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2_肖申克的救赎

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

一九八二年，斯蒂芬·金已经接连写出《午夜行尸》（SalemsLot）、《闪灵》（TheShining）、《玉米田的孩子》（NightShift）、《再死一次》（TheDeadZone）、《燃烧的凝视》（Firestarter）、《狂犬库丘》（Cujo）这些哄传一时的叫座小说，声名大噪，隐隐然具备“畅销霸王”气象之时，他却出版了（DifferentSeasons）。这一本颇出乎者跟出版界意料之外，是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前三个与恐怖几乎沾不上边，最后一个虽颇惊悚，但跟之前的“超能力”、“吸血鬼”、鲜血满地流相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关于这本，斯蒂芬·金后来曾透露：“我花在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都多。”“也许一生再也不会出版另一本完全相同的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神？为什么再也不会有 通俗文学属于“黑暗的一半”。就斯蒂芬·金而言，现实似乎就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他出道十二年，早已家财万贯，名利双收，在美国文坛上，却像个新兴暴发户，只能孤芳自赏。代表主流的“美国国家图基金会”（NationalBookFoundation）从来不曾正眼看待过他，别说作品入围“全国图奖”什么的，就连每年的颁奖典礼，冠盖满京华，也从来不曾寄张请帖给他：你想来，就自己掏钱买餐券吧！斯人独憔悴的斯蒂芬·金或许因此气不过，决心换跑道再出发。这一年里，他公开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较无门户之见、始终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说（这时的他，早获得代表这两类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雨果奖”〔HugoAwards〕、“卢卡斯奖”〔LocusAwards〕跟“世界奇幻文学奖”〔WorldFantasyAwards〕）。

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

此消息传出后，“金迷”一片哗然，坚决反对，抵死不从。靠他吃饭的那些影视中人更不用说了。其情况恰恰合了一句谚语：“扮戏的要散，看戏的不肯散。”最后，斯蒂芬·金或者拗不过迷的热情、本性的呼唤，以及，也很重要的，白花花银子的诱惑，写着写着，还是回到恐怖小说这条道路上来了。一九八七年，他写出了《惨不忍睹》，后来搬上银幕，改名《战栗游戏》，那个被狂热女迷所绑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着她之所爱写作的畅销作家，相当程度上，当是反映了彼时斯蒂芬·金的内心感受吧。

被“绑架”了的斯蒂芬·金，一如胡适口中的“过河卒子”，退既无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的方法，除了更细腻、更讲究创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暴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异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说，在《纽约客》（TheNewYorker）上发表小说，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从“双日”（Douleday）到“维京”（Viking），再到“斯克莱布诺”（Scribner），一路更换出版社的轨迹，也说明了他越来越“严肃”以对的态度（一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Manintheck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O.Henry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Perrin）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哪能一锤定音，妄定优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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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然而，一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一主题的讨论，这次的争论，还是各自表述，虽有交集。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区分的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了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荒原》（TheWasteLand,1922）跟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最后的肯定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年出版《写作》（OnWritting），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二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基金会”竟然宣布，他获得二三年全国奖的“终身成就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斯蒂芬·金终于收到请帖了，而且是上台领奖的请帖。消息传出，美国文学界仿如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阴谋论以对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保守派大将、一辈子宣扬“西方正典”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开炮直斥这是“可怕的错误”，因为斯蒂芬·金“根本不是个好作家。”“他的作品，过去被称为‘廉价惊险小说’。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著名文学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Grossman）则在《时代周刊》写了一篇《老金万岁》，大力声援斯蒂芬·金。他认为“斯蒂芬·金的努力不但是诚恳的，而且是勇敢的。”“下一个文学浪潮，不会来自高雅处，而是来自低俗处，来自药房架板上那些用烫金外包、封面轧花印字的平装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继续你的吧。这场变革不会让圣徒们为之欢呼的。”

圣徒不但没有欢呼，还当面“吐嘈”斯蒂芬·金。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颁奖典礼于纽约举行，斯蒂芬·金不顾肺炎感染，抱病出席。还花了七万多美元，大手笔包下六张桌子，邀请同为畅销作家的好友谭恩美、约翰·格里逊参加，也给他们一张免费的请帖。他诚恳呼吁“在所谓‘通俗小说’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然而，以《大火》（GreatFire）一赢得该年度小说奖的七十二岁老作家雪莉·赫札德（ShirleyHazzard），却不买这位五十六岁小老弟的账，不但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从没过斯蒂芬·金的小说，还当着九百位来宾的面，老实不客气地说：“就算给我们一份当前最畅销的目，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满足。”“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个性，我们知道自己该些什么。”

结语

在可预见的将来，“通俗”与“严肃”之间的文学战争，只怕要再继续相持下去。斯蒂芬·金还看得到，但未必还会去趟浑水，与人对骂。毕竟，他已挣得他最想要的那一块功碑，对老校长有交代了。就一位终身致力写作，花了三十年功夫，写出四十本小说和两百个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被誉为“每个美国家庭显然都有两本，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八成是斯蒂芬·金作品”的作家，要说这不是“终身成就”也实在太牵强了。诚如“美国国家图基金会”主席鲍德温（NeilBaldwin）在宣布斯蒂芬·金得奖时所言：“我们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什么是文学。”假如我们放宽视野，不坚持“作者之死”，而将“写作的态度”视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那么，文学的世界或将更为多元富饶、平易近人一些。而斯蒂芬·金在《午夜禁语》（FourPastMidnight，1990）序言里的这段话，也显得更有意义了：

我依然喜欢好故事，爱听好故事，也爱讲好故事。你也许知道（或在乎），也许不知道（或不在乎），我出版这本和下面两本，赚了大钱。如果你在乎，那你也应该知道，在“写”（Writing）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得到一文钱。正如其他自发性的事情一样，写作本身是超乎金钱之外的。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只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