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她怎么看?”
“她会告诉你的,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
情况不妙。吃完晚饭之后,我把我桌上那份稿子放到了他的书桌上。我把黛黛哄睡着了,我一直在看电视,但什么都没看进去,也没听进去,最后我躺在了床上。我没办法合眼:为什么阿黛尔已经和彼得罗谈了我的书,为什么她还没打电话给我? 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顽固,我在这个阶段读的所有东西,最终都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和莉拉联系在一起。我遇到了这种女性主义的思想,虽然和莉拉的思想有所不同,但同样激起了我的崇拜,还有我在她面前的从属感。不仅仅如此,在看这些文章时,我想到的是莉拉,还有她生活的片段,那些她会认同的话,她会反对的话。后来,在阅读那些文章的过程中,我经常参加马丽娅罗莎那帮朋友的聚会,但事情并不容易,黛黛一个劲儿地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走?”艾尔莎有时候会忽然欢呼雀跃。但问题不仅仅在我女儿身上,实际上,我在那儿只会遇到和我相似的女人,她们没办法帮助我。我觉得很无聊,因为她们谈论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事儿,而且她们的表达很糟糕。我感觉,我已经非常了解生为女人意味着什么,我对那些艰难的自我意识并不热衷。我不想在公众场合里谈到我和彼得罗,以及我和一般男性之间的关系,来为她们作证,说明每个阶层、每个年龄阶段的男性是什么样的。让自己的头脑男性化,从而融入男性的文化中——这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之前就是那么做的,我现在依然那么做。除此之外,我置身事外,没有卷入那些紧张的气氛、嫉妒的爆发、充满权威的语气、柔弱的声音、知识分子的等级,还有为争取这个群体领导权的斗争,最后会有人哭得一塌糊涂。对于我来说,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又把我自然引向莉拉,她们讲述和讨论的方式让我入迷,她们非常直率,甚至到了粗鲁的地步。我喜欢用啰嗦的长句来表达自己,那是我小时候就学会了的。我感到急切需要表达真实的自我,我之前从来都没用过那种方式说话,那可能不是我的本性。在那种情况下,我压抑住了自己的表达欲望,我一直都一言不发。但是我感觉我应该和莉拉谈谈,谈谈这些事情,用同样不留情面的方式,来分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深入谈谈我们从来都没有谈过的问题,比如说谈一下我写的那本糟糕的书,还有她反常的哭泣。
这种愿望很强烈,以至于让我想带着两个女儿到那不勒斯去住一段时间,或者让她带着詹纳罗来我这里,或者我们相互通信。我跟她说了一次,是通过电话说的,但没有说通她。我跟她说了我正在阅读的女权主义书籍,还有我参加的团体。她听我讲了一阵子,然后开始取笑那些书的书名,比如说,“阴蒂女性”、“子宫女性”。她话说得很粗俗:“你丫说什么呢?莱农,快感、性、生殖器,这里问题很多?你疯了吗?”她想给我展示,她没法谈论我感兴趣的事情。最后她的语气变得很鄙夷,她说:“你做点别的什么事儿吧,做点儿你该做的事情,别浪费时间了。”她生气了。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会再试一试。最后我得出结论,我应该搞清楚自己,我要分析自己的女性本质。我非常费力地学习那些男性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应该懂得一切,做各种事情,我越界了,政治斗争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要在男人面前有面子,我要和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什么高度?他们理性的高度,最不理性的高度。我非常投入地背诵那些流行的句子,真是白费力气。我被自己学习的东西限制了,这些东西塑造了我的头脑、我的声音。为了变得卓越,我和我自己定下的秘密协约。现在,在努力学习之后,我要遗忘学到的东西。再加上,我不得不想想,我是什么样的。莉拉在我面前时,我是她的附庸,我刚刚一远离她,我自己就变了,没有莉拉,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没有她的思想支撑,我就无法认定任何思想。我应该接受自己,那个不受她左右的自己,核心就是这个,我要接受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我该怎么办呢?接着尝试写作?也许我会没有激情,我只是在应付差事。因此我应该不要再写了,随便找一份工作,或者就像我母亲说的,当个阔太太,把自己关在家里,或者把一切都抛开——家庭、女儿和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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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马丽娅罗莎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我经常给她打电话,当彼得罗发现这一点,就开始用一种越来越鄙夷的语气谈到了他姐姐:她很轻浮、空虚,对于自己和其他人来说,她都很危险,在他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马丽娅罗莎都一直是残酷折磨他的人,她是父母最大的担忧。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我大姑子通电话,彼得罗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头发乱蓬蓬的,面孔疲惫。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往嘴里胡乱塞了点东西,他和黛黛开了玩笑,同时在侧耳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他忽然间开始叫嚷:“那个白痴知不知道,现在是吃晚饭时间?”我向马丽娅罗莎道歉之后,马上挂了电话。我说,饭食已准备好,马上就可以吃,他用不着那么大声嚷嚷。他嘟哝着说,花长途电话费,去听他姐姐的疯言疯语,他觉得很愚蠢。我没有接茬,我把桌子摆好了。他发现我生气了,就有些担心地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马丽娅罗莎的气。”但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开始翻阅我看的那些书,看到我画线的地方,就开玩笑。他说,这都是蠢话,你不要上当受骗。他向我指出那些女性主义杂志和女性主义宣言里逻辑不通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吵了起来,也许是我夸张了。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最后我跟他说:“你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但你和马丽娅罗莎一样,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父母亲给你的。”他给了我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黛黛的面,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承受能力很强,要比他强:我一辈子挨了不少耳光,但彼得罗从来都没打过别人耳光,当然也没有挨过耳光。在他脸上,我看到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憎恶,他盯着他女儿看了一会儿,然后出门了。我的火慢慢消了,我没上床睡觉,一直在等他,因为他一直没回家,这让我很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神经衰弱,是因为休息得太少了吗?或者,这就是他的本性,埋藏在几千本书和良好教养之下的本性?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对他的了解太少了,我没有办法预测他的举动:他可能会跳到阿诺河里?或者是已经在某个地方喝醉了?甚至是动身去了热内亚,在他母亲的怀抱里寻求安慰,进行倾诉?哦,我无法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太害怕了。我觉察到,因为我所读的书,我所知道的事情,我忽视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我有两个女儿,我不想出现一个草率的结果。
彼得罗是早上五点回来的,我看到他完好无损地回来了,深深松了一口气,我去拥抱了他,亲吻了他。他嘟囔着说:“你不爱我,你从来都没爱过我。”最后他补充说:“我也不值得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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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彼得罗没办法接受他生活各方面出现的问题。他期望的是安静、规律的生活,按照他那些一成不变的习惯生活:学习,教书,和孩子们玩儿,做爱,每天完成一点工作。在他的小世界里,大家用一种民主方式来应对意大利极端混乱的局面。但实际上,他被大学里的各种矛盾折磨得筋疲力尽,他在海外影响越来越大,他的同事想方设法贬低他的工作,他发现自己不断受到排挤和威胁。他感到,因为我的不安(什么不安?我是一个迟钝的女人),我们的家庭也不断受到威胁。有一天下午,艾尔莎在自己玩儿,我让黛黛在练习阅读,彼得罗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没什么动静。我有些焦虑,我想,彼得罗希望能有一个堡垒,能让他在里面完成他的书,我则负责家里的事务,孩子们健康成长。最后,我听到了一阵门铃声,我跑去开门,让我意外的是,进门的是帕斯卡莱和娜迪雅。
他们俩都背着军用大背包,帕斯卡莱浓密拳曲的黑色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胡子又浓密又拳曲。娜迪雅看起来消瘦疲惫,她眼睛很大,就像一个充满恐惧的小姑娘,但假装自己不害怕。他们从卡门那儿要到了我的地址,而卡门有的地址是我母亲给的。他们俩都很热情,我也表现得很热情,就好像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矛盾和分歧。他们占领了我家,把东西丢得到处都是。帕斯卡莱在不停地说话,一直在说方言,而且声音很大。刚开始,我觉得他们打破了我平庸的日常生活。但我很快发现,彼得罗不喜欢他们,尤其让他厌烦的是,他们没有事先打电话就来了,而且两个人都太随意了。娜迪雅脱下鞋子,躺在沙发上,帕斯卡莱没摘他头上的帽子,他一直乱动我家里的东西,随便翻书,问都不问,就从冰箱里给自己和娜迪雅各拿了一瓶啤酒,他咕噜咕噜喝着,还打嗝,这让黛黛觉得很好笑。他们说,他们决定出来走一圈,随便逛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没有具体目的。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那不勒斯的?他们说得也不是很具体。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回答还是同样不清楚。工作呢?我问帕斯卡莱。他笑着说:“够了,我已经干了太多活了,现在我要休息一下。”他把自己的手展示给彼得罗看,他让彼得罗把手也拿出来,他用手摩挲着彼得罗的手说:“你能感觉到差别吗?”然后,他拿起那本《斗争在继续》,他用右手摸了一下第一页,粗糙的皮肤划过纸张时发出的嚓嚓声让他很自豪。他很高兴,就好像自己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后来他用一种威胁的语气说:“没有这双粗糙的手,教授,连一把椅子、一栋楼、一辆汽车都不会有的,什么都不会有,包括你。假如我们工人决定停止干活,一切都会停下来,天会塌下来,天和地会碰在一起,城市会变成森林,阿诺河会淹没你们漂亮的房子,只有那些一直干活的人知道如何生存,而你们俩、你们的那些书都会被野狗撕裂。”
典型的帕斯卡莱的言论,非常激昂,也很真诚。彼得罗默默听着,一直都没有接茬。娜迪雅这时候也不说话,当她的同伴说话时,她一脸严肃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在男人们谈话时,她很少插话,我也没说什么。但我去厨房煮咖啡时,她却跟了过来。她注意到艾尔莎缠着我,就很严肃地说:
“她很爱你。”
“她还小。”
“你是说,等她长大了,就不爱你了?”
“不是,我希望她长大了,也爱我。”
“我母亲经常说到你。你只是她的一个学生,但我觉得,你比我更像她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