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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现在,我在北京对年轻的中国人——也就是你们——发表讲话,可在内心里,却好像同时面对东京那些年轻的日本人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尤其在现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这种愿望从不曾如此强烈过。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要深深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的所有人。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视着我的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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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时,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二十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因此,当前不久我的中国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
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前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还记得孔乙己的发音是koniti,是在翻译文本目录上的汉字标题旁用日语片假名标示的读法。这叫作注音读法,是日本人为学习难读汉字的读音法而创造出来的方法。我就是依据这种注音读法来发音的。不过,在我最初阅读的那本书上,标示的是"kuniti"这个读音,我便这样记了下来。然而,准确说来,是什么时候读的这书呢?
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对此进行一番调查,于是,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 我还是要引用竹内好翻译的结尾处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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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十二岁的我深刻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了吗?在这里,我要模仿鲁迅的口吻,认为无所谓已经理解,无所谓没有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十二岁的我从内心里珍视这句话,认为写出这种话语的鲁迅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后,分别于十五岁和十八岁的时候,我又借助新的译本重新阅读了这段话语,就这样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在稿纸上引用这段话语的同时,我觉察到,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而且我意识到,自己从内心里相信现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鲁迅所说话语的意蕴……
刚才我说过,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个人的话题,请大家允许我说说那些经历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我的长子出生时,他的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就可能存活不下去;可如果做了手术,今后也许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最终成为植物人状态。主治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动摇。然而,我的妻子却要求医生立即准备手术。
手术前,我们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光(那是祝愿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手术后,他的眼睛果然能够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可是,他在智力发育上的迟缓也随之显现出来了。直到五岁的时候,还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对电视机里传出的野鸟叫声表现出了兴趣,我便把灌装了野鸟叫声的唱片转录到录音带上,循环往复,整日里在我们家中播放。首先传出的是野鸟的叫声,片刻之后,便是女播音员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录音的顺序。鸟的叫声,鸽子;鸟的叫声,黄莺;鸟的叫声,白脸山雀……这个录音带听了一年之后,我把光带到夏日里避暑用的山间小屋去,当时将他扛在脖颈上漫步在林子里。在林子对面的水塘边,水鸡叫了起来。片刻间,骑坐在我脖颈上的光突然说道:"这是、水鸡。"这就是光使用语言的开始。
以这个野鸟叫声录音带为契机,让光进行语言训练的会话,就在光与我和妻子之间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以钢琴为媒介,训练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称和调子的特性。从在那片林子里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现在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如果确实具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种意义呢?我在这样询问自己(这也是瓦莱里询问作为自己晚辈的那些年轻的法国人、法国的青年和少年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面对他们而进行的讲演)。然后,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的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作为已然如此上了年岁的老人,他本人当然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了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不还是没有积极意义、不能为生成新因素而发挥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
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第5节:序言(5)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比现在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是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是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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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出现了哪些具体而直接的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我是一个已然七十一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不远之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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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唯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06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