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在准备离开普林斯顿整理行装之际,毕生恩师的话语浮现在脑海之中。
“对重要的事情要勇于面对,不可逃避!”
我不禁在心中自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是否实践了恩师的教诲呢?事实上,美国的大学正是实现上述想法的好去处。不过……
归国之后 归国前曾读过日本某刊的一篇评论。评语如下:在朝鲜战争白热化阶段,一些日本人曾被动员参加了清除水雷的行动并且死于非命。这便是我国以武力形式参与国际纠纷的一个既成事实。
如果不曾忘记向将处于被人占领状态下的国民拉进战争漩涡的那个国家发出抗议之音,那么,这一年来日益高涨的新民族主义论调也还算顺理成章。但是,他们居然将在国家主权尚未恢复的那一时期内受美国驱使而不得不为之的、从国际法角度看亦可质疑的行为奉为今后日本的前进指南。岂不哀哉!
读了一本归国后最初映入眼帘、经过大肆渲染的书后感慨颇深。《纽约时报》近来的常行之道便是对这数年来官僚、银行乃至实业界屡见不鲜的腐败行为进行始终不渝的口诛笔伐,并将其视为笼罩日本经济前景的一团暗云。作为一名暂时旅居美国的日本人,笔者曾多次在沉闷的心态下迎来黎明的晨曦。老态龙钟的经济界人士作为复苏日本经济的象征基本上已经被神化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成为指导担负着我国未来社会重任的年轻一代前进方向的指南针。其实上述书籍早已跻身于畅销书之列。
即便隔海远眺,笔者这一年之内所看到的也同样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司马辽太郎笔下对那些年代已经些许有些遥远、具有人情味的、日本人眼中的英雄人物的描述,已经被利用于煽动政治家、实业家乃至新闻工作者的新民族主义情绪上。司马氏绝对不可能过目无睹的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黑暗面——那些难辞其咎,表面上看似乃世之精英、魅力十足,而实际上却已经“黔驴技穷”的人们的真实状态已经被那些利用者们掩盖住了。倘若起始于战后日积月累而成的民主主义所带来的国家发展模式从国际视野上看同样正明显地引导着我们的国家走向衰败的话,那么,身为现代历史学者的作家难道不正应该对那些重任在肩却将上述模式引入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比如经济界人士的龌龊以及他们业已周郎才尽的事实——挥笔书之以昭天下吗?
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机制已经可以将这颗行星上任何一处的人们召集到同一张会议桌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国乃至我们的国民反倒要强调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将其据为救命稻草。甚至还在这个迈向新世纪的革新年代里把那些老字辈人物奉为楷模推上了前台。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新一代日本人那展望世界的想像力呢?
还是时差在作祟,上述想法已成为自己昏昏沉沉头脑中的最大疑团。
(帅松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