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_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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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

[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 —————————————————————

*指共和国内部各派之间的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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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们听说西班牙广场有400名国民自卫队员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另一个消息含糊不清，据说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全国劳工联盟在控制着局势。这就好象是我们获胜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消息让我大为震惊。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后一切都将被归咎于它。我隐约预感，战争一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部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记得，在那个漫长的噩梦般的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加强大楼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前面入口处的钢质卷帘，在钢帘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一堵墙。我们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器库存。包括波利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来复枪在内，我们一共有21支枪（其中有一支无法使用），每支枪大约有50发子弹，还有几十枚手榴弹；此外，除了几支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什么也没有。我们有12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假如摩卡咖啡馆那里向我们开火的话，他们表示愿意主动进攻。当然，我们最好在午夜刚过的某个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开火，打他们个出其不意，他们虽然人数比我们更多，但我们的士气更好。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拿下咖啡馆，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牺牲。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谣传“他们”要切断自来水供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没人知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每只盆，以及能够找到的每只桶都放满了水，最后，连国民自卫队送给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大约60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做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到过绷带。我的妻子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色。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馆（假如万一身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皮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天色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自来水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射击声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一种休战状态。射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货摊上的物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体并没撤除。人们到处奔波购买食品。你处处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出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门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感染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处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花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我已对自己认为的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尝试性的见解，然而，我猜想我并没能够成功地传达当时的那些陌生的东西。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其中有一件是在与人们偶然接触时所产生的——在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许多人们看来，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我记得，我曾看到，在枪声响起并响彻街区之际，仍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篮，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显，她是个听觉失聪的人。我还看到，有个男子手挥白色手帕，冲过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通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从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的加联社党机关枪就开火，把他们赶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显地没有携带武器。事后，我在想，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举行葬礼。曾在波利罗马楼上博物馆担当看守的小个子男子，甚至把整个事件当成一种社交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同样是那么可爱。他希望战斗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子，躲在门口，对加泰罗尼亚广场上那该死的交火，兴高采烈地摇着头，说道（有如评论晴朗的早晨似的0：“我们可不是又回到7月19日了吗！”此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店皮匠。战斗开始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战斗结束后，即5月5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过不大一会儿。这是一家要价很高的鞋店，店铺里的人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对方那一边的，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是完全漠不关心。“发生这种事，太遗憾啦，不是吗？影响做生意啊。战斗没完没了，真遗憾！好像前线打得还不够似的！”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巴塞罗那居民，对整个事件没有丝毫兴趣，至于发生空袭将会如何，那就更不感兴趣了。

在这一章里，我仅就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了描述。在下一章节里，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探讨事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事件的是非是什么，要是有责任该谁来负。由于巴塞罗那战斗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政治资本，尽一切可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论是很重要的。以这一事件为主题写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足以凑合成许许多多本书，如果说其中十分之八、九是不真实的，我想这应该不是夸大其辞。所有在那时候发布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远离事件发生地点的新闻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报道的事实不仅不准确，而且是蓄意误导。像往常一样，只有那些一边倒的（对当权者有利的）事情才会被允许向广大公众公开。和当时待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一样，我目睹的虽然只是附近街道所发生的事，但仅仅是这些所见所闻就已经足以驳倒许多长期流传的谎言。一如往常，如果你对政治上的论战、党派以及党派内部为了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名词（有如中国古代战争中将军们的御封头衔）而争斗得不可开交不感兴趣的话，请跳阅。必须领略政党内部争论的细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就像是潜入一个污水池。但是努力并尽可能去证实真相是必要的。这个遥远城市的这场肮脏的喧嚣，可能比最初呈现的更加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