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亲切”的定义_生的定义

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Harper＆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Ke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 ①斯卡拉蒂（Scatti，Alessandro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