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说拒绝防范措施,防范措施正是一种明智的秩序,由一个社会引进一场大灾难的混乱中。绝不要听那些道学家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必须跪下来求饶,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开始往前走,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尽量做好事。不过,除此之外,就必须坚持下去,完全听从上帝的安排,哪怕孩子死了,也不要去寻求个人的帮助。
帕纳卢神父讲到这里,又举出马赛鼠疫流行期间,贝尔森斯主教<em> [33]</em> 的崇高形象。他回叙说,在瘟疫行将结束时,主教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认为一筹莫展了,于是备足食粮,闭门不出,还让人在住宅四周筑起围墙。当地居民本来把他视为偶像,由于痛苦到极限而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对主教的行为痛恨到极点,就用尸体将他的房子包围起来,想要让他染上瘟疫,甚至还把尸体抛入墙内,以便更加确保他难逃厄运。主教就是这样,在最后关头意志薄弱,自以为在死亡的世界能独善其身,不料尸体却从天而降,砸到他的头上。我们同样如此,就应该确信在鼠疫的肆虐中没有安全岛。不,没有中间路线。必须接受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恨天主,要么爱天主。又有谁敢选择恨天主呢?
<em>[33] </em><em>贝尔森斯(Bezuce</em><em>,1671</em><em>—1755</em><em>),法国高级神职人员。马赛鼠疫流行期间(1720</em><em>—1721</em><em>),他正任马赛主教,十分关心鼠疫患者。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帕纳卢神父对他就有微词。</em>
“我的弟兄们,”帕纳卢最后说,同时宣布他得出的结论,“爱天主,是一种艰难的爱。这种爱的必要条件,就是完全忘我,鄙视自身。但是,唯独这种爱,才能消除孩子们的痛苦和死亡。不管怎样,也唯独这种爱,能让死亡显示其必要性,因为死亡无法理解,我们就只能求之了。这就是难以领会的一课,我愿意和你们共勉。这就是信念,在世人眼里很残酷,在上帝眼里却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拉近距离。这种可怕的形象,我们一定要与之比肩。登上这个顶峰,一切都将相混同,不分高下了,真理就将从这表面上不公正之中涌现出来。也正是如此,在法国南方的许多教堂里,一些鼠疫受难者在祭坛的石板下安眠了多少世纪,神父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方讲道,所宣扬的精神,正是从这种也有孩子份额的骨灰中激发出来的。”
里厄走出教堂时,一阵狂风从半开的门扇灌进教堂,径直扑向教徒们的脸。一股雨水的气味和潮湿的人行道的清香,随风进入教堂,让教徒们出去之前就领略城市的模样。一位年迈的教士和一个年轻助祭,这时在里厄大夫前面走出门,好不容易才按住帽子。尽管手忙脚乱,年迈的教士还照样不停地评论这场讲道。他赞赏帕纳卢的口才,但是颇担心神父阐明思想的大胆论断。他认为这场讲道,重在表现忧虑而不是力量,可是一位教士,到了帕纳卢这种年纪,就没有权利心感忧虑了。年轻的助祭顶风低着头,明确说他总跟这位神父打交道,了解他的思想演变,他的论文还要大胆得多,恐怕难获教会批准印行。
“他到底要阐述什么思想呢?”老教士问道。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门前的广场,大风在周围呼啸,打断了年轻助祭的话。等到能开口了,他仅仅说道:
“一位教士如看医生,这中间就矛盾了。”
塔鲁听了里厄转述帕纳卢的讲话,就说他认识一位教士,在战争中丧失了信仰,只因他发现了一张打瞎了双眼的青年的脸。
“帕纳卢说得对,”塔鲁说道,“无辜的人被打瞎了双眼,一个基督徒目睹了,就应该放弃信仰,或者接受也把自己的眼睛弄瞎。帕纳卢不肯放弃信仰,他一定能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塔鲁的这种看法,能否稍微澄清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帕纳卢在他身边的人眼里种种不解的表现呢?下文大家自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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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之后没过几天,帕纳卢果然忙着搬家了。当时,城里疫情的发展引起了搬家潮。塔鲁就不得不撤离旅馆,住进里厄的家中;同样,神父也只好放弃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房间,搬进一位老太太的家里:房东老太太总去教堂,尚未感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父越发感到疲惫和焦虑,无意中丧失了房东老太太对他的敬重。老太太曾热烈赞扬圣女奥狄尔预言的功德,而神父听着,却稍微流露出了不大耐烦的神情,想必是他太疲倦的缘故。后来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就连至少争取老太太一种善意的中立态度也不可得。他已经造成了坏印象。因此,每天晚上,在返回他那布满针钩花边饰物的房间之前,他就不得不观赏房东坐在客厅里给他看的后背,同时让他带走的记忆,就是身也不回对他冷淡说的一句“晚安,神父”。正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他上床睡觉时头疼得很,感到孕育好几天的热烧,这时开始泛滥,热浪冲击他的手腕和太阳穴。
随后发生的情况,只有通过房东老太太事后的讲述才知道。她习惯早起, 里厄中午时分赶到,听了房东的讲述,他仅仅回答说,帕纳卢做得对,但是恐怕太迟了。神父以同样淡定的态度接待里厄。大夫检查了一下,不免感到意外,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淋巴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检查出肺部肿胀,并有压抑痛感。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脉搏十分微弱,总的体征临近病危,生存的希望不大了。
“您根本没有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大夫对帕纳卢说道。“但实际上,还有疑问,我还得把您隔离起来。”
神父微微一笑,样子很怪异,似乎表示礼貌,但是没有说话。里厄出去打电话,返回房间,就看着神父。
“我就守在您身边。”他语气温和,对神父说道。
这时,神父又恢复点精神,眼睛转向大夫,眼神里重又含有几分热情。接着,他艰难地开口说话,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带着伤感讲这句话:
“谢谢,”他说道,“不过,出家人没有朋友,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
他要人把放在床头的耶稣受难十字架递给他,拿到之后,便转过身来,盯着看十字架了。
帕纳卢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开口讲话。他听任摆布,如同一个物件,接受强加给他的各种治疗,只是握住十字架再也不放手了。然而,神父的病例一直确诊不了。在里厄的思想里始终存疑。是鼠疫,又不是鼠疫。而且,近来一段时间,鼠疫似乎乐得给医生的诊断制造混乱。不过,在帕纳卢的病历中,随后的情况将表明,这种难以确诊并不重要。
体温上升,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嘶哑,一整天折磨着病人。到了晚上,神父终于咳出堵着嗓子眼的那团棉絮。那团棉絮呈红色。帕纳卢在高烧的嘈杂喧闹声中,始终保持淡定的眼神。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了,半个身子悬在床外,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病历卡上记录为:“疑似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