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九六○年的安保斗争_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峡谷中的森林”，也就是叫做“村子＝国家＝小宇宙”的场所，在大江作品里的全面登场亮相，我认为始自于一九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与这个爽快的题名正相反，作品所关注的是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斗争之总括，以及如何从此处将问题推向深入，对于当时的日本青年来说更为深刻的这个问题，就流淌在作品的底层。动手写作这部作品之前的那些苦恼，您在解说等文章里也曾提及，可谓是七颠八倒、跌倒又爬起的经历。

在动手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之前，曾经历过一段最为痛苦的摸索时期，花费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搭建起根本性的骨骼结构。在实际开始动手写作之后，也还一直认为有需要开拓性地克服困难之处。总之，我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开始写作的：要在百年之间往返，要返回到相隔百年的过去，从那里再度前往未来，而且，我要反复再现这个过程。万延元年＝一八六○年的农民暴动，还有以村里青年们的足球练习为隐喻而准备的一九六○年的暴动。将相隔百年的这两者连接起来，我就以这种形式开始了写作。一八六○年曾发生叫做“樱田门外之变”的政变，年号则从安政改元为万延。此外，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胜海舟等人也成功地远航了美国。在开始写作以前，是非常困难的，一旦开始连载，就相对顺畅地写了下去，这又与结尾处的新发现连接起来了。

的确，我在青年时代经历过的最大的社会事件，就是围绕是否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东京都内挤满示威游行群众的一九六○年的市民运动，当然，我本人也参加了那场运动。与此同时，自己也是一个考虑把该事件写入小说之中并为此而苦恼的青年。细想起来，这两方面都是没有年龄差距的年轻人，可一个家伙在行动，另一个家伙只是在注视着这一切（不久后也开始以该事件为主题而写作小说），就这样，我把自己一分为二，亦即实际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并因此而受伤的人物，以及另外一人，只是一味进行思考却并不行动的人物。这个人物郁闷地待在家里读书，可最终还是受了伤。考虑到这样一个分身，便虚构出了二人组合——根所蜜三郎与鹰四这对兄弟。这种二人组合的方式还成为我其后小说里的原型。比如将我最近的三部曲编入到一本书里去的特装版版本，被选作这一整套书之题名的《奇怪的二人组合》，即构成了我小说的基本要素。就这样，有意识地想要把我自身一分为两个人物并加以把握的创作技巧，《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 好像发生了故障似的，公共汽车突然停在密林深处（中略）。

被郁暗繁茂的长绿树形成的峭壁围拥着的林道犹如深沟，汽车仿佛行驶在这深沟的沟底，我们就停在了林道中的某一处，头顶上则是细长的冬日天空。下午的天空如同河流不断变化的色彩似的褪去了颜色，同时缓慢地下降而来。宛如鲍鱼的贝壳覆盖住贝肉一般，夜空就要封闭这广袤的森林了吧。尽管是在这座森林的深处长大的，可每当穿越这森林返回自己的峡谷时，我都会因为这种窒息的感觉而无法自由呼吸。在窒息感觉的中心处，积聚着死去祖先们的感情精髓。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强大的长曾我部①所追杀，只能深入密林深处、更深处，便发现了勉强抗拒着森林侵蚀力的这块纺锤形洼地并定居下来。洼地里不断涌出优质的泉水。这个逃亡小团体的统率者、我们家族里的“ 我就这样以自己的过去，故乡森林里以往的事件为素材写了这部小说，就好像在山里燃起一堆篝火，其周围却出现意料不到的烤焦了的空间似的，写完小说后，我觉得自己因此而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像是自己也不清楚，与自己连接着的老家以往发生的事情。好吧，那就安魂吧！但是，为了如此唤起那些野魂并安之慰之，我觉得首先需要清晰地唤来野魂的原型，必须辨明其原型。于是，便让自己头脑中的神话世界……也是个人世界……迅速丰满起来，并渐次变成了文学的内容。有一个时期，我也曾关注结构主义，便将其放在《同时代的游戏》里进一步展开了。

——总之，从文学影响力之大来看，位于战后 雪仍然下个不停。我突然产生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在这一秒钟里，所有雪花描绘出的线条，忠实维护着峡谷空间里雪花飞舞的这段时间，不会再有其他雪花飘动。一秒钟的实质被无限拉长，如同声音被雪层完全吸收了一般，时间的方向性也因被下个不停的大雪吸收而消失。无所不在的“时间”。赤裸身体奔跑着的鹰四是曾祖父的弟弟，是我的弟弟。百年间所有的瞬间与眼下这一瞬间密密麻麻地重合在一起。赤裸的鹰四停止奔跑走了一会儿，然后便跪在雪地上，用双手来回抚弄着积雪。我看见了鹰四那瘦骨嶙峋的屁股和恍若身有无数关节的虫子背部般柔软弯曲的长背。紧接着，他发出充满力度的“啊！啊！啊！”的声音，在雪地上翻滚起来。

无论在《拔去病芽，掐死坏种》还是在《两百年的孩子》里，您都描绘了身处雪境的年轻人，对于这种描写，大江先生尤其发挥了自己的笔力。这是为什么？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在清晨，我只要一看到大雪覆盖了世界，就会昂奋起来，现在也是如此。有时夜里听到刷拉刷拉的下雪声响，也会独自起床。

关于《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的，鹰四在大雪之夜赤裸着围着院子跑步的场景，还曾有过这么一件事。恰好在我们全家回到妻子家的那天夜里，天降大雪并覆盖了地面，我自己就像小说里那样进行了实验，对门那位年轻的妻子在窗子里看着这一切，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她都无法过来和我寒暄（笑）。

——还有一个问题。说起诗歌的语言，这部作品里有一章叫做“要说出真相吗？”。这个标题出自于谷川俊太郎①的长诗《鸟羽》。借助这两部作品，“要说出真相吗？”这句产生于现代的、重要的、文学意味的口头禅，现在也还经常被使用。大致说来，这个世界果真有真相吗？可以借助语言说出这真相吗？无数诘问从这里被交到我们手里。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愁容童子》中，主人公古义人被年事已高的母亲责问道：你打算把有关这个峡谷的谎言之山堆到多高？！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从这部小说开始，大江作品中比较明显的特征“错位”和“反复”，便被有意识地展开了吧？

是的。可以说，在我有意识地成为作家之后，这部小说就成了我其后所有作品的起点。现在，如果可能的话，作为我晚期的工作，打算再写若干较短的长篇，或是两部曲或是三部曲。在计划中，其中之一的题名就是《绝不说出真相》。即便现在，我依然为谷川先生的诗歌所吸引。我甚至在思索，难道我真的像母亲眼睛所看到的堆筑谎言之山一般重复着“反复”和“错位”，书写着有关森林的回忆，或是仅仅一直在写着“那么一个小说”吗？

至于“要说出真相吗？”这句话，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之所以让弟弟鹰四威胁旁观者哥哥蜜三郎似地说出“要说出真相吗？”毋宁说，这是为了让他表现自己内心的苦楚。“你不是什么也没干吗？咱也许会做错，可毕竟经历了这一切。”鹰四如此述说着自身阴暗的个人生活，那确实是非常阴暗的生活经历。虽然他可以暗示那个阴暗的内容，而且他还能够做许多这样的暗示，但是，他无法用语言真实地讲述出实际状态。尽管他摆出“现在就说出来”的架势，却也只能说一句“要说出真相吗？”。为了写出沉沦在那种真正的深深苦楚之中的年轻人，我特意引用了这个诗句。然而，自己现在已经是老人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深切意识到“我就这样走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这就是所谓的人。”所以，我要把这个想法写入小说，写入为了给继续生活下去的年轻人而留下的小说。在我决定写这部小说时，最先浮现在头脑里的题名，就是《不要说出真相》（笑）。

需要用语言表现某一事物时，无论怎样都会从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真相”处做错位处理。然而，我们必须借助语言面向某个“真相”进行肉搏，这就是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存在着的两难窘境。因此，我总是一面写小说，一面在做各式各样的修改，用语言去表现语言与人们或经历过或在内心描绘过的事物之间的那个错位。一次次如同重新涂抹油画似的改写那些语言，从而逐渐逼近事物的真相。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就是应该用小说进行表现的吧。而且，表示“这就是真相”并将其提出来之本身，就有并非真相的东西，为了牢牢把握住这个并非真相的东西，需要特地写入那些错位的语言。我还在考虑，把像是在一点点错位的两幅画重合在一起，使得 ——因此，“妹妹啊”这种召唤般的文体便产生了。即便在日本文学里，自古以来，“妹妹”就一直在发挥着力量。可尽管如此，这个所谓的“妹妹”又是谁呢？是虚拟的人物？还是对人类所有女性发出的呼唤？这可是一个谜。

是呀，在现实里，我并没有常年交往的女朋友这种存在。面对什么样的女性而写呢？这个问题是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比如说三岛由纪夫，他好像曾以母亲、祖母以及去世了的妹妹为女性形象的原型。而恋人的原型，这种人就更多了。在我来说，高中时代的好友的妹妹，则是最为美丽、令人思慕的女性形象。后来我们发展成亲密关系，她更是成为最为重要的存在这种原型。后来，我就和自己所尊敬的那位朋友的妹妹结了婚。除此以外，我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再也没有那种关系亲密的女性了。

于是，我就考虑以朋友的妹妹或者自己妹妹为对象来书写信函。我决定把接受信函的对象，设定为非常亲密却没有性关系的那种特别的女性，与叙述者是双胞胎的那位妹妹。如此一来，文体就形成了。而我在墨西哥从多角度思考自己故乡的事物其本身，就好像为书写针对自己故乡的信函而打下的草稿。构建了这样一个框架之后，就编造了许多与自己、与自己故乡的历史并不重叠的虚拟故事，并一一放入其中。

这部作品发表三十年了，然而，当我这次时隔三十年重读自己如此写出的小说时，却发现当初以为虚拟的故事，其实仍然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自己听说的有关村子历史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作为令人感怀的奇妙故事，我觉得自己现在似乎接受了这部小说。

——您是说，您本人主动接受了面向未来的自己而写作的信函吗……在作品里最具象征性的语言中，有“破坏人”这个词汇。所谓“破坏人”，在故事的最后部分，他既是村子＝国家＝小宇宙的古人们的族长，后来也是神话和历史其本身，此外，他似乎还是完全覆盖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天皇制般的东西，这个人物具有多种解读可能，可以说说您当时使用这个词汇的原因吗？

在《同时代的游戏》中，作为确实生涩的语言而使用的村子＝国家＝小宇宙这个称谓里的所谓“小宇宙”，是渡边先生所喜欢的词汇，哲学意义上的人际社会①，也就是“人际”的意思。因此，人、那座村子、国家、小宇宙这种连接，就如同叼着自己尾巴的蛇一般。人们即便是村子里那很少的人，也等同于国家、不，是比国家还要大得多的小宇宙。我通过这些语言开始思考历史，从一个国家成立之前的古代直至现代的历史，虽然贯穿这个历史的方法有很多，我还是打算把那位将该历史予以具体化的人物，作为“自古时现身以来，以各种形式在每个时代的人们面前复活重生并拥有巨大力量的人物”进行小说化处理。因此，就创造出了“破坏人”这个人物。

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围绕村子的历史作了很多思考，所以头脑里应当存在着微小而零碎的神话素般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①曾提出“神话素”的想法，他把各国的神话不断分解下去，便发现其形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形态的“神话素”，再把那些神话素加以梳理，就制作出了“构造”。我从孩童时代起，就接受了自己的森林里的“神话素”，并将其加工为故事的形式，放置在自己的内心里养育，然后把那个故事说给妹妹和朋友们听。构思《同时代的游戏》时，我还再次想到，正是这个做法使得自己后来成了作家。

那么，什么才是自己倾听村里古老传说并一直思考的神话素之中心呢？在作如此考虑时，觉得那中心就是创建了这座森林中村庄的人物。他既是创建了村庄的人物，也是破坏了已建成的村庄的人物。应该被最先放置在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小宇宙里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于是，“破坏人”就这样诞生了。

——为什么不是“创造人”而是“破坏人”？

这座村子古代的情况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其缘起，是一群年轻人逃离他们所从属的社会，来到森林里创建了村子。但是，他们又破坏了亲手建成的村子，进化到下一个时代。村子的破坏者，其实与最初创建了村子的人是相同的存在，这就是贯穿这部小说的历史观。从很久以前开始，我的头脑里就持续存在由破坏者/创造者组合而成的领袖形象。后来，我甚至一直想要使这个观念适用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天皇这种统治构造。我认为，这个观念似乎同样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创世记。总之，在该观念的影响下，我把这个村子的历史、这个农村的历史投入到了作品里，也把日本的历史，然后还把诸如墨西哥那样场所的历史也全都投了进去。同时，我进一步思考了作为明治维新的近代化以后的领导人天皇。如此一来，我便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天皇形象，有时还在作品里与我的“破坏人”重叠起来。

——于是显现出编入了这种普遍性构造的强韧，一个个小插曲中的异想天开，以及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人生悲欢的新奇。神话和历史这两者确实被满满当当地塞进了作品之中。比如意外出现的这个部分：

妹妹啊，我觉得与其称他为父亲，无论如何还是与外来户神官合起来称呼更为合适。至于他的传说，则是所有孩子的恶梦。那恶梦就是父亲＝神官边叫喊边走动时，他的眼睛像是在暗处闪烁着磷光一般浮现出蓝色光亮。这个恶梦的形成当然自有其据。据说父亲＝神官的祖父，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是漂流到本州面向日本海的一座小城市里的露西亚①人。父亲＝神官就这样咆哮着闯入峡谷最低矮处那所屋子里，使得定居在此处的江湖艺人生了五个孩子。他为那五个孩子命名时，全都冠以露西亚的露字：长子叫露一，次子叫露二郎，我们这对孪生兄妹的名字看上去简直没有区别，我叫露巳，你叫露己，而弟弟则叫露留。即便在峡谷里沿河的那条短短商店街上，“征露丸”的广告牌也和“大学眼药”以及“眼镜牌鱼肝油”的广告一样非常显眼，这明显反映出全国国民对露西亚的感情。父亲＝神官却试图与全国国民的这种感情相对抗，把这些名字送给了孩子们。而且，妹妹啊，我认为父亲＝神官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热爱那四分之一的露西亚血脉，而是要摆出姿态拒绝另外四分之三血脉所象征的日本。居于他那拒绝之心根底处的某种东西，与曾使幼年时期的我仰视他时所感受到麻痹般恐怖的、父亲＝神官那张狗一般脸面上的不愉快重叠在了一起。

这种逸闻可以排列出数百处之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借助新学院派，结构主义开始广为人知，而《同时代的游戏》则好像过于领先于时代了。至于现在，认真阅读的人估计已经很多了，我还要劝告当年阅读这部作品时曾遭受挫折的读者：请务必再读一遍！

不过，您在作品里也曾多次提到的破坏人的“坏”字，与怀念的“怀”字，真是非常相似呀。

是这样的。不过，我是在自己构建了“破坏人”这个人物形象并写出小说，然后注视着成书后的铅字时，这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不是从一开始就为考虑转换到“怀念的人”而想象出“破坏人”，但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坏”和“怀”确实密切关联。发现这其中关系之后不久，我便转而着手写作《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并在作品里作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