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册_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 一般意志是不能破坏的

只要一伙人集结在一起，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就有了一个唯一的意志，导向公共安全和福利。使国家运转的力量于是也就简单而有生气；它的原则也就一目了然；任何互相搅扰冲突的利益就不会存在；公益也总是明白得可以让任何人能以常识判断。和平、团结和平等是政治陰谋的天敌。纯朴简捷的人们也正因其单纯而难于欺骗。他们不会相信拐弯抹角和甜言蜜语；这得益于他们过分的朴实。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中，当我们看到一伙农民总是能在橡树下极为明智地处理国家事务，我们如何能不去蔑视其他民族精巧细致的方式，用如此的艺术和神秘使自己潦倒不堪并著称于世？

如此治理的国家是不需要什么法律的，无论何时新法需要颁布，这种需要对所有人都是明白无误的。 投票表决

从上一章论述中可以看到，公众事务处理的方式是公众道德和政体健康的可靠表露。集会越是一致地达成协议，也就是，观点越是接近无异议通过，一般意志也就越是占主导地位；而冗长的讨论、分歧和騷动预示着私利的盛行和国家的衰退。

当两个或更多的社会等级进入国家结构，上述论述变得较不明确。以罗马为例，就是在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公民集会也往往为贵族和平民间的争端而打断。但此一例外与其说是真实的还不如说是表面的，在此情形下，由于政体的内在缺陷，可以说一国中存在着两个国家，上述论述对两者合一虽不正确，但于其任一个体却是正确的。就算是在最动荡的时代，当元老院不予干涉，罗马人民的政令总会和平地颁布并拥有绝大多数的投票。因为公民只有一个利益，人民也就只有一个意志。

无异议表决在公民落入奴役而不再有自由或意志时走向相反的极端。恐怖和奉迎于是把表决变成了喝采，不再有什么深思熟虑，有的只是崇拜或诅咒。在帝制下的罗马，这就是元老院表达自己的卑鄙方式。有时它还伴随着荒唐的谨慎：塔西图（Ｔａｃｉｔｕｓ）写到，在欧卓（Ｏｔｈｏ）治下，当元老们欢呼韦特利乌斯（Ｖｉｔｅｌｌｉｕｓ）的倒霉时，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场大騷乱，这样一来就是韦特利乌斯将来有机会控制了帝国，他也无法知道元老们每个人说过什么。

所有这些各种考虑，依一般意志被认知的易度和国家衰弱的程度，产生了表决计数和观点比较的基本原则。

本质上只有一种法律需要全民无异议通过：这就是社会公约。既然公民协约是世上最自觉的行为；而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并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不经他的同意强制他任何事情。去决定女奴的儿子生而为奴也就是决定了他生为非人的一类。

那么，如果有人在社会公约形成时反对社会公约，他们的反对并没有使公约无效：他们不过是置自己于公约之外而已。他们是公民中的异族人。当国家形成时，居民表达了他们的认可；居住在它的疆域之内就是承认了它的主权权威【原注！”】。

除了这一原始公约之外，多数人的决定要能强制少数人。这是来自契约本身的一个结果。但有人会问，人如何能又是自由又在同时被强迫服从不属于自己的意志呢？为什么异议者能够自由而又要屈从自己还不曾同意的法律？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问错了。公民同意所有的法律，哪怕是那些他反对其通过的法律，哪怕是那些如若违反就要对他加诸惩罚的法律。国家中所有成员的一清二楚的意志是一般意志，通过这个一般意志他们成为公民而得到自由【原注２】。在他们的集会中当法案为人提出，他们被问的问题并不是精确地说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法案，而是提案是否吻合他们属于自己的一般意志。在表决中，每个人都对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此表决的计数中，一般意志得到申明。因此，当与我相反的观点成为主流，它只是说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所认为的一般意志并不是真的一般意志。假使我个人的特殊观点成为主导，我之所为就会非我所愿，我也就不再自由。

这表明，一般意志的所有特性仍然存在于多数人中；如果它不在多数人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决定，自由都不复存在。

我已在早一些时候讨论了特殊意志在公众决策中如何会取代一般意志，我曾详细地论述了阻止此种滥权的实际方法，我还会对此进一步讨论。至于一般意志的申明所需要的投票比例，我也曾阐明了对之加以决定的原则。一票之差可以打破对等，一票反对就破坏了无异议通过；在对等和无异议之间有着许多的分法，依政体的需要和条件，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所需要的投票比例。

决定此种比例可有两个一般性的公理。 选举

统治者和官员的选举－如我曾说过的是相当复杂的行为－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投票或抽签。在各种共和国中，每一种都有使用，一种由两者相当繁杂组合而成的杂合体则使用在现代威尼斯总督的选举中。

“由抽签进行的选举，”孟德斯鸠说，“是民主制的特征。”我同意，但为什么如此呢？“抽签，”他继续说，“是一种不对任何人强加累赘的选举方式；它给予每个公民以为国服务的合理的希望。”这并不是其原因。

如果我们记住领导人的选举是政府的而非主权的功能，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抽签更符合民主制的本质，因为在民主制中，当行政行为的数目越少，其行政就越均衡。

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它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将它强加给此一人而放过彼一人。只有法律才能把公职强加给某一个抽签选出的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面对平等的条件，选举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法律也就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应用而破坏其普遍性。

在贵族制中，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地选择，政府维持其连续性，在此情形下，投票选举才是正确的方式。

威尼斯总督的选举模式验证了而不是否定了这一区分。这种混合的形式正吻合混合的政府。不能错误地认为威尼斯政府是真正的贵族制：虽然人民无权分享政府权力，贵族自己就是人民。破落贵族群众从来不曾接近过任何公职，他们的贵族身份只带给他们空洞的“尊敬的”头衔和参加大议会的权利。因为那个大议会和我们日内瓦大议会一般庞大，其形同虚构的成员并不比我们的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特权。当然，除了两个共和国的极端差异外，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完全对映于威尼斯的贵族，我们的土著和居民对映于威尼斯的市民和人民，我们的农民对映于威尼斯的大陆臣民。简而言之，无论我们如何考察那个共和国，不考虑其大小之差，它的政府并不比我们的政府更贵族化。唯一的差别是，因没有终身领袖，我们不需用抽签来选举。

这样的选举在真正的民主制下几无好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在品质和能力上以及原则和财产上平等的话，无论选择哪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差别。但如我已说过的，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制。

当投票和抽签选举同时进行时，前者应该用来填充需要特殊能力的官职，诸如军事指挥，而后者应该用来产生那些只要常识公平正直就能担任的官职，比如，行政职务，因为在一个组成良好的国家，这些品质对所有公民都是共同的。

在君主制政府下，无论投票选举还是抽签选举都没有任何位置。因为君主自己就是统治者和唯一的官员，选择他的随从是其独有的特权。当阿比·德·圣皮尔【译注！”】提议扩大法兰西王国的议会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择其成员，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提议改变政府的结构。

在此，我应该谈一下在人民集会中投票表决和记数的方式，但也许罗马史上的一些作法可以用来更生动地体现我所建立的所有原则。谨慎的读者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详细考察在二十万人的委员会中公私事务是如何得到处理的。－－－－－－－－【译注！”】Ａｂｂ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６５８－！”７４３）发表政论文章建议所有政府机构都应受根据经验而选举出的委员会管理。文章在！”７！”８年发表后，被认为是对刚去世的路易十四的王朝大臣攻击，从而导致被从法兰西学院中逐出。卢梭曾对其手稿加以整理，并出版了他部分著作的简本。

《社会契约论》 罗马公众集会

有关罗马最早的历史我们并没有非常可靠的记载，非常可能，相关的大部分历史都只是神话【原注！”】。作为一般准则，一个人民的记年表中大部分有建设性的部分，也就是，人民形成的故事，往往是我们所知最少的。导致帝国兴衰的原因仍然每日每时地向我们证明上演着，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人民形成，我们只能用猜测来解释过去人民是如何形成的。

从我们发现的可成立的事实行为中，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民是有起源的。在那些有关这些起源的传说中，其中有着最大权威和最强理性支持的必须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这就是我已尝试用过的原则，来考察世界上最自由最强大的人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

在罗马成立后，新生的共和国－也就是，建城者的军队，由阿尔班人（Ａｌｂａｎ），萨比奈人（Ｓａｂｉｎｅ）和外国人构成，这分成了三个阶级，也正由于这三等划分，后来将之称为部落（Ｔｒｉｂｅ）。每个部落又被分为十个区（ｃｕｒｉａ），而区又分为小区（ｄｅｃｕｒｉａ），其领袖称为ｃｕｒｉｏｎｅ或ｄｅｃｕｒｉｏｎｅ。

另外，从每个部落中又抽出一百人等分的单位，或武士，称之为百人团（ｃｅｎｔｕｒｙ）。因为在城市中几乎无此划分的必要，我们可假定它们原来的目的是纯军事的。但似乎有一种追逐伟大的直觉，使罗马的小镇选择了一个适用于世界首都的组织系统。

这 护民官制

当国家的组成部门间没能建立精确的比例关系，或者当它们的关系因不可控的原因而不断变化，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其他部门的政府机构来恢复每一元素的正常关系，并成为一个中介，联接统治者和人民，或者统治者和主权者，如果需要，同时拥有上述两项功能。

这一实体，我称之为护民官制（ｔｒｉｂｕｎａｔｅ），它是法律和立法权的保卫者。它有时反对政府来维护主权者，比如古罗马的保民官（ｔｒｉｂｕｎｅ），有时它支持政府而反对人民，如现在的威尼斯十人委员会，有时它维持双方的平衡，如斯巴达的五人监察院（ｅｐｈｏｒｓ）。

护民官制不是共和制的组成部分，不应享有任何立法和行政权力，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自身的权力比两者都大，因为，它虽然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它可以阻止一切的进行。作为法律的保护者，它比执行法律的统治者和制定法律的主权者都更为神圣而为人尊崇。这在罗马是显而易见的，总是鄙视整个人民的傲慢的贵族，被迫屈从于一个既非赞助人又非司法官的普通官员。

明智的不温不火的护民官制是对良好宪政的最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如果它的权力有一丝多于它应有的范围，它就会扰乱整个国家。在另一方面，软弱并不是它的本性，只要它还存在，它的状况就永远不会劣于其应有的状况。

当护民官员篡夺了它本应只是约束的行政权力，或是试图制定它本应只是保护的法律，护民官制堕落成暴政。五人监察院的巨大权力，在斯巴达还保持着它的道德时并没有什么危险，一旦其道德开始堕落，它加速了腐化的进行。这些篡位暴君谋杀阿吉斯（Ａｇｉｓ）的血债，为他的继承人讨还。这两桩罪行和对五人监察院的惩罚，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在克里欧弥奈（Ｃｌｅｏｍｅｎｅｓ）之后，斯巴达就不值一提了。罗马以同样的方式走向灭亡：保民官逐渐篡夺了过分的权力，最后在为自由而制定的法律协助下，成为帝国制消灭自由的的卫士。至于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它是血腥的裁判所，为贵族平民同样地憎恨；它远不是崇高地保护法律而是把法律贬低，它只不过是没人敢承认的卑鄙的打击手段。

如同政府一样，护民官制随人数增加而变得软弱。当罗马人民的保民官试图把人数加倍，由原来的两人增加到后来的五人时，元老院予以支持，自信可以利用其中一些人去控制另一些人，不幸后来这都如其所愿地发生了。

尽管政府还没有发现，为防止如此可怕的机构篡权，最好方法是只让它周期性的存在，限定一定的间隔，其间机构解散。这些间隔不能隔开太长，以免滥权得以生根，它可以由法律固定下来，使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特殊命令将任期缩短。

据我看来，这样的安排没有什么不利，因为我已说过，护民官制不是宪政的一部分，可以将之暂停而不至于产生破坏。我看好象这样的安排也会卓有成效，因为新上任的官员不曾继承前任的权力，而只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译注！”】ｔｒｉｂｕｎａｔｅ，原是保民官制度的意思，在此翻成仲裁机构好象更切合原文，而且又能为现代人理解。这里的护民官制，不是美国三权分立的那种司法监督。

《社会契约论》 独裁官制

法律的缺乏弹性，使它对具体事件难有圆通，在某些情形下这会极具危险，甚至在危机的时候导致国家的灭亡。法律手续的次序和考量需要时间，而这些时间并不总是为条件所允许。现实会出现无数情形而立法者不曾写明条文；懂得他们不可能预见一切，这本身就是预见性的重要一部分。

因此不应该试图使政府机构太过强大，它们的运作应该可以暂时停止。就是斯巴达有时也停止过其法律的实施。

但是，只有在面对非常巨大的危险时，对它的权重才能超过公共秩序重组的危险，只有当国家面对生死存亡时，法律的神圣权力才应该被暂停行使。在此罕见而明显的情形下，可由一个特殊法案订出条款来提供公共安全的保护，就是把这一责任放在一个最可信赖的人手中。依危险的性质，这种责任可以用下述两种方式授权。

如果增加政府的活力足以对付危险，政府可以把权力集中在它的一两个成员手中。在此，不是法律的权威在改变，而是它们执行管理的形式在改变。但是，如果面邻的危险使法律成为有效行动的障碍，就应该指定最高领袖，使所有法律沉默，并暂时搁置主权权威；在此情形下，一般意志是相当清楚的，显然人民最关心的是不使国家灭亡。因此，立法权力的搁置并不是废除它，使法律沉默的官员并不能使它说话；他主导克制了立法权力而不能代表它；他可以为所欲为但不能制定法律。

督察官制

正如一般意志是由法律申明，公众评判也要由督察官来阐明；公众观念是一种由督察官监督的法律形式，象统治者一样，他只将之使用于特殊事件。

督察官员只是人民舆论的发言人，而远不是人民舆论的权威，一旦它偏离了人民舆论，它的决定也就失去了效用。

区分民族道德和尊敬对象是图劳的，因为两者都基于同一原则而不可分割。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民中，不是天然而是其舆论决定了他们对快乐的选择。端正一个人的观念，其道德也就自然地得到净化。人总是热爱被崇拜的一切、或是他们自认为被崇拜的一切，但是既然他们在判断什么是可崇拜的对象时会出现错误，就必须对这种判断做出规范。对道德的评判就是对荣誉的评价，对荣誉的评价来自于观念的尺度。

人民的观念来自它的组成；虽然法律并不规定道德，立法却产生道德；当立法权力消沉时，道德也在败坏中，但是此时，督察官的评判已不能弥补法律力量的空白了。

从这一点可以推论，督察官制只对维持道德有用，而无助于道德的恢复。在法律还有其活力时才可设立督察官制，因为一旦法律失去活力，一切都失去了希望；当法律自身没有了力量，合法的一切权力也都失去了力量。

通过防止观念的腐蚀，用明智的使用保持观念的正直，有时甚至是在其不确定时将之决定，督察官制维护着道德。在决斗中助手的使用，一度在法兰西王国是热门的时尚，但后来被皇室诏书禁止如下：“至于那些胆怯得非要决斗助手的人…”这一判断和民众的判断相结合，舆论立刻就被决定下来。但是，同一个皇室诏书试图建立另一个观念，认为进行决斗是胆怯的行为－这本是正确的，但有违于世俗观点－公众嘲弄了此一宣布，因为他们已经对此事务形成了自己的评判。

我已在别处说了【原注！”】，既然公众舆论没有任何限制，在代表舆论所立的法庭上就不应该有任何限制的痕迹。我们不能过分崇拜这种为罗马人使用过而斯巴达人更擅长的技巧，现代世界已完全地失去它。

从前有一个寡德的人向斯巴达议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五人监察院（ｅｐｈｏｒ）不予理睬，只是让另一个德高望众的公民重新提出同一建议。不必对任一方加一言赞美或责备，对一方这是多大的荣誉，而对另一方多大的羞辱啊！有些来自撒慕斯【原注２】的醉汉曾弄脏了五人监察院的法堂， 《社会契约论》 公民宗教

人类原本没有国王而只有神氏，没有政府而只有神权制度。他们的思维和卡里古拉相同，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失其正确。只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情感和观念的败落腐蚀，人类才最终接受了他们中的一员作为自己的主人，并幻想从这一切当中获得好处。

从上帝被放在每一个政治社会的首脑这一单一事实，可以得出结论，神的数目和人民的数目是相同的。两个互异的民族，几乎总是互相敌对，他们不可能长期贡奉同一个主人：敌对的两支军队不会遵从同一个领袖。因此，民族的划分产生了多神制，于是有了神权和公民的不宽容，如以后会阐明的，两者在本质上相同。

希腊人有一个在野蛮人民中寻找自己神氏的幻想，这来自其另一个幻想：把自己认为是那些民族的天然统治者。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寻找各国神氏中的同一性是一种荒唐的学问；诸如墨拉克（Ｍｏｌｏｃｈ）、撒旦和克隆诺斯（Ｃｈｒｏｎｏｓ）可能是同一个神氏；再如菲尼斯人（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的巴尔、希腊人的宙斯和拉丁人的朱比特也是同一个；好象在这些名称不同的幻想事物中，一切都有着相同性。

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异教徒的时代，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偶像神氏，却没有宗教战争。我的回答是，这也正是因为每一个拥有自己宗教和政府的国家没有把神氏和法律区分开来这一事实。政治战争也是宗教战争：神氏们的省份，可以说是由民族的疆界来勾画。一个人民的神氏对另一个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异教徒的神并不嫉妒；他们自己就分享着对世界的统治。就是摩西和希伯莱人民有时也默认这一主张并开口称呼以色列的上帝。他们当然认为卡那奈特人的神氏毫无力量，卡那奈特人是一个命定灭亡的民族，其土地要收归以色列人领土；但是，看一下他们如何评说他们被禁止攻击的邻人的神氏！“你们不是已经拥有你们的神基抹所赏赐的土地吗？”耶夫塔对阿摩奈人说，“那麽，我们的主上帝赐给我们的领土也就应当属於我们的了。”【原注！”】而这在我看来，清楚地承认了基抹和以色列的上帝间有着同样的相互权利。

但是当犹太人面对巴比伦国王和随后叙利亚国王的统治，而坚决地拒绝承认除自己上帝之外的任何神时，他们的坚拒，被认为是对征服者的反抗，从而带来了对他们的迫害，我们在他们的历史中频频读到，在基督教之前这是史无前例的【原注２】。

既然每个宗教都唯一地附属于相关国家的法律，人民就只有通过征服才能改信宗教，征服者就是传教士；因为改信宗教的义务是由征服强加的，人民在传教之前就必须首先完成征服。不是人为了神而战；相反，例如荷马史诗，是神为了人而战。每一个人都向神祷告胜利，并用新的圣坛来作为报酬。在夺取一个城池前，罗马人要请求城池的神氏将之放弃。当他们允许塔仁坦人（Ｔａｒｅｎｔｉｎｅ）保留其愤怒的神氏，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神是自己神氏的从属，要被迫对自己的神效忠；他们让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其神氏和法律。一个献给朱比特大神的花圈往往是他们要求的唯一贡献。

最后，随着帝国的扩张，当罗马人把他们的宗教和神氏们到处普及并时时吸收被征服者的神氏时，他们把城市的自由同时带给了人民和其神氏，大帝国的居民们慢慢地或多或少地在各地开始贡奉同一个多神教，从而，异教最终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单一宗教。

在这些条件下，耶稣来到世上要在人间建立一个精神的王国。通过把神权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分离，他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这引起的内部分裂一直在使基督教人民动荡不堪。异教徒实在弄不懂这另一世界的崭新观念，基督徒于是成了一伙在虚伪臣服的面具下反叛的一族，他们总是伺机陰谋独立并夺取权力，在自己虚弱时聪明地篡夺其冒充尊敬的权威。这就是对基督徒迫害的原因。

异教徒所担心的不幸都发生了。从此一切都换了面貌；虔卑的基督徒也换了一个腔调，原本是另一世界有着无形的统治者的精神王国，很快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暴力的专制政府。

但是，既然总是存在着统治者和公民法律，这一双重权力就会不休地在基督教国家造成司法冲突，使基督教国家不能得到良好治理，没有人能成功地区分他是有义务遵守公民的权威还是教士的权威。

然而，若干人民，甚至在欧洲和附近地区，曾试图保存或恢复旧有体制；但他们没能成功，基督教精神彻底地成为了主导。神圣的宗教总是保持或重新得到其对主权者的独立，而它不必有任何政体上的关联。默汗墨德看得非常清楚：他把他的政治体制紧紧地绑附在一起；只要在他的继承人卡里夫（ｃａｌｉｐｈ）统治下政府还是继续存在，其政府就能保持完整，在此一意义上，政府状态良好。但是，当阿拉伯变得繁荣、有教养、优雅而柔顺，他们被野蛮人征服了，从此权力一分而二。在穆斯林中这比基督徒中要较不明显，但它总是存在着，特别是在阿里（Ａｌｉ）治下，在有些国家如波斯，它可时时为人感觉到。

在我们当中，英格兰国王把自己立为教堂之首，沙皇也如法炮制；但他们的这一头衔与其说是使他们成为教堂的主子还不如说是其大臣；他们除了维持的权利外没得到太多改造它的权利。他们在其中不是立法者，只是王国管理者。当教士们形成集团实体【原注３】，它在自己世界里同时是主人和立法者。于是，同时有了两个权力、两个主权者，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俄国，或任何其他地方。

在所有基督徒作家中，霍布士是唯一一个清楚看到此一罪恶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哲学家，他大胆地提出重新把鹰的双头统一起来，把一切带回到政治统一，否则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能结构完善。但他一定也看出来，基督教的专横精神和他的政治体系并不相容，教士们的利益总是强于国家利益。他的政治理论之为人憎恶，并不是因为其虚假可怕的部分，而是因了其中公正而正确的部分【原注４】。

我相信，从此一立足点出发，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轻易地拒绝拜尔（Ｂａｙｌｅ）和沃博顿（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的反对观点，他们一个说任何宗教对政体都一无所用，另一个说，不对，基督教是政体的最强大的支持。对 《社会契约论》 结语

在奠定了政治权利的真正原则，并把国家置于其基础上之后，我可能还会继续用其外交关系来支持这些理论，这将包括国家法律、商业、战争和征服的权利、公共法律、联盟、谈判、条约、等等。但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超出我视野的巨大的新课题；我不得不把我的眼睛限制在我能接近的事务上。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