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什梅尔坐在香杉树洞中着他父亲的文章;初枝穿着外套,戴着围巾一头钻了进来,坐在他旁边的干苔上。“我父亲一夜没睡,”伊什梅尔说,“忙着弄他的报纸。”
“我爸爸存在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初枝回应道,“我们只有几美元现金,其余的都被冻结了。我的爸爸妈妈不是公民身份。”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
“我在采摘季攒了二十美元,”伊什梅尔说,“你全部拿去——都给你。我明天早上带到学校来。”
“不,”初枝说,“不要带来。我爸爸很快就会想到办法的。我绝对不能拿你的钱。”
伊什梅尔转身面朝着她,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简直难以置信。”他说。
“如此不真实,”初枝说,“这太不公平了——不公平。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们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不是我们挑起来的,”伊什梅尔说,“是日本人逼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是在星期天早晨,任何人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要我说,这太卑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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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着我的脸,”初枝打断道,“看着我的眼睛,伊什梅尔。我的脸是干这些事的人的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的脸——是日本人的样子。我的父母是从日本来到圣佩佐的。我的妈妈和爸爸,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我的家人现在处境很糟糕。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有麻烦的。”
“等会儿,”伊什梅尔说,“你不是日本人。你是——”
“你听到新闻了。他们正在抓人。他们把很多人称作间谍。昨天夜里有些人聚集在市山的家门口,喊着名字骂他们,伊什梅尔。他们坐在门前,鸣着喇叭。怎么会这样?”她继续说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谁干的?”伊什梅尔说,“你在说谁?”
“是威利茨先生——奥托·威利茨。吉娜·威利茨的叔叔。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都为电影院亮着灯的事情义愤填膺。市山没有把灯灭掉。”这太过分了,”伊什梅尔说,“整件事情都太过分了。”
“他们把他的灯泡旋了下来,然后开车来到他家。他们称他为卑鄙的小日本。”
伊什梅尔无言以对。他只是摇摇头。
“我放学后回到家,”初枝说,“我父亲在打电话。大家都担心海军电台,玛瑙海岬的那个。他觉得那儿今晚会遭到轰炸。有人已经拿了猎枪去那儿保卫了。他们要藏在海滩边的树林里。白崎一家在玛瑙海岬有个农场,有几个发报站的士兵去了那儿。他们把电台、相机和电话都带到那儿去了,他们还逮捕了白崎先生。白崎家其他的人也不允许离开他们的屋子。”
“ “那不是新闻,”伊什梅尔说,“新闻只是报道事实。”
他在学校里正好从课本上学到有关新闻报道的内容。在他看来,他的父亲曲解了新闻业的某些基本原则。
“哪些事实?”亚瑟问他,“你要报道哪些事实,伊什梅尔?”
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中,亚瑟提醒圣佩佐岛上的商店一到夜晚就灭掉灯光:眼下正是圣诞,人们多少还是希望开着灯。他还宣布新年夜将有一个公共舞会,口号将是:记住珍珠港——它也可能发生在这里!穿制服者可以免费入场;欢迎所有岛民参加。亚瑟告诉他的者们,圣佩佐岛红十字救济会的拉尔斯·海因曼女士设定了一个五百美元的捐款上限,而美籍日本人联盟立刻捐献了五十五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款。另外一篇文章则报道,友睦港的日本人社区中心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欢送坂村罗伯特参加军队。招待会上提供了食物,还准备了演讲;人们向美国国旗敬礼,高唱《星条旗之歌》,歌声响彻夜空。
《圣佩佐评论报》还刊登了一则提醒,要求大家保证对那些对敌人有安慰作用或有帮助的军事新闻保持缄默。它还劝告岛民“不要随意与人谈论可能被人观察到的陆军与海军动向”。由于战争的原因,亚瑟说,选址于保卫角的岛上 你好像很偏向日本人,亚瑟。”一位《评论报》的匿名者有一天写信来说,“你每个星期都把他们放在头版,总是写他们如何爱国如何忠诚,却绝口不提他们的背信弃义。嗯,也许现在你应该把脑袋从沙子里面探出来看看,现在他们正在和我们打仗呢!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一月份,十五位岛民取消了订阅,其中包括小艇角的沃克尔·科尔曼家和友睦港的赫伯特·兰格利家。“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赫怕特兰格利写道,“你的报纸侮辱了所有誓将这一威胁从我们中间肃清出去的美国白人。请从今天起就取消我的订阅并立刻把钱退还给我。”
亚瑟照办了;他向那些退订的人退还了全额的订报费,同时附上一封话语真诚的短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他预言。但是,随后安纳柯蒂斯的平价商店取消了每周刊登的四分之一版广告;然后是主街的洛蒂·欧普斯威格商店,然后是拉森木材场和安纳柯蒂斯咖啡店。“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亚瑟告诉他儿子,“实在不行我们总还可以把八版的报纸缩到四版吧。”他把沃克尔·科尔曼的信和另一封来自英格马·司格森的差不多的信登了出来。在中学教英语的莉莉安·泰勒回信愤怒地谴责了“这两个明显丧失了理智、陷入战争歇斯底里症之中的岛上名人在信中所表现出的狭窄心胸”。亚瑟把这个也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