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蚂蚁大道_铁皮鼓

读者诸君，请想象一下吧！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同样晒黑、同样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或许还有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音乐。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瓷砖地很滑，然而没有人滑倒。为数不多的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所禁止的却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不时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但不能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也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的报纸——突然间，一阵风！不，不是风。原来是个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被放下来了，眼睛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一次调情刚开始，话说到一半便提前结束——现在他站在跳台上，体格好，精力足，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走上高悬的、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红、黄、绿、白，红、黄……游泳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坐在下面。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这个男的根本配不上她。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向下招手。她们叫喊。她们想干什么？试一试，她们喊道；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喊了，喊得大家都能听到。她们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真是身处绝境，我这么讲，诸君必定会同意。撒灰者团伙成员和我，也身处类似的境地，但不是在游泳季节，却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爬到高处，挤满了跳台，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在没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有跳。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女，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一张白色的、不再模糊不清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断言，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仰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没有喊，而是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

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坐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结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她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法官要他跳。摩尔凯纳不想跳，窘迫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楼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露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可是没有达到目标。

煤爪和赤膊天使上跳台时就不友好，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甚至在往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松手。德力支兔，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无穷悲哀的狍子眼。

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

伦万德兄弟也不准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坐在证人席上，提倡跳跃运动，她也决不容忍他们那样做。

同历史记载相反，贝利萨尔和纳赛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

蓝胡子跳了，狮心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施图赫尔，高中生，斜眼儿，斜得叫人吃不消，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碰巧赶上。他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不理睬。肩胛骨间拖着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搂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闭拢的嘴一动不动地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明白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这时，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这时，不只是欧罗巴，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①。他们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用各种口径的炮弹喂缅甸大象②。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舌，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这时，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让飞机起飞，互相击沉。飞机不能降落，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们的燃料。这一点也不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不难预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在伊朗下雨的时候，他们将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③，但他们不会妨碍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显而易见，时事的线索，前端未知分晓，缠成各种套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皱眉头、垂下脑袋、握手、生孩子、铸造伪币、关灯、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到处都有，尽管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我昏了头，因此，我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为向我表示敬意在跳台脚下举行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撒旦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撒旦给她一个香肠面包，让她高兴。她咬了一口，仍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咀嚼着，向我显示她的未破损的三角形——

①指美军于1945年五月开始收复被日军所占的吕宋岛。

②指自1944年起由蒙巴顿将军发起的缅甸攻势。

③苏军于1945年1月17日攻克华沙，1月28日包围柯尼斯贝格，4月10日守城德军投降。

我不跳，决不会从跳台上往下跳。这不是最后一次对奥斯卡的审判。曾经有过多次，甚至最近还有人想引诱我去跳。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在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我称之为 ①指苏军进入朗富尔，时间是1945年3月28日。

玛丽亚靠寡妇格雷夫的帮忙才分开了我们两个。我旗开得胜左手握拳捏着这块水果糖。马策拉特高兴了，他的徽章没了。玛丽亚在对付号啕大哭的小库尔特。打开的徽章别针扎我的手心。一如既往，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马策拉特的党关我什么事？我正要在背后把马策拉特的水果糖重新粘到他的上装上去时，他们也正好到了我们头顶上的店堂里。从女人们的尖叫声判断，他们也很可能进了左邻右舍的地窖。

他们拉开吊门时，徽章的针还在刺我。我别无办法，只得蹲在玛丽亚打战的双膝前，观察水泥地上的蚂蚁，蚂蚁的军用大道从过冬土豆堆斜穿过地窖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六个兵挤在地窖的楼梯上，端着机关枪，睁大了眼睛。完全正常的、血统轻度混杂的俄国人，我这样估计着。在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蚂蚁并没有因为俄国兵的露面而受丝毫的影响。蚂蚁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糖，那些手执机关枪的人则另有所图。成年人举起双手，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可以从每周新闻片里看到；在波兰邮局保卫战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举手投降的情形。可是，小库尔特为什么要学成年人的样呢？我不明白。他应该以我——他的父亲为榜样，不然的话也应该以蚂蚁为榜样才对。四个四方形制服中的三个对寡妇格雷夫产生了兴趣，这僵硬的一伙人中顿时出现了一些活动。守寡已久、刚过了四旬斋期的格雷夫太太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客人光顾。她起先还惊呼一通，但接着很快便陷入了那种她几乎遗忘了的境地。

我早已在拉斯普庭的书上读到过，俄国人喜爱孩子。在我家的地窖里我亲身体验到了。玛丽亚在无缘无故地发抖，她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四个不跟格雷夫太太打交道的人让小库尔特坐在她的怀里，而不是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抚摩小库尔特，对他说“好好好”，还轻轻拍拍他以及玛丽亚的面颊。

有人把我连鼓带人从水泥地上抱起来，打断了我对蚂蚁继续作对比观察并以蚂蚁的勤奋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事情。我的铁皮鼓仍挂在肚子前。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用粗手指在鼓上敲了几小节，可以合着这节拍跳舞，就一个成年人而言绝不能说是笨拙。奥斯卡真想酬谢一番，真想在铁皮上来几首艺术小品，可惜办不到，马策拉特的党徽还在刺他左手的手心。

我家地窖里的气氛已经变得和平而亲密。格雷夫太太躺着，越来越平静，那三个男人等一个满足之后便换上另一个。奥斯卡被那个相当有才能的鼓手交给了一个浑身出汗、眼睛眯成细缝的——我们假定他是——卡尔梅克人。他左手已经抱住我，右手还在系裤子钮扣，眼看方才抱我的那一位，也就是方才相当有天赋地敲我的鼓的那一个解裤子钮扣，他也毫不介意。马策拉特却不能换姿势。他还一直站在放着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的架子前面，高举双手，展现出全部手纹，只不过没人想去细看他的手纹罢了。相反，女人的理解力证明是惊人的：玛丽亚学会了几句俄语，双膝不再打战，甚至哈哈笑了。如果她的口琴就在身边，她准会奏起这吹弹式口琴来的。

奥斯卡却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他正在寻找可以替代蚂蚁的东西，这时转而观察起出现在我的卡尔梅克人衣领边缘的许多扁平的、灰棕色的小虫子来了。我多么想逮住这么一只虱子来研究一下呀！在我的教科书里也谈到了虱子，歌德谈得少，拉斯普庭可是经常谈到的。我靠一只手是很难逮到虱子的，便设法摆脱那枚党徽。现在让奥斯卡来说明一下他的全部动作：由于这个卡尔梅克人胸前已经挂着许多枚奖章，所以我就把一直握着的手连同那块刺我手心、妨碍我抓虱子的水果糖伸向站在我旁边的马策拉特。今天，有人会说，我当时不该这么做；也有人会说，马策拉特不该去接。

他接过去了。那块水果糖我总算脱手了。马策拉特感觉出手指间捏着的是他的党的徽章时，他害怕了。我现在两手空空，不想当什么证人，不再去管马策拉特如何处理他的水果糖。奥斯卡思想太分散，抓不到虱子，便想再度集中心思去观察蚂蚁，却看到马策拉特的手做了一个迅速的动作。今天，奥斯卡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只好这么说：镇静地把这个彩色的圆东西捏在手里，反倒是更明智的办法。

但是，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处来了。

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是何等重要啊！从手里进入嘴里，这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把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用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马策拉特正使劲把什么东西吞下去。

在这之前，他至少也该用三只手指把党徽的别针别上才对。现在，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糖哽住了，脸涨红了，两眼圆睁，咳嗽，又是哭又是笑，由于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情感活动，他也不能再高举双手了。这一点伊凡们可不能容忍。他们吼着，要看看他的手心。但是马策拉特只顾他的呼吸器官，甚至连咳嗽都不像个样子了。他开始手舞足蹈，把几个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从架子上扫下来，这可对我的那个卡尔梅克人产生了作用。他一直镇静地眯缝着眼睛在旁观，此刻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到一边，伸手到背后去，把什么东西调整到水平位置，从齐腰处射击，打光了一梭子弹。他在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开了枪。

一个人在命运露面的时候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我的假想的父亲吞下他的党徽而死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或者无意地掐死了手指间的一只虱子，那是我刚才从卡尔梅克人身上逮到的。马策拉特倒下，横卧在蚂蚁大道上。伊凡们离开地窖，上楼梯到了店堂，随手拿走了几小盒人造蜂蜜。我的卡尔梅克人最末一个走，他没有拿人造蜂蜜，因为他得给机关枪换上一梭子弹。寡妇格雷夫一团糟地躺在人造黄油箱中间。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仿佛要把他压死。我曾经在歌德的书上读到过的一种句子结构出现在我的头脑里。蚂蚁发现环境变化了，它们不怕绕路，便又建筑了一条军用大道，绕过蜷缩着的马策拉特，因为从裂缝的口袋里漏出的白糖并没有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占领了但泽市而失去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