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女性成为主角的八十年代_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江作品突然间出现了与此前全然不同的意趣。具体说来，这种变化始自于您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文学界》上发表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您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当时您曾表示，所谓“雨树”、raintree，既是凝缩着死亡与再生意味的宇宙之树，也是现实里生长在某处的树木。而且，还是“那座哺育了自己的小宇宙/村庄的隐喻”。

以《吊死在“雨树”上的男人》、《倒立的“雨树”》和《游泳的男人——水中的“雨树”》等为题的五个短篇组合，在整体上集辑为《倾听“雨树”的女人们》这个长篇。作品的舞台设定在因出席研讨会而短期居住的夏威夷，以及府上所在的东京世田谷及其周围地区。另外，被称之为“教授”的作家“我”，是诸多场合、变故和事件的旁观者，而主要角色则让位于女性们。这个转换，您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二十四五岁时起，我就作为短篇小说作家开始了写作工作，然后渐渐将重点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就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将近四十五岁时发表了《同时代的游戏》，以此对以往的各种要素进行了综合。然而，读者果真接受了这部小说吗？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我感到了不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再度回到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来。不过，对于从长篇小说回到发表一篇篇独立的短篇小说这种生活上来，我也感觉到了一股说不清楚的不安。如果写长篇小说的话，在一年至两年内，只需要在那篇作品的文体内写作即可，这其中自有一种安定感。不过，好歹我还是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如此一来，自然会连接着下一个短篇，于是决定以短篇连作的形式写下去。“雨树”连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在那过程中，自己觉察到在写此前未曾写过的那种性格的人物。一个有着各种缺点或是易于遭到伤害的那种类型、正在走向灭亡的男性高安卡儿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顺便也写了不断鼓励那个男性，甚至为其付出牺牲的女性。我认为，这样一种女性形象似乎也是自然出现的。

直接的契机，也是因为当时阅读了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里①的作品。当时我四十五岁，他在与我相近的年龄上，因酒精中毒造成的事故而死亡。他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了日本，就是《火山下》那部长篇小说。在那部作品里，他描绘了深深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男性＝任职于墨西哥的外交官，及其恋人＝易于伤害自己所爱的男人，只能不断重复这种伤害的女性。最终，男性因此而被野狗扑咬而死，女性则在悲叹中沉沦下去。这部小说原本是我在墨西哥生活期间偶然读到的，我曾怀疑自己是否也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在感情上我也非常喜欢劳里，尤其是关于“作为人，于存在之根本处怀有深深的悲哀，并生活于这种情感之中”的论述，用劳里的英语来说则是grief的那种感情的重量，被递交到了我的手里。

——较之于男性的悲哀，我在阅读中却感受到女性这一方的悲叹更为深沉和切实，这或许是因为我身为女性的缘故。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群里的女性，都是相当独立、自由和聪慧的女性。从叙述者“我”的角度看过去，她们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恋人。对于她们，虽然“我”保持着谨慎态度，却尽量公正地面对她们。与此同时，也持续着带有几分批判的观察。另外，她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悲叹，也惨不忍睹地渐次传了过来。可以说在女权运动的潮流越发高涨的时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那几年，在旧弊尚存的社会背景下，我正要踏入社会的那个时期，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感受到了相当沉重的冲击。高安卡儿带去的那位名叫蓓妮的女性在信函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语：

我也读了那篇小说。虽然没有告诉高安，但是我不认为那树木只是一个隐喻，我感到“雨树”存在于现实之中。此外，你在小说里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雨树”，可我觉得你应当看见过。夏威夷的夜晚，难道黑得连家门口的树木也看不到吗？高安入住的那家治疗机构里，无论任何地方都没有“雨树”，你究竟是以哪家机构为原型的呢？请告诉我“雨树”所在的那家治疗机构。我想坐在“雨树”之下，边听那滴水之声边考虑高安的事情。即便身边坐着精神病女患者，如我一般倾听那“雨树”也没关系。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存在着像我们这样的女人。马尔科姆·劳里在日记（未发表）里这样写道：Whatdoyouseek?/Oblivion①。但是，像高安那样从不曾为世间所知的人，也就白白地被遗忘了，这叫做AWARE。这个AWARE，就是grief在日语中的语意，这是高安告诉我的。从此以后，教授，大概只有你和我还会时时记起高安了。

我还记得，从这篇作品开始，以大庭美奈子和津岛佑子为主的那些敏锐的女作家们，就加入到大江作品真正的读者和批评家的行列之中了。

作为小说家，我一直对这两位女作家心怀敬意和亲近感。不过，从不曾亲近到她们，比如说，亲近到类似于大庭美奈子和小岛信夫、津岛佑子和中上健次那样的文学盟友的地步。这是由于我的性格基本上属于内敛型，与熟人和朋友保持距离则是常态，独自过着小说家的生活，不时在外国的大学里略微承担一些教务，从没有同过于新潮的女性接近过。但是，由于我不曾进入恋爱的深部，因而与那些自由独立且具有知识背景的人、幽默诙谐的人、与那样的女性交谈，则一直使我感到愉快。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倒是觉得遇见过各种各样能够相互深入理解的女性。这样一些人中的若干人便合成在一起，结构为一个典型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了。

结果，我便认为这个世界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即便如同美国的大学那样开放的场所，毋宁说，客观存在着近乎顽强的男性社会的骨骼，在此处从事自立性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与男性学者们进行合作，充满各种智慧的生活技巧不就成为必须之物了吗？自不待言，不同于这种技巧的其他力量亦然。尽管如此，要在充分表现自己的同时生活下去，这对于任何聪明的女性，都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印象。一些确实很优秀、很有魅力的女性，也不时会在婚姻生活里露出破绽，虽说也有一些人能够超越这种危机。

某个时候，大家一起长久交谈，那人会经常独自表现出悲哀或是悲叹这种情感。当然，所交谈的不会是那种非常深入的内容，全力专注于这类内容亦为失礼之举。“啊，此人在与我们愉快交谈之侧面，并存着一种只能称之为悲叹的东西。”我曾经常作如此之感想。只要细心阅读，就可以发现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小说中，会不时出现描绘这些女性的场面。

——在日本，从这样一种视角描绘女性的小说并不多见。这在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吗？在我的印象里，大江先生当时好像与野上弥生子和佐多稻子就文学观点交换过看法。在女作家中，让您感受到刺激的大致都有谁呀？

在外国的女诗人、女作家和女思想家中，我一直予以关注的，是深入到美国南部的基督教社会里去的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还有到达法国战前和战时时期思想顶点的西蒙娜·韦伊，此外就是研究布莱克的专家、神秘主义诗人凯瑟琳·雷恩②。在日本的女作家里，我最为敬爱的是佐多稻子，和我年龄相仿，又深得我敬爱的则是林京子。至于野上弥生子，在成城和北轻井泽这两处，我和她住得都比较近，也是我所尊敬的女作家，在报纸上的对谈以及为渡边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中，我也曾去帮忙，其间却只和她说过两三次话。江藤淳是个上流社会意识很强的人，曾在文章里写道：渡边一夫刚一去世，大江就向野上弥生子靠近了。他没有说对！就本质而言，我是在反上流的生活感觉中走过来的。

——我想顺便再了解一下，同为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仓桥由美子，直至发表《烧炭工Q的冒险》为止，她还一直是最前卫的，可在那之后，却迅速转而创作保守性质的小说。您还存留着与仓桥之间的一些交谈记忆吗？

若说是“说了很多”，则是在因“平野谦发现的这两人”而参加的《近代文学》座谈会上曾见过一面。那一位呀，从我们出身于农村不富裕人家的孩子看来，倒像是医生家小姐，用心术不正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的那位同班同学。她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解读萨特的方法完全不对。有关我对于“萨特的想象力论”的关注，全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期的仓桥由美子那种吉田健一趣味般的世界，是与我刚才所说的反上流意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再往后，还不时听到她针对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批判性评论，觉得她终究是一个不好应付的人啊……

——被《倾听“雨树”的女人们》深深打动的作曲家武满彻，因此而创作了题为《雨树》和《雨树素描》的乐曲，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怀念。

我一直在听日本钢琴手内田光子、高桥亚纪的演奏。她们是通过音乐展现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我曾与高桥谈过有关武满的话题，在女性中，我认为她是武满音乐最好的理解者。对于武满所作的钢琴曲，她的演奏水平年年都在提高，这很了不起。

——那么，您于一九七七年前往与作品里相同的场所，参加了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研究所的研讨会。那时您已经有了在墨西哥生活的经历，从那时起，您与外国作家的交流，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或许是个有效的机会吧。

如果说起日本这个国家的同时代作家，也有像安部公房、古井由吉那样让我心怀敬意的作家。不过，安部的情况略有不同，刚才我也说过，我更看重与研究者朋友的交往，我说的是与日本文学多少有些距离的研究者朋友。至于同外国的诗人、作家们的交往，由于我不时前往国外短期旅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逐渐亲近起来的人反倒比较多。在开始这种交往的最初阶段，一九七七年的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往之一。创建了“垮掉的一代”之文化的诗人爱伦·金斯堡①从美国本土来到了那里。由于是两个作家或诗人共居一个房间，因此而亲近起来的，是来自西萨摩亚的作家阿尔伯特·汶特②。他出身于一个拥有欧洲血统且富有知识教养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蕴涵着太平洋诸岛当地人的那种民俗学要素。我与非洲 这一年里唯有今天，才是冬天开始的日子。在这个郑重其事的思考中，我感觉到了晴朗的早晨。为了赶在阳光持续照射期间把洗好的衣物晾干，我勤快地忙活起来。这时，我从厨房角落处往外看去，只见独自换好衣服的伊耀正站起身来，环顾着阳光透射进来的玻璃窗对面那座砖砌花坛上并排摆放着的赏叶植物花盆。如此显露出非常“表现式”模样的哥哥，心里肯定有了什么打算。我在这么想着的同时，低血压的脑袋有点儿像是尚未睡醒似的，只是在考虑伊耀如果肚子饿了，我就必须尽快去做早饭。

“伊耀，星期天你还起得这么早，真了不起！等我把这衣服晾好就去沏红茶，你等一等！”

由于小说中的家庭成员构成与大江家的实际情况相同，因而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经过接下去将向您请教的《新人呀，觉醒吧》，您非常谨慎地将情节做了虚构化处理，写出了这部富有智慧的家庭小说。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您之所以选择女性为讲述人，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我在写小说时即便选择女性为讲述人，可实际上那还是我本人的叙述，只是考虑到小说技巧上的需要，才偶尔选择女性为讲述人的，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拥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感的女性叙述者，其肉体和智能皆兼而有之的女性在讲述。这不是那种真正的女性——尽管我也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①、西蒙娜·韦伊、佐多稻子、林京子这些杰出人物的例子——用真正女性的声音讲述的不可能是其他人进行的叙述。于是，我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自己的母亲、妻子、妹妹以及长女的叙述，很快我就意识到，长时期观察的——并不是事先想要将其写入小说之中而积累了这些观察——成果显现出来了。或许，那只不过是这些女性对于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的缘故吧……

在小说里所讲述的，而且是以作品中某个人物为讲述者的那种叙述里，最让人感受到魅力的，通常是年轻人讲述本人的冒险，比如说赫尔曼·麦尔维尔①的《白鲸》、塞林格②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如此。狄更斯③的《荒凉山庄》这部小说的叙述则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那位因面部受伤而深信自己变得丑陋的女性进行讲述，最后却改变了思考方向，认为自己或许并不那么丑陋，从而取得了很好效果。

我则以自己的家庭为原型，想要写这个包括智障儿在内的家庭，便将年轻的女儿设定为讲述者。实际上，我的长女菜采子理解光这位兄长，并给予哥哥很大帮助。妻子曾告诉我，女儿在三岁的时候，就试图照顾七岁的哥哥。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看着这一切，写作时便塑造了一位像她那样勇敢而温和地照顾患有智障的哥哥的人物，并将其作为讲述者而导入小说之中。当时我认为，如果设定这样一位讲述者，几乎不能说话的孩子那些话语就会浮现出来，还可以把讲述者针对双亲的批评也适当加入到作品中来，这也算是一种社会化吧，这样就能在写作时把有着智障孩子的家庭生活广泛提升到社会层面上来。

——接下去我们讨论也可被称之为“近未来SF小说”这种文类的作品，在《治疗塔》和《治疗塔星球》这两部作品里，您连续选择那位叫做律子的年轻女性为讲述者，通过律子那悠然的叙述能力，使得人们在面向未来时，即便置身于若不离开地球，人类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特定环境之中，似乎也可以得到某种有保证的光明。

我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那里正无言讲述着的内容。令人怀念的阿朔的呼吸，与腹中胎儿的心音好像同一节奏地传了过来。我与现在就连其大小程度也无从知晓、正横卧着的那位年纪轻轻、正不断成长的小人儿一起，倾听着用既非英语亦非日语，大概是为“新地球”而准备的那种宇宙语言朗诵的，以“Hegrowsyoungereverysecond”为首的叶芝那些诗行。那是在通知我这么一句话语：不是别人，正是汝将产下较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作为母亲我的喜悦，正寄身于我的体内，传来亲爱的心音……“Hedreamshimselfhismother’spride,/Allknowledgelostintrance/Ofsweeterignorance.”，“虽是这个地球古老人类的女性，却面向宇宙而敞开，通过自己的肉体产下全新之人，将独自以自己的精神和感情进行教育。

我觉得，以上这一节是大江文学在一九九〇年那个时点上，面向未来而显示出的文学性和伦理性想象力的方向。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确实在那部作品中表现了对那类女性的憧憬。我有一个梦幻般的想法——成为被那种类型的女性所拯救的男性。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社会中，男性社会或许会陷入走到尽头的绝境。可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仍将继续生存下去。那时，女性的力量、女性性质的力量将发挥作用，唯有如此，地球才能得到拯救。我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想法。

而这些力量正与歌德那样的大诗人借托女性的、但丁借托名叫贝雅特丽齐的超越性女性的那些内容连接起来。倘若不如此，《新生》便不可能诞生，《神曲》也不会完成。一如但丁在《新生》里叙述的那样，他邂逅了非常纯真的少女，为其美丽所倾倒，由此开始写作诗歌。这种纯洁、明朗、自立、自尊的女性形象，长年来一直被文学世界所描绘，未必就不能让我们预见到未来，至少我是这么考虑的。空想那种可爱、美丽、贤明的女性这种行为本身，有可能遭到批评，被怀疑为男性社会里的这个男人是否在歧视女性。可是，我的这一番话语却是作为得到那种女性的帮助之人而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