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爱格妮离开伦敦那一天，我再没见到乌利亚·希坡，我到驿车车务处去跟爱格妮告别、给她送行，才见到他，因为他也在那儿，要坐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我看到他穿着那件又瘦又窄、腰短肩高的桑椹色大衣，带着一把像小帐篷的大伞，高踞驿车车顶后部座位的边儿上，而爱格妮呢，当然坐在车里面，这还使我多少觉得有点受用；在爱格妮看着我的时候，我为了尽力对他表示友好，都受了那样的罪，我得到这点小小的受用，原也应该。在驿车的窗户那儿，也像在宴会的席上，他老在我们跟前打转，没有一时的间歇，就像一只大个的秃头雕〔1〕一样，把我对爱格妮说的每一个字都咽了下去，也把爱格妮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咽了下去。
<em>〔1〕 这种鸟主要吃死动物的肉，且贪而无厌。</em>
他在炉旁把他那番心腹话对我泄露了以后，使我感到忐忑不安，因而我经常想到爱格妮对我说的关于合伙那番话。“我只是按照我希望是对的那样办。我感觉到，为爸爸的心神安定起见，就必须做这样一种牺牲，所以我劝爸爸就这样做好啦。”为了她父亲的缘故，她对任何牺牲，都会以同样感觉忍受，以同样感觉自持；这种使人苦恼的预感，从那时以后，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她都怎样疼她父亲。我知道，她都怎样出于天性要尽孝道。我从她自己嘴里听到，她承认自己是不知不觉地使她父亲走上歧途的原因，所以她对他负有深恩，她热烈地想要报答。我看到她和那个可厌至极、身穿桑椹色大衣的赤发鬼〔2〕那样不同，我就觉得极度不安，因为我感觉到，就在他们二人之间那种不同里——她那一方面就是灵魂深处都是纯洁的自我牺牲，而他呢，就卑鄙龌龊，下流无耻——就在这种不同里，潜伏着最大的危险。所有这种种情况，毫无疑问，他知道得十二分透彻，而且在他那狡猾阴险的心里，都仔仔细细地考虑过。
<em>〔2〕 英国有个国王叫红威廉（1056—1110），即威廉 那一天在主教法庭里，我们有一个延期续审的案件——是关于一个面包师在教区税民会上反对交纳修路捐逐出教会的案件——因为，按照我自己所作的估计，证词口供之多，恰有《鲁滨孙漂流记》两倍之长，因此我们结束这个案件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不过，我们判决，把他逐出教会六星期，罚了他无数的罚款；然后，那个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和原、被告两造的辩护士（他们都是关系亲密的）一同出了城；斯潘娄先生和我，就一同坐着双马四轮敞车，驱车而去。
双马四轮敞车，是一桩很漂亮的玩意儿。那马都把长颈高拱、四蹄高举，好像它们知道它们是属于博士公堂的。在博士公堂里，有很多关于派头排场的方面，大家无不争胜斗强，因此那时候，很出现了一些异常精挑细选的车马、夫役；不过，我自己却向来一直认为，并且将来也要一直认为，在我那个时期，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争胜斗强之物是衣浆的硬度。我认为，在民教法学家中间所穿戴的衣领等物，都硬到人类的天性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坐车出城，一路行来，很感惬意，斯潘娄先生就把我所做的这种职业，轻描淡写地讲给我听。他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职业更文静高雅的了，你绝对不要把它和代讼师的职业混为一谈，因为这种职业，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比起别的来，是个非常非常冷的冷门儿，决不容外人轻易就插进来，它不像别的那么机械刻板，可比别的更有利可图。他说，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办起案件来，比在任何别的机关里，都更自由随便，因此，我们就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自成一个世界，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是受雇于代讼师这件不愉快的事实，是无法掩饰的。但是他却又告诉我，说代讼师是人类中的低能的，凡是稍微讲点体面的民教法学家，一概都是看不起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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