上性病。
我发现,我的名字叫“伙计”。“伙计,晚上给我拿个橘子!”我初次登场后,一个机舱清洁工离去前喊道。从他的语调中听出,这是一道指令。我还可以想见,清洁工与其说是垂涎橘子的香甜,还不如说是快意于有个小厮可供他欺凌。在底层甲板,伙食中没有水果一项,想吃橘子,要么去种,要么去偷。接下来的日子,我学会了从源头或者从敞开门的特等客舱顺手牵羊。这在海上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我成了凌波踏浪的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向我伺候那帮人提供种种美味。这是他们和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我套起一根小茴香腌黄瓜,手法之精妙,不下于捕鼬的猎手。烧火工们也不是一点不讲道理。我 餐室服务生的工作,最可怕的莫过于从大厨房经几乎垂直上下的梯子,端下大锅的食物——比偷东西还难。这些炖锅大如一蒲式耳的筐子。两个把手一边一个铆在锅边上。空锅已经沉甸甸的,装满食物后,更是其重无比,还滚烫滚烫的,它们当然需要两手来端,再没有富余的一只留给自己。海上风平浪静时,生手端上这样一只锅爬梯子,也须打点精神。逢到惊涛骇浪,船舶颠簸起伏,乍看之下,攀爬梯子似乎决无可能。行至中途,梯子不再倾斜,慢慢地接近直立,最后终于耸直了。在怒涛翻卷的大海上,梯子甚至会倒仰过来。路易斯指点我如何爬上爬下。诀窍在于等在上面,抓紧炖锅,直到梯子呈现适宜的角度。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踏上一两级。梯子耸直时,迅速伸出一只脚,脚背趾尖勾牢梯撑,像杂技演员倒吊在高架秋千时一样。等梯子完成摆荡,开始恢复适宜的角度,撤出脚再踏上一两级,如此如此,直到脚踏实地。悬在两层甲板之间,端了满当当一锅熟食,一只脚支撑了身体连同吃喝的重量,另一只脚绷得紧紧的,这段时间,仿佛长得没有尽头。幸好我年轻,脚踝同我的信念一样坚强,待巴福德轮回程在北太平洋遭遇强风时,我已经应付自如,一身攀高走低的本领,不亚于当行出色的杂技艺人。
在巴福德轮,水手与烧火工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他们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连带各想各的。一艘船不像熔炉,它强化阶屋里,虽然还级界限,直到社会烙印深入骨髓。烧火工鄙视水手,水手取笑烧火工,洵为常例。我想这是一种传统,让人保持强悍。从穿着打扮上来看,水手高出烧火工一头,他们刮脸更勤,衣装整洁,因为这类讲究,越发叫烧火工瞧不起。他们都认为船舶全靠自己这班人驱动,根本不承认另一班人的工作还有航海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谁人保证了行船?争吵个没完,再无道理可言。我在餐室洗刷碗碟时,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抬杠。实际上,我这班人的那点精气神儿,更多地来自争吵,而不是那锅好吃喝。一点儿小事,都能调动他们的辩才,引起一通喧嚣。
在普里比洛夫群岛的圣保罗,我趁餐室消停下来的空当儿来至岸上,奔向海豹的群栖处,观看海豹。每只硕大的雄兽,都给一群雌海豹围绕。许多雌海豹都有自己的幼崽,那地方就像个欢天喜地,充满乳臭的儿童乐园,大人们还不时爆发争斗。我本可以久久呆在这里看热闹,无奈咖啡壶等我赶回去照看。路易斯因为我报告说海豹不会飞,大为沮丧。他正在灌装番茄酱罐子——这个可悲的消息扰了他此刻的好心情。
在圣劳伦斯岛,我们在甘贝尔村外抛锚,安排传教士尼科尔森先生和他的太太上岸。这里是他们旅程的终点。二十个爱斯基摩人登船,满载象牙物件和海豹皮制品。他们不会讲英语,除了几个关键的字眼儿,比如“七十五美分”,脱口说出,清晰而明快。他们口中的“餐巾环”和“裁纸刀”,语音也很地道。旧金山的太太们,早就渴望疯狂购物,又久违了集市,此时一哄而上,竞相高声出价。我占在一处有利地形,眼见一双海豹皮拖鞋从一美元抬到六美元五十美分。那位爱斯基摩人动心了。就在此刻,某烧火工从甲板天窗探出头来,与他四目相对,点头示意。爱斯基摩人撇开太太们,来到烧火工跟前,后者从衬衫里掏出两快脏乎乎的肥皂,一卷纸巾。他们立即成交,海豹皮拖鞋易手了——旧金山商会的拓荒者大受打击。太太们悻悻然。有几位太太心眼儿活泛,腰脚灵便,连忙奔回客舱,拿来肥皂和纸巾,但旧金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已经变味儿,巴福德轮的宏大目标一时蒙上阴云。中午时分,路易斯和我在烧火工餐室给爱斯基摩人开饭,路易斯因为在异乡绝塞碰上化外之民兴奋异常。后来,布朗六兄弟开始吹奏,爱斯基摩人纵情跳舞。他们从没有人听过萨克斯管,那声音令他们陶醉。
在圣米切尔,我们装上鱼。八月十五日,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整整一日,一桶桶鱼哐啷啷掠过长空,
从驳船上高高吊起落入船舱。
肩膀宽宽的舵工操纵卷扬机——整整一日。
夜晚,天空现出橙色,灰暗的云
烘托落日,秀发的女孩走来靠在船舷上
注视肩膀宽宽的舵工。
她是他的姑娘,我说。他们会结婚,儿子长大
像父亲一样也是宽宽的肩膀。
海鸥从水面掠起,飘然滑向橙色的西方。
巴福德轮平稳地北上,我的诗歌水准也平稳地下降。诗人的麻烦在于疲乏,一天过后,他已经筋疲力尽。
8月17日,星期五,巴福德轮泊在诺姆,我们来到世界之颠的门户前。海涛凶险,有一阵子,我们无法卸货。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供水不足啦,油料短缺啦,我们不会进入浮冰群啦,返回美国的时间要晚上一个星期啦。热纳维芙号拖轮靠过来,我和其他一些人顺着梯子爬下,搭船上岸。热纳维芙号为此费了很大力气,有两位太太晕船,踏上岸后,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星期六晚上,大约九点钟,我等在诺姆成衣公司对过儿的《消息报》编辑部门外,观看印刷机吐出当期的第一批周报。《消息报》编辑部里挤满男人和狗。我花二十五美分买下一份,浏览那则通栏标题:“诺姆前景看好;诺姆与旧金山在北纬五十三度之外携手合作”。旧金山与诺姆的合作,是商业史上一个怪异的时刻。轮船上彩旗缤纷,这个沉闷小镇的居民欣然看到镇上来了宾客,虽然他们刚一落脚就开始呕吐。我不清楚这一盛事将如何在贸易界结出硕果,我目睹的惟一成果是旺格太太商店的橱窗,那里展示了从巴福德轮上卸下的新款秋季帽子和套装。明晃晃的白夜下,我绕这座冷落的小城闲逛,眼前晃过一处处景致——北极面包房、诺姆金属板工场、梦幻剧场、安德鲁·博克斯高档浴池和旅店(客房附设暖气),还有欧旺格太太店内的鲜艳时装。
《消息报》专门增加了四个版面,纪念此事,鼓吹友好与贸易。社论版上还登载一则道歉启事:
就周报脱期致惠爱我们的读者
谨此向《消息报》读者说明,我们认为,本期报纸需要扩增四版之事实,可以解释报纸因何未能如期出版。为此扩增,我们星期五彻夜工作,整晚没有合眼。
上文中的“我们”,即为乔治·S.梅纳德,《消息》报的老板和出版人,诺姆镇的镇长,一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
我常常奇怪,旧金山的大亨瞥见北方这些衰微破败,三家村般的荒凉地方,不知作何感想。诺姆想必尤其令人震惊。诺姆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子,沿主街一路延伸。镇上人人都靠罐头食品过活,垃圾处理系统简单而便捷,空罐头盒直接扔出后窗户,掉到海滩上。海滩就是大垃圾场,罐头盒堆积如山,就建筑体积来说,比房屋不差。不过,我得这样来说诺姆: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太阳照得正是地方,垃圾堆就成了一道奇观。最上层的罐头盒突然攫住阳光,此时,从泊在锚地的船舶甲板上望去,新月形的海滩仿佛燃起大火,一时间,破落的淘金小镇像是环在火焰中,看得人目瞪口呆。
在诺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闯祸。那日清早,我将一大桶泔水拎至垃圾槽前,凌空倒下,不知道头天晚上,有一条驳船系在我们旁边。泔水淋了驳船上某位船员一头一脸。他是个大汉,跳上船来,咆哮着要杀了肇事者。我慌忙窜到头等舱躲起来,他始终没能找见我。不过,这段插曲着实吓人。我现在仍能想见他的面目,头上一塌糊涂,两眼冒血,爬上舷梯来找我。
从诺姆,巴福德轮驶往特勒,那里,淘金热时代曾有上万白人,现在只留下十几人,此后,轮船又穿过白令海峡,经风平浪静的大海,驶向流冰群。我们是第一艘进入世界这一地区的客轮。在北极区,我开始感到衣橱里的匮乏。我甚至没有带上一双毛袜子。夜晚寒冷,通宵明亮,轮船行进中连灯光也不用。我们的一项任务是停靠兰格尔岛,收容滞留在那儿的两个人。此事在船上闹得沸沸扬扬,但事情到底还是落空了,在北纬七十度,航道因冰层受阻,我们根本无法抵达兰格尔。结果,我们转而去捕海象。
当冰层在望,莱恩船长攀上桅杆的侧支索,透过双筒镜瞭望前方,乘客们在甲板上看他,充满景仰。船长很快又下来,命令停船。随后,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丢开我们溜走了。四周都是冰,他竟然扬长而去——与我们在诺姆载上的三个爱斯基摩人乘上他们的双层划子狩猎去了。这让每个人都有些惶惑,冰块簇拥着船身,船长却消失不见。猎手们去了很长时间。乘客先是戒备,兴奋,渐渐厌烦了观望和等待,猎手终于两手空空地返回时,人人都很失望。第二天,猎手的运气好些,射杀了七只海象。它们给吊杆吊上船来,卸在前甲板上,立即开始腐烂。这些庞大的尸首伴我们呆了很多天,头和皮最后留在了奥克兰博物馆,假若风向对头,博物馆的馆长肯定早早就会知道展品即将抵达。我对北冰洋之行的全部记载如下:
8月22日,星期三。猎捕海象。太太们一致认为,冰山很壮美,海象则很恶心。斯诺先生坐在海象身上,琢磨些俏皮话。水手们的服务生路易斯说:“这世界真是太美了。”扎一束马尾辫的姑娘来到甲板上,只为看一眼海象是什么样子,随后便回到轮机长舱里打牌。
(轮机长的舱里,永远有牌局——这是我记住的阿拉斯加的几件事情之一。我还记得见到了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北极熊。路易斯说得对,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
23日大约下午三时,路易斯闯入我的餐室,拨弄一遍所有的阀门,高声宣布:“来吧,伙计!赶紧,快着!亚细亚!”他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个字——“亚-细-亚”。他换上了一件干净衬衫,急慌慌地要上岸去寄明信片。我们一起跑上甲板,看吧——亚细亚,一处荒凉的海岬,叫作塞尔兹角,一块块雪散在地面上。我们接近陆地时,周遭都是鲸鱼,又是喷在红色小塑料水,又是拍打尾片。甲板上遍布臭烘烘的海象,饥饿的爱斯基摩人用刀子分割巨大的尸体,茹毛饮血,尽情享用这战利品,就像我们想点补一下时切割奶酪一样。支离破碎的海象鲜血淋漓,一道道淌在甲板上,船体因轻微震颤而悸动。乘客们则因西伯利亚的名字而悸动;这是我们北极游踪的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枉来一场,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名字也因此才显得真实不欺。斯诺先生走上船头甲板,拿布尔什维克取笑。
“没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写道。“起初,人们纷纷猜测是否会有人朝轮船开火。总而言之,乘客们觉得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有些敌意。”敌意与否,旧金山商会面临它最悬乎,也可能是最心虚的时刻,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人朝我们开火,斯诺先生一定会使用我们袭扰塔库冰川,猎杀海象后剩下的弹两天它都区别药奋起还击。哈伯德先生小心翼翼地走在血泊中,发现所谓西伯利亚,不过是二十几个穿戴毛皮的爱斯基摩人和一个入赘为婿的白人男子,巴福德轮刚一抛锚,他们就划了一艘皮筏子登上船来。岸边,我们看到几条狗蜷曲了卧在残雪中。此刻,我须引用巴福德轮上另一位日记写手J.威尔伯·沃尔夫的话。“这里,”他写道:“我第一次目睹了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这些土著人实在拘谨,也实在脏得可以。”
威尔伯用几块银币换了一个西伯利亚枪套,斯诺先生用顶旧帽子换了一张北极熊皮,随后我们驶往东角,结果,这里不过是塞尔兹角的翻版——海岬,灰色的海滩,一座灰色的小屋,飘扬一面小红旗,兽皮搭建的住房,缥缈的雾,海岸边一块块残雪,低矮的山峦,暗示雾那边超出人们想象力的空廓大陆。(或许是对西伯利亚极端灰暗单调的记忆,促使巴福德轮的合伙人奥格登先生为他的船寻一片青翠的草场;巴福德轮接下来的巡航是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财政上如同西伯利亚之行一样失败,但至少是一次懒洋洋的游憩。)就感情而言,巴福德轮和它的乘客都厌倦了,只想打道回府。莱恩船长指引他的船跨越海峡,再度停靠诺姆,时间刚够十名乘客上船,随即掉头返乡,有海岸警卫队的大熊号巡逻快艇、热纳维芙号拖轮和哈德逊湾航运公司的一条船行礼欢送,岸上也传来鸣笛声。我们取道福尔斯帕斯,载上一些罐头加工厂的工人,大模大样地横穿北太平洋,直奔西雅图。上路不久,强风席卷而来。
新人从诺姆搭船,导致巴福德轮上住宿紧张,威尔伯和我最先尝到滋味。我们给人踢出头等舱。一时之间,我俩似乎再没地方存身,直到乘务部的某位天才想起了船上的禁闭室。那是个逼仄的铁牢,六英尺乘六英尺大小,有两个坚固、狭窄的上下铺位——一间紧凑的小屋,很少有人光顾。它位于二层甲板,威尔伯和我,先是吃惊,继而又觉得满意。就我而言,我很高兴移入牢房,免得烧火工发现我住在头等舱,威尔伯喜欢我们的新居,是因为它是间面海的屋子。“毕竟,”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的新环境中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根粗大、喧哗的下水管,它从上层甲板人人青睐的洗手间垂直穿下。我们把衣服用床单卷起,掖在管子后面。铁牢的门是厚厚的钢板,钢门槛约有一英尺高,需要跨进跨出。“我们把屋子收拾得像个寝宫,”威尔伯带着禽鸟筑巢后的一阵得意写道。“优点:更隐蔽[如此才好收藏偷来的食品],更明亮,面向大海;空气清新,独立性更强。缺点会逐渐显示,我想。”
缺点的显示无须等待多久。巴福德轮在强风下的第一次摆荡,我们的袖珍寝宫就首当其冲。固定舷窗漏水,不知怎么回事,它将空气挡在外面,却听任海水灌入。屋里的海水给门槛截住,平均深达十英寸。船身刚刚摇晃起来,威尔伯的胃口就开始翻腾,他倒在下铺,死样活气地躺了三天,呻唤声与下水管的聒噪声交相呼应,他的床铺像是凸出的礁石,经受室内潮涨潮落,接连不断的冲刷。
巴福德轮上的乘客,没日没夜地喝酒,进餐,人人萎靡不振。半数以上的水手晕船。我的餐室几乎空无一人,但我照例还得把饭菜摆上桌,不管他们是否打得起精神享用。我还得忙着配制特殊的鸡尾酒,我的那些伙计们还指望这个来减轻痛苦——点缀了酸辣泡菜的波萝冰淇淋,等量的李子汁和番茄汁,加少量肉豆蔻,溏心鸡蛋和腌渍胡萝卜,姜片加调味番茄酱。
暴风袭来的第二天,我刚刚将午餐摆上桌,巴福德轮就把所有东西都颠到甲板上。在北极无声无息的轮船,此时訇然作响。货舱的货物开始颠来倒去,船员们,那些还能站立的人,忙了一个通宵,让货物复位。冷藏室里大桶的鱼松动了,四下翻滚,撞断了冷冻管,浓盐水淌了一地。主甲板前部,几条北极犬在暴风中首当其冲,它们是一些颇有点雅兴的纪念品收藏者准备带回国内的。有两条狗,我想,是给冲入大海了。其他的狗,挣脱了束缚,一头扎进油漆房,很快就没了模样。两位烧火工来到餐室,长时间一本正经地争论他们中是哪一位晕船,还呕吐。暴风扫荡期间,路易斯丢了工作,我始终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大多数乘客来说,航程是在昏晕和阴郁的基调下结束的。对我,则是凯旋。三日的强风让我感到欢欣和畅快;我奔来跑去,忙活照顾病人,履行我的职责,我不晕不吐,完好无损地度过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风暴。虽然餐室沉重的长凳歪倒,砸伤我一根脚趾,但这也没打消狂风巨浪中我对餐室服务生生涯的热情。我,餐室和囚牢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现在应该把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不免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这种陶醉感因为我发明的一个小伎俩更趋高涨: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结束逃往遥远北方的行程。我现在一头扎向东南方向,即将沦为无业游民,不知拿自己该怎么办。我把多姿多彩的乌有乡之旅抛在身后,再度拾回往日的无聊——办公室前的一张桌子,朝九晚五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挨过一天,星期日在市郊打发沉闷的午后,无业青年没结没完的无效逃避(动物园的闲荡,夜间的徜徉,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吸食鸦片)。那情形没个定准——我很少尝试去规范它,它就像一只死亡之鸟悬在我头顶。但在巴福德轮上的最后时刻,强风带给我某种轻松。暴风肆虐时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来给大风和波涛卷去,我终于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如此辉煌——丰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着落在这里,仿佛我轰饮下涌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此后仍然会觉得干渴。终于,我暂时适应了一个艰难的世界,并征服了它;其他人都在晕船,我却生气勃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较量中,我摆脱了所有的沉郁和忧思。我一向恐惧又喜爱大海,扑面而来的强风是我的新娘,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天蜜月,暴戾和动荡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悦和慰藉。青年人永远有数不清的困惑——思想的,心灵的,肉体的。青春岁月中,我想我得到了比分内更多的东西。各种因素的交错,加上一份最底层的差事,令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解脱。
蜜月很快结束,风止息了,巴福德轮恢复平稳。9月4日,我们停靠在西雅图。我领取了工资,离船上岸。日志的下一则是9月6日,我在法伊尔旅馆的一间客房――是一首诗歌,题为《尚特可勒》: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你说过多少回,
“要卤汁吗?”
你的臂膊依旧白皙,
你依旧是整座大堂中
胜过美味佳肴的景象。
你站在那里
餐馆因此成为九月的一部分,
九月,姑娘,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个声音悲切的,美丽的部分。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像那个美好的漂泊岁月中无数搅动我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