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广岛的心”与想像力_我在暧昧的日本

(一)

我也曾参加过几次有关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往往会发生与正题无关的别的事情，我想先谈谈这些事情留在我心里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几年前我在广岛经历的事情。那一次大会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知识界人士聚集在广岛，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耶利·维泽尔主持，主题是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的最后部分是分组会，向公众开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来听演讲。来自国外的参加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废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强调核扩散的危险性上——虽然本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是终极的课题，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往往都是如此，视之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终会实现，对实现这个目的的期限说得含糊暧昧，从而引起广岛听众的不满。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与会者感觉到这一点。

在讨论差不多进行一半的时候，坐在二楼的来宾席最前排的一个看似从事脑力劳动的五十岁左右的人站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叙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为在场的外国与会者似乎都如此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曾经出版过记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著作——他有点粗野地大声嘲弄道——

“这样可安慰不了‘广岛的心’啊！”

我把他的话翻译给外国人听。他们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于无法立即改变讨论的方向，我们都沉默不语，分组会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进行下去。

从广岛回来的路上，我虽然对这个批评怀有同感，但是又觉得用这种方法拒绝外国人来参加讨论——我在别的场合有时也会遇到这种事——恐怕不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原子弹轰炸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广岛的心”，其心情尤显迫切，但是我不会向广岛的朋友们推荐这种做法。因为虽然“广岛的心”这句话绝非原子弹受害者的责任，但现在世界上对此未必明确。

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死于非命的人们；在经受伤痛折磨后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们；虽然在战后的极度困难时期保住性命，却死于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碍的人们；原子弹受害者的 然而，一切语言、一切格言，一旦反复使用，就会产生自我破坏的作用。不论原先多么真切的语言，听起来都会觉得是陈词滥调。在此之前，在横滨也召开过探讨废除核武器的理论性根据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记得一个来自非洲国家的与会者发言道：所有小国都拥有原子弹——他除了主张比国家更小的团体拥有核武器这个设想之外，对核扩散的噩梦基本上采取漫画性的说法——可能反而会出现和平。

为了让“非洲的……”这个说法不会对不负责任的人产生影响，我想说，曾经研制拥有核武器的南非后来销毁了这些武器。这个与会者刺伤我的心的发言是他的补充部分，他说，日本把广岛、长崎变成一种圣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的研讨会上，绝对不能对核武器表现出丝毫拥护的言论。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经常碰到与他一样的争论方法。

就是说，如果受到“难道你们根本不理解‘广岛的心’吗？”的大声质问，那么实际上就成为无法认真进行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遁词。因为形成了来自外国——本国也有很多——的批评不无道理的气氛，这也是一个事实。

上面说到“本国也有”，其实，美俄两家核大国自不待言，就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每次进行核试验时，政府都会发表抗议声明，要求考虑日本国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会反过来利用上述那样来自外界的批评，作为向外国的辩解之词。我有这样的印象。坦率地说，我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我国政府的驻外官僚灵活使用这种双重手法。

日本政府在表面上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废除核武器的意志，据我观察，外国的有关人员对日本政府的印象大概认为在国际关系场合为真正废除核武器而努力。这可以与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赖肖尔无视无核三原则的发言以及最近可作为旁证的外交文件的连续解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我怀疑，这种感觉方式在国际新闻记者之间也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例如我在后面将要详述其工作情况的美国著名记者乔纳桑·舍尔著有一部关于在全世界废除核武器或者进行核裁军新构想的书籍，提出很负责任的报告。这部著作根据广泛范围的采访写成，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该书根本没有采访听取曾经参与制定日本战后的政策，以及现在在职的政治家、官员、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人的意见。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意图，只是稍微涉及到与美国政府的智囊团围绕这个课题的工作班子接近的日本记者的一些情况。

我认为，日本政府声明中在核武器问题上要尊重日本国民感情的陈词滥调，以及广岛、长崎发出的实际上内容繁杂的“广岛的心”这个词语，都没有被认真地接受和理解。这就是现状。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上所说，也暴露出国内外对无核三原则的不同理解。高知县等地方自治体主张要求进入港口的外国军舰和民间船舶提交没有装载核武器的证明书，外务省对此一直采取十分冷淡的态度。日本政府实际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在考虑只遵守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原则，这个态度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周边事态法》的制定明确了日本在国际上作为运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的后勤基地予以合作的立场。冷战结束以后，装载核武器的军舰成为核武装的关键，整个日本列岛以冲绳为先头被卷入美军的战略里去。

我在另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是一次与具体的裁军问题有关的研讨会。研讨会采用“网络”这个可以在全世界进行交流的最新手段，并且邀请呼吁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乔 政治性的零核武器可能存在，这与现存的任何核武器储藏体系无关。其判断特征是，政治当局明确宣布在任何情况下无意使用核武器。正因为美英两国坚信政治性零核武器(就是说，坚信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核打击的可能性)，所以感觉不到争取技术性零核武器的必要性。

谁都承认，政治意志比核技术更难掌握其实质，然而这也可以用“制度”这个具体的形式来表示。例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通过技术和法律两方面的结果来表示。技术性的结果是，为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确保防卫而采取转变军事力量结构的态势。法律方面的结果是，采取严格遵守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姿态。但是，放弃报复性打击无疑是通往政治性零核武器道路上巨大的、可以扭转局势的措施。只有采取这个措施，才能完全放弃核武器，所以这个措施自然会产生深远的结果。首先，将会开辟出一条宣布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都是对人类的犯罪的道路。(如果各国保留重新制造核武器的权利，那就不可能，恐怕只能变成首先使用或者首先拥有核武器是犯罪行为。)第二，军事力量和国际联盟都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刻的改组。第三，可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确定对核裁军的“社会性核查”以及所有人的揭发。

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舍尔的著作——书名原文为《TheGiftofTime》——中所引用部分的内容，下面这句结束语由我翻译：“我们只要知道如何接受时间的礼物，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礼物。”

在这个地球上，即使时间的礼物永久继续，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等于时间无法赠送。时间在一片废墟的地球上不停地环绕流动，就人的想像而言，没有比这种永恒的眺望更加荒凉的了。应该说，人们在广岛曾经根据体验想像过这种未来的时刻。这种对绝望的持续记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的国民感情，再经过普遍化，甚至可以说是通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感情”。

在舍尔的著作里，还出现另一种基调低音。这是专家们对核武器问题的各种见解以及舍尔本人的声音。

即使消除了核战争的威胁，核武器的危险依然存在。核武器仍然储藏在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深深角落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一旦世界陷于混乱状态，核武器很可能会重新登场。这是从无法取消发明核武器这个事实产生的政治结果，实际上的确无法取消。无论如何，无法回到无核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是顽固地留下某种核遏制。

不言而喻，舍尔在寻找如何克服这个残渣的方法。我想，也是为了在那一次广岛的国际研讨会上无奈悔恨地呼喊“广岛的心”的人，希望再一次把广岛、长崎收入寻找的前景视野里。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单纯的比较论，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阿德鲁纳之后，人们经常发问：既然在世界上出现了奥斯威辛，此后还会有人类文化吗？也有人把广岛与奥斯威辛相提并论。尤其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已经形成这样坚定的共识：既然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无法抹去人类所肩负的认识，那就决不能让奥斯威辛的惨剧重演。

既然如此，那么，在广岛、长崎造成那样悲惨的结果，而且使未来的“时间礼物”变得毫无意义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核武器，在经过最终予以废除的各种方法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效果之后，依然也许还会死灰复燃。东西方的专家们为什么要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如果把核武器问题与奥斯威辛对换一下，不是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二十世纪人类的“智慧”是何等怪异吗？

(五)

为了在亚洲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东亚地区无核化构想等各种提案。我迫切希望冲绳地区无核化，也参加其中的一项提案。以后大概还会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未能直接朝着废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虽然觉得有点太迟，无疑也是人类表现出能够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种意志。

这并非离开一般的文脉就能实现的成果，但是我个人这样考虑：在核武器的现状下，有可能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项设想是，一国政府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着宣布不进行作为核遏制理论主要依据的后发打击——报复打击。如果与该国对立的国家对其进行核打击，在地球上不存在为其进行伦理性辩护的地方。这是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会讥笑道：在国际政治的实际交锋中，伦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赖吗？旁若无人地坚持己见才是二十世纪末的现状。然而，经历过广岛、长崎体验的日本、日本人现在重新把这个作为可以做的事情，以“广岛的心”作为中心，进行具体的研究，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问题时，碰到的最单纯也是最难办的困境正是这个。日本一方面被美国的“核保护伞”所庇护，另一方面却凭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坚信核武器是绝对的罪恶，一直呼吁要彻底废除核武器。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吗？坦率地说，这不是虚伪的吗？我每次在外国——美国、欧洲各国、韩国——讲述日本人对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时，都受到这样的批判。当我一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反刍这些批判的声音。

对于“核保护伞”的虚妄，已经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核保护伞”是针对苏联/俄罗斯的核武器的论据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已缺少说服力。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看不到废除核武器的进程的发展，原先已基本意见一致的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的进度迟缓，我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感情重新恢复，期待“核保护伞”的威力能够抑制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

那么，如果要问是否的确存在可以视之为可笑的想法的根据，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核遏制主义还在世界上发生作用，因为基于体验对在核遏制主义最盛行时期制造的核武器的巨大体系在作战上具有不可行性、无效性的证言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战结束以前一样，继续对美国的核遏制体制采取合作态度。《周边事态法》的制定应该说比以前更具有实战的切实性。

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从一开始就处在暧昧的地位，但是我没有怀疑它产生过有效作用的一面。与其说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据认真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志采取行动的结果——虽然不能忘记市民团体作为一个方面一直进行认真的努力——不如说美国政府、军方对这项原则基本上采取并不暧昧的态度。虽然由于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渐歪曲了原则，但对方还是从正面予以认识。

在对三原则的理解上，由于日本政府的主动虚伪和欺骗得到发挥——也许是被强迫的主动——把无核三原则变得似有若无，日美之间重复使用着令人感到无聊的惯用伎俩。至少因为无核三原则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么曾经执政一段时间的社会党内阁不就能对美国施加压力吗？而且地方自治体根据无核三原则要对进港的外国军舰、船只进行检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从最近的情势来看，由于这些既成事实的积累，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重新表面化。《周边事态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总决算。

就我在日本国内的所见所感，我认为日本坚持依赖“核保护伞”这个陈旧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把无核三原则暧昧化，都是日本人国民气氛的进一步延伸的表现。然而，日本周边的国家并不这么看，反而认为这显然是变坏的标志。周边国家的这种态度正逐渐加快并且越发明显。西欧、美国的视角也非常明了。我不能不怀疑，难道只有日本人的国民感情没有看到新的局面吗？

在此，我提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对世界的核武器现状应该表明自己脱离“核保护伞”并再次确认无核三原则这个新的具体的态度。我还想说，迈向下一个世纪的日本和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自立的选择吗？

所谓脱离“核保护伞”，简单地说，就是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有这样，根据《周边事态法》决定进一步支持美国战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国会通过之前就跑到美国向克林顿总统汇报——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亚洲周边国家再一次进行戏剧性的(好的)方向转换。

另外，日本政府还应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如果现实中出现导弹核武器向日本攻击的危机，日本不仅不利用美国的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不要求进行后发打击。我认为，只有这样，在亚洲最近未来的核武器现状下，日本才能减少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大概立即会遭到右派理论家的嘲笑：你在东京、大坂遭受核打击后，仍然叫大家“忍耐”吗？但是，实际负责管理发射任务的人——这是美军基地的人物证实，一直在进行今天核战略中的“反击”——一旦收到对方第一次攻击的警报就立刻发射导弹、即“警报即发射”的训练。我希望的是日本从这个“警报即发射”的核武器实战态势中摆脱出来。

然而，政府和媒体对核威胁的宣传，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大概连冷战时代都没有这么激烈的核武器现状下，这种宣传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于对自身赤手空拳状态的不安情绪。所以，我的上述提议肯定被人嘲笑为小说家不现实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别人嘲笑的思想准备还是认为，即使发生那种非常事态，日本仍然表示选择脱离美国“核保护伞”的道路，那将是冷战时代也未曾有过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义的想像力的发挥。这个选择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第一次根据“广岛的心”表现出的具有真正勇气的行动。

这是根本性的国家选择，尤其现在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并没有引起1960年“安保斗争”那样的市民大规模的自觉的示威游行。而且，从现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来看，重新掀起那种示威游行无异是最大的梦想。

然而，我依然认为，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现状下真正发挥想像力，进行符合“广岛的心”的行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构想，否则，如果在面对新的亚洲危机的时候，只是一味被美国的战略推着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纪对我国的“时间礼物”落空。

(郑民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