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4)_奥威尔传

J. 泰勒 在整理有关维根码头材料的间歇，奥威尔继续扩大他的文学报告范围，写了一本有关在爱书角书店里所度过的时光，这篇发人深省的回忆录发表在《两周读物》上；回顾了《时代与潮流》的旅游书籍并且为《新英语周刊》上的一篇现代小说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论。这篇评论公开了他的另外一个对文学思潮长期的抱怨，那就是，大部分现代书评的质量非常差。不知怎的，一般的评论家在为报纸上所登载的书籍做评论时，总是把自己放在文学的大环境中，趋向使用小说所惯用的高标准，奥威尔认为，这是用称大象的弹簧秤来称一只小跳蚤。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随着秋天的逝去，佛朗哥非洲的军队向马德里逼进；对左翼军事民兵组织和共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屠杀行动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极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马德里存活下来了：如果不是佛朗哥绕路去救援托莱多的话，它几乎就要沦陷；共和党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了。在共产党主导的国际旅领导的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外国志愿者来到西班牙。秋天，奥威尔决定加入他们。此外，奥威尔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不为人知。唯一的线索是在一些信件中，他做了许多的安排。12月8日，他得到了签发的护照。2天后，他让摩尔为他在银行做个50英镑的担保。离开的准备工作和对《通向维根堤之路》手稿的最后修改是同时进行的。最终这部书在12月15日寄给了戈兰茨。奥威尔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给克里斯蒂和摩尔，在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艾琳处理他的文稿事宜并且对她的银行户头付款做安排。奥威尔习惯完成一件事情之前不作任何休息——艾琳记得奥威尔在那年早些时候离开伦敦前是多么匆忙——无疑想尽快到达西班牙。但是在12月19日，维克托·戈兰茨发给他一封电报，要求他能够参加一个会议，《通向维根堤之路》可能有机会在左翼图书俱乐部出版。

戈兰茨与克里普斯和斯特雷奇 奥威尔和犹太人

1933年2月，维克托·戈兰茨收到一封S.M.利普赛先生的来信，后者是《巴黎伦敦落难记》一名读者。然而来信并非褒扬。他在信中指出，“这本书的好与坏我根本不愿做任何评价，”“但使我震惊的是，一本对犹太人极尽侮辱、令人厌恶的书竟是由以戈兰茨为名的公司出版的。”随后，言词更为激烈的信件接踵而来——戈兰茨并非一个轻易能受到侮辱的人——甚至还有法律行动的威胁，但最终都被平息了。尽管如此，这些阴影还是影响到奥威尔早期作品对犹太人以及后来犹太国家建立的整体态度。这一点，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私下对奥威尔葬礼的一段奇怪描述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格里奇对当时葬礼上有这么多犹太人感到好奇，他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极度反犹太主义”的。

奥威尔后来的作品显示出对犹太人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对“犹太”这个抽象概念的极大兴趣。在其他方面，他还为《当代犹太人记录》写了一篇长篇文章《英国的反犹太主义》，关于犹太人主题的评论（包括对于萨特的“反犹太人画像”的评述）以及一些“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反犹太人歧视问题的产生。奥威尔的朋友托斯科·菲维尔后来对这些文章做了仔细的研究，把其中关于犹太人的思想分为三类。一方面，奥威尔对于他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人激烈情绪的震惊。另一方面，他又急于表明这些支持反犹太人的观点是非理性的，通常只是无异于对经济不满的发泄。菲维尔相信还有 例如，在《巴黎伦敦落难记》写到 接下来的10年中，犹太人经常出现于奥威尔的日记中。1931年夏天，奥威尔在出外旅行的途中，遇见了“一个18岁的利物浦犹太小男孩，他简直就是一个街头流浪儿。我想我从来没碰到过比他更让人讨厌的人，”奥威尔在日记中认真地记着，接下来继续描述了他的反感，“这张脸让我想起某种肮脏的专吃腐烂尸体的鸟。”也许最令人称奇的还是1940年10月的一段反映战时伦敦地铁混乱状况的记载。由于当时“有如此多的犹太人，远远多于一般在人群中可看到的人数”，因而奥威尔认为，犹太人“不好”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引人注目，而且还由于他们喜欢故意招摇。他尤其对一次所见的情景感到厌恶，“一个神色慌张，像滑稽的漫画人物似的犹太女人”，一路磕磕跘跘、连碰带撞任何拦着她路的人，奋力挤出牛津马戏团站。现在，极为可能的是，这个受质疑的女人很像《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临时演员，场景也和奥威尔记录的一样。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21世纪的读者读到这没有不咬紧牙关的。

如果说30年代的传闻唤醒了人们对于正确看待犹太人问题的良知，那么 然而，将奥威尔归为“反犹太主义”行列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对于犹太人的所思、所写极为复杂。奥威尔曾暗示过，只要我们知道犹太人不会死在煤气炉里，侮辱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托斯科·菲维尔，一位长期基本上对于奥威尔在犹太问题上的态度表示理解的医生，仍然记得那次关于T.S.艾略特早期诗歌中描述“犹太人”的争论。奥威尔认为，这些诋毁“在当时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菲维尔认为，奥威尔反对建立犹太人国家——但是，他认为，东欧战后对犹太人命运的态度过于冷淡——他们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源于1945年的一篇名为《冤冤相报不得人心》的文章，也是奥威尔对德国南部前集中营考察后所做的报告，在那里，他目睹了一个穿着美国军官制服的越南籍犹太人（一直被归为犹太人）正踢一名被俘的党卫军人。令菲维尔质疑的是，这是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行之一，而奥威尔对此的一段描述却如此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为什么因为他来自越南并穿着美国军服就叫他犹太人呢？然而，奥威尔对这种指责也感到有些讶异，他认为菲维尔过于敏感了。可是，这些质疑还是有效果的。在接下来5年时间里，奥威尔没有提及任何“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