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的一个夏日，我到达广岛时，天刚蒙蒙亮。荒凉的无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间从我眼前掠过。街上还不见广岛市民的身影，零零星星地伫立在街头的都是些外地游客。１９４５年夏的同一酷清晨，也曾有一群游客来到这里。然而，这些人当中，凡是在１８年前的今天或明天离开广岛的，都侥幸活了下来，而在 安井理事长走进屋里。在这儿等候消息的理事们都焦躁疲惫，面带愁容。他们和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走廊里的记者、坐在和平公园树荫下早来的与会代表一样，都被拒之门外，忍受着不知详情的焦虑。看到安井理事长，他们已掩饰不住声音中的愤怒和抱怨，迫不及待地近乎喊叫似地质问起来。更有性格直率的人怒不可遏地要求常务理事（他们具体担任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安井理事长做出解释，为什么竟然把他们置于无法得知情况的状态中如此之久！
金泽的常务理事问道：“常务理事会是否已经放弃了本次大会？”安井理事长表现得不急不躁。他用有力的带抑扬顿挫的悲壮的声音回答道：“不，我们没有放弃！现在只是会间休息。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大家如实报告常务理事会的现状。”他非常诚实坦率，但又显然戒心十足。人群里响起不以为然的笑声。人们是在笑金泽的理事太神经质呢，还是在笑安井理事长过于空泛的答复？
横须贺的常务理事质问道：“你上次来的时候说，如果常务理事会无法解决，就把问题交给包括我们在内的理事会来研究。难道说现在又不打算承认我们的权威了？”
安井避而不谈实质问题，他满脸诚意地说了句“我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和诸位坦率地交换意见”，便搪塞过去了。而使他处境窘迫的提问也就到此为止。东京和长野的理事都只是要求：世界大会务必召开。
东京的理事说：“现在超出预定以外的参加者正从东京陆续向广岛赶来，大会具备成功举办的条件。”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动员群众大战必然会成为这次大会的问题之一。长野的理事恳切地申诉说：“既然已经以大会的名义募集了资金，无论如何也要把大会开起来！”
此时，常务理事们早已不再是质询，倒像是面奏皇上时的悲壮恳求，没有丝毫的权威。和平游行正在行进当中，距离他们到达广岛只剩六个小时了，为了迎接他们，有关大会的事宜必须马上理出头绪。
安井理事的声音一如往常。他满腔热情溢于言表，满怀诚意地反复说着：“我们常务理事会内部确实有较复杂的意见分歧。”之后，理事长提高声音说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众多事实表明，常务理事被拒之门外，迟迟不散的常务理事秘密会议正陷入僵局，对“反对任何国家……”以及“禁止核试验会议”产生的意见分歧（对此安井理事长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提起过，但从未具体言及），成为使会议越发陷入困境的障碍。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外国代表团，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对立，使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如陷泥潭。但这些情况早在安井理事长出现之前，就已尽人皆知了。要说现在还有什么新的说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长反复高喊的这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困难就可以解决了吗？没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长到底也没说清“一点时间”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们走掉了。剩下的理事们众说纷纭，大家意见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被否决。有的人简直要吵起来。他们是和社会党议员喝茶的那帮家伙！他们的头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有结了婚分居的，还有离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么？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讨论会。我和那位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的横须贺的理事走到窗边的阳台上，他的发言在讨论会上被压制，要听他的意见只好用这种方式。“明明在 在广岛为数众多的各种塔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供奉塔是命名最贴切的一座。此刻，我正朝它走去。塔身旁边，有位老妇人默然伫立。在广岛，我曾多少次看到过这样默然而立的人们，他们都在那天目睹了人间地狱的惨象。他们黯然的眼底仿佛深藏着令人恐怖的东西。在《广岛之河》里，两位有着这种眼神的老婆婆，其中一位这样叙述道：“那种病，旁边的人看着才揪心啊！我的女儿，为了刚出生的真美子，说什么也想活下来，可没人能救活她。不光这些。奈奈子死了，我还剩个叫‘广’的儿子，２６岁了，可手上头上都留下了烧伤的疤，为这连婚都结不成，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另一位老婆婆说：“我那两个侄女住在鸟屋町，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说是在江波呆了一宿，路上人家给了件薄浴衣，这才撕成两半好歹裹在身上。妹妹死的时候，惨得没个人样，东家嫌脏，直嚷嚷：‘可别传染上。’姐姐求我说：‘伯母，我病成那样之前，就杀了我吧！’也跟着妹妹去了。只剩下一个老人，年轻人都死光了。”
猛然间我又想起安井郁先生那句热情的话语：“请再给我一点时间！”空洞的、应景的、没有一星半点具体承诺的，这个以“诚实”为名而开的空头支票，不过是句骗人的鬼话。下午３点，原子病医院前。我站在长长的树荫下，等候和平游行队伍的到来。除了记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医院前的广场和马路上迎候。一般情况下，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都在这里迎接。但在会议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离开充斥着停滞与困顿气氛的和平纪念馆。在迎候的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位原子弹受害者母亲会、广岛母亲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是原子弹爆炸后生活在对癌症的惊恐不安当中的孤寡老人组办起来的广岛小憩之家的主办人，正是他们，在广岛从事着许多基础工作。现在，他们的脸上也显露出无法掩饰的焦急。广岛小憩之家的年迈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昨天晚上提着灯笼，手持花束，燃香走遍了市内无数处死难者纪念塔。广岛市的三十二个小组分别在各自区内等候这些巡礼的老人，还和他们一起悼念了死者。广岛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场，街上到处可见一座座慰灵塔，哪怕有的塔像块石头似的并不起眼。“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是离不开广岛的广大群众的。现在，这个运动虽然脱离了广岛，可广岛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巩固运动的基础。他们手持花束，燃香，走遍各个街区，而每到一处又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迎接他们，并加入他们的队伍。”
终于，远远传来扩音器沙哑的声音。转速变慢的磁带播放着“原子弹轰炸罪责难逃”的合唱，人们的口号声也越来越近了。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过来了。原子病医院的窗口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人们。有些病人还跑到一楼屋顶的平台上。年轻的女病人身上穿的已不是撕裂的浴衣，而是颜色各异的合成纤维睡衣。然而，战后１８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似乎仅此而已。在她们心中，依然怀着对原子弹爆炸的深深不安和恐惧。炎热和疲劳使和平游行的人们面色如灰，但他们的双眼仍然炯炯有神。在烈日曝晒下步行了全部路程的人们显然消耗了大量体力。游行队伍以他们为中心在原子病医院门前停下了。奥斯威辛游行队伍中，半裸身体、貌如罗汉的僧侣们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外国代表也参加了，一位金发的西德妇女脸颊和鼻子晒得通红。医院前已被游行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从原子病医院的正门走出三位病人代表，站到了直射的阳光下。一位是个十几岁的可爱少女，她的头上缠满了绷带，脸上带着快活的微笑。她不时地拢拢被风吹起的蔷薇花纹睡衣的衣襟。赠花仪式后，进行了简短的致辞。然后，作为病人代表，一位小个子中年男子开始用蚊子大的声音进行演讲。他站在烈日烤灼的水泥地上，紧张而又僵硬地挺直阿波木偶似的头部，竭尽全力地讲着。可是，扩音器里催促出发的命令把他的声音压过了。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最后一句：“我相信， 浜井市长也谈到了新的和平运动。他和重藤院长、森泷夫妇一样，曾亲眼目赌当年的地狱惨景。他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广岛式人物。他说：“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离开广岛就没有和平运动。我想是该结束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关系，开展新的和平运动了。”
８月６日清晨，６时。慰灵碑前，死难者家属们敬献的花束堆积如山，香火弥漫有如浓雾。骨灰安置处传来集体悼念死者的诵经声，旁边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会最终分裂”为头版头题的报纸在地上随风打转。市民们衣着庄重，陆续汇集到和平公园。８点１５分，鸽群从慰灵碑前飞起。市民们站满整个公园，大家开始低头默哀。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在半空盘旋。只有进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园里的蝉鸣变得格外清晰。喧闹声重又响起，蝉鸣仿佛被抹去了似的湮没在一片嘈杂声中。这里的喧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吧。我想，再不会有人在公园里听到那清脆的蝉鸣。
是日，广岛召开了许多会议。昨晚的开幕式后，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政治性的会议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可一出会场，我立刻就能发现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崭新的广岛。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这次广岛之行，是初次使我与广岛真正相识的旅行。我预感到，今后我会不止一次地来这里，努力去了解那些广岛式的人们。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土桥旁边的会馆里持续到深夜的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也使我在瞬间清醒过来并深受感动。在那里，人们推心置腹的问答、相互勾通与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治疗问题（在对原子弹爆炸的认识上，广岛和其它地区的医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申请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困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对原子弹受害者夫妇在广岛以外的地方结婚、生育，又带着孩子回到广岛。这对夫妇叙述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孩子不时有贫血现象发生，但在他们那里，很难找到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有所了解的医生。
在广岛的最后一夜，我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灯笼。他对核战争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在巴黎自杀了。和平大桥的河面上，红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习俗就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统一样在广岛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数只灯笼闪闪烁烁，沿着广岛的河水静静地漂流。没有任何一条河曾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如此多的魂灵。这条死亡之河啊！离开广岛时，我从飞机的舷窗俯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七条大河。我的邻座是《伦敦时报》的年轻特派员。他对“和平、和平”的口号一直大惑不解。在闭幕大会上，他听到挤满了广岛县立体育馆的与会代表们一直高呼着这个口号。安井理事长说过：“不是议论而是行动！”可是，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外，又被给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断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的机会吧？上头要求在和各政党、外国代表团之间搞好协调的基础上召开秘密会议，基层群众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尽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发泄吧。如果说安井理事长那抽象的却又饱含感情的雄辩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话，日本的和平运动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呢？我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们一起默默地俯视着云海下的七条大河，但突然间，我心里又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情。我必须告诉这位英国特派员，在广岛，还有那些像重藤院长、森泷夫妇、浜井市长一样的真正的广岛式人民。他们和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这次广岛之行结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后无数次广岛之行的开端。在“和平、和平”的口号声中召开了闭幕大会的同时，在另一处，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学家胸襟开阔地称赞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国民的力量”。接下来，他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重获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
（１９６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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