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_巴黎伦敦落魄记

我的钱一点点没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根本没用，因为除了够买份报纸，别的什么也买不了。我们一连几天只吃面包，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种经历很糟糕。有人采取禁食疗法，三周乃至更长时间不吃东西，他们说过了 可是，我们如此一番辛苦后，当铺收件的再次拒收我们的大衣，跟我说（能看得他对此毫不通融，他那个法国人的灵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齐，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一直没续办，目的是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间，拿到所需文件，带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当铺。

我让鲍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去当铺。可是我到了后，却发现当铺关了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这时是一点半左右，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个钟头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连串特别不逗人的玩笑。

然后似乎是奇迹，我时来运转。我正顺着布洛卡路走回住处，突然看到鹅卵石路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五苏硬币，我一下子扑过去，赶紧回到住处，找到我们的另外一枚五苏硬币去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的酒精只够煮个半熟，没有盐，可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带皮吃。吃了后，我们感觉焕然一新，坐在那儿下棋，直到当铺开门。

四点时，我又到了当铺。我没抱多少希望，因为如果我上次只当来七十法郎，这次纸板衣箱装的两件破大衣又能指望当多少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我却想着会当十法郎，要么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怜的八十三号那样。我坐在前排的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我便不用去看别人笑我。

最后店员喊了我的号码：“一一七号！”

“在。”我说着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这几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我相信店员把我的号码跟别的混淆了，因为那两件大衣根本不可能卖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处，手背在后面走进房间，一言不发。鲍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看。

“你当了多少？”他喊道，“什么，没当来二十法郎？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当了十法郎吧？岂有此理，五法郎——这可有点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千万别说当了五法郎，你如果说的确是五法郎，我真的要开始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到桌子上。鲍里斯脸色煞白，接着一跳而起，紧紧抓住我的手，几乎捏断我的骨头。我们跑出去，买一块面包、葡萄酒、一块肉和炉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鲍里斯一反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乐观。“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个苏，现在看看咱们。我总是说，弄到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到这儿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住在丰达里路，咱们倒是可以去见见。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混蛋。他没醉的时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说来奇怪，他喝醉了就变得挺老实。我看他到晚上六点钟就醉掉了，咱们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会先给一百法郎。妈的！他有可能给两百呢！走吧！”

我们去丰达里路找到了那个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们没能拿到我们的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声言他一个子儿也不欠鲍里斯，反倒是鲍里斯欠他一千法郎，他们俩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却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曲直。两人吵了又吵，一开始在街上，接着是在一间小酒馆里，然后是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里，然后是在另外一间小酒馆里，最后在互相以混蛋相称两个钟头后，他们同去纵情狂饮一番，花掉了鲍里斯身上的最后一个苏。

鲍里斯那天晚上在一个鞋匠那里住，也是个俄国流亡者，在商业区。至于我，我还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烟，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儿。在难受地过了两天后，这样换种活法可谓惬意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