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_离开的，留下的

“当然了。”

“你不要害羞，你是一个作家，你要利用你的身份做些事情，让人感觉到你的分量。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一切都在毁掉重来，你要加入其中，你要出面。你从这些人开始，要让他们无路可走。”

“我要怎么做？”

“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要吓吓索卡沃，还有那些像他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写，你能答应我吗？”

“我试试。”

她给了我一个名字，那人是《团结报》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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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彼得罗的通话，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通话，让我长期以来积聚的一种情感得到了释放。到那时候为止，我一直在抑制着自己，但现在这种情感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这和我的身份的变化有关。艾罗塔一家人，尤其是圭多，也可能是阿黛尔自己，很有可能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姑娘，但我和他们期望的儿媳妇相去甚远。同样的，极有可能我的出身、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还有我做事时的笨手笨脚，对于他们的承受力是一个挑战。更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就是，我的书的出版，也是一个紧急计划，可以让我在他们的世界里变得体面。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是，他们接受了我，在他们的认可下，我要和彼得罗结婚，我正要进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我可以不用害怕，大胆向前走，或者如果我遇到危险的话，我可以在城堡里躲藏。我迫切需要适应我的新身份，尤其是我应该有这种身份意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的小女孩了，我现在储备了大量的火柴，因此我忽然明白，我可以为莉拉做很多事情，比我之前想到的还多。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就让她把搜集的、针对索卡沃的文件都给我，她很被动地把它们交给了我，没问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看得很投入，她用多么准确而犀利的语言来讲述那些可怕的事情。在她对工厂的描述中，包含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体会。我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忽然间，几乎在没有事先做决定的情况下，我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索卡沃的电话号码，直接打给了他。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音，用带着适度高傲的语气说：“喂，我是埃莱娜·格雷科，让布鲁诺接电话。”他对我很热情：“接到你的电话，简直太高兴了！”而我的态度冷冰冰的。他说：“你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埃莱娜，我在《罗马报》上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很棒！我们一起在伊斯基亚岛度过的时光真美好。”我回答说，我也很高兴打电话给他，伊斯基亚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无论好坏，我们所有人都变了。比如说，关于他，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他马上就明白我要说什么，就说了很多莉拉的坏话，说她忘恩负义，还有给他惹的麻烦。我改变了语气，我说，我更相信莉拉说的，而不是他的话。我说：“你拿起笔和纸，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好了吗？你要把该给她的钱，每一分都给她，你准备好钱，然后打电话给我，我过来拿。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

我在他反驳之前挂上了电话，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情感，我很干脆，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简洁的话，先是很客气，后来很冷淡。我希望彼得罗的感觉是对的：我现在的语气越来越像阿黛尔了，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我在模仿她为人处世的方法。我决定搞清楚，我能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继续下一步。在给布鲁诺打电话威胁他时，我并没有很激动，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在琪塔拉沙滩上试图亲吻我的乏味男生，但我给《团结报》的编辑打电话时，却非常紧张。电话接通时，我希望那边的人听不到我母亲用方言对着埃莉莎叫喊的声音。我对接线员说，我是埃莱娜·格雷科。我还没有对她说我找谁，那女人就大声问：“是女作家埃莱娜·格雷科？”她读过我的书，热情地恭维了我。我对她表示感谢，我感到很愉快，也很强大。我跟她说，我想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我对她说了阿黛尔给我推荐的那个编辑的名字。那个接线员又恭维了我，用工作的正式语气对我说：您等一下。过了一分钟，一个沙哑的男声，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搞文学的人愿意为这些工人计件、轮班还有加班浪费自己的笔墨？这些事儿都很乏味，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都尽量离这些事儿远远的。”

“是什么领域的？”他问我，“建筑、港口还是矿井？”

“是一家香肠厂，”我小声说，“规模不大。”

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这很好，你不用解释了。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埃莱娜·格雷科女士，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我们不感兴趣？三十行够了吗？太少了吗？那我们就增多一点，六十行吧。您写完了，我们怎么操作？是您亲自送过来，还是向我口述？”

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出于对她的爱，我想写得好一些。但是，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除了我在十五岁时，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但结果很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改了又改，非常认真。但当我写完时，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我想，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我明天再去交稿吧。

“你高兴吗？”

“很高兴。”

“你把文章写好了吗？”

“写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写。”

“实际上，我已经写好了，明天我就把它送到《团结报》去。”

“很好。我差点儿就低估你了。”

“差点儿？”

“的确是低估了。你和我儿子——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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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很顺利，就好像我有能力让所有事情像泉水一样流畅。彼得罗也为莉拉做了事情，他那个学习希腊文化的同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但也一样出了力。他认识博洛尼亚一个真正懂计算机的人——这让他产生了一个狂想，就是把计算机用于语文学——这个人提供了那不勒斯一个熟人的名字，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他跟我详细地说了那位那不勒斯先生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对他万分感激，我用一种很热情的、开玩笑的语气说，他在这个方面的尝试是勇敢的，我甚至在最后挂电话时，给他献了一个吻。

我马上去找莉拉。她脸色很苍白，咳嗽得撕心裂肺，也很紧张，目光极度警惕。但我给她带去了非常好的消息，这让我很高兴。我摇了摇她，拥抱了她，我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我跟她说了我跟布鲁诺打电话的事情。我给她念了我写的文章，我跟她说了彼得罗、我婆婆还有大姑子的积极行动。她听我说话，就好像我在一个距离她很远的地方说话，就好像我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只能听到我说的话的一半，再加上詹纳罗一个劲儿地拽她，想和她一起玩儿，当我说话时，她听得不是很用心，也没有太多热情，但我一样很高兴。在过去，莉拉打开肉食店那个神奇的抽屉，曾经给我买过很多东西，尤其是书。现在，我要打开我的抽屉，我要回报她，我希望她像我一样，也感到安全。

我最后问她：“那明天你去看心脏病科医生？”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笑了一下说：

“娜迪雅不会喜欢这种面对问题的方式，她哥哥也不会喜欢。”

“我不明白，什么方式。”

“没什么。”

“莉拉，”我说，“这关娜迪雅什么事儿？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根本就不用在意她，阿尔曼多就不用提了，他一直是一个很肤浅的小伙子。”

我做出这样的评论，让我自己都有些惊异。无论如何，我对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并没有太多了解。有几秒钟，我感觉莉拉快要认不出我来了，好像她撞见了鬼魂，在利用她的虚弱在蛊惑她。实际上，我并不是想讲娜迪雅和阿尔曼多的坏话，我只想让她明白，在权力的等级方面，在艾罗塔一家人面前，加利亚尼他们什么也不算，像布鲁诺·索卡沃或者说米凯莱的那些爪牙，更算不上什么了，总之，不用担心什么，她应该按照我说的去做。但当我说这些话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有些炫耀。我抚摸着她的脸颊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欣赏那两个兄妹参与政治活动的劲头，但你要相信我。她嘟囔了一句：

“好吧，我们去看心脏病科医生。”

我接着问她：

“我跟恩佐约哪天，几点？”

“哪天都行，但要在五点之后。”

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打电话。我给律师打了电话，跟他仔细解释了莉拉的状况。我又给心脏病医生打了电话，确认了时间。我给那个电脑专家打了电话，他在发展署工作，他跟我说，苏黎世的函授课程没什么用，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让恩佐在某天某个时候，到某个地方去见他。我给《团结报》打了电话，编辑说：“您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您现在把这篇文章送过来，或者我们等到圣诞节？”我给索卡沃的秘书打了电话，我让她转告老板，因为我没有收到他的答复，《团结报》很快会刊登一篇我的文章。

最后的这通电话得到了非常迅速、强烈的反应，索卡沃在两分钟之后给我回了电话，这次他一点儿也不客气，他威胁了我。我回答说，现在会有一位劳工监察员，还有一位律师负责莉拉的事情。之后我非常振奋，我很自豪进行这样的抗争，出于情感，也出于信念，来对抗不公正的事情，帕斯卡莱和弗朗科还以为他们可以指导我呢。当天下午，我就去《团结报》把稿子交了。

那个跟我通话的编辑是一个中年男人，个子很小，人很胖，两只眼睛小小的，眼睛永远闪着狡黠的亮光，但他很和善、风趣。他让我坐在一把嘎吱作响的凳子上，他很专心地看了那篇文章。最后，他把那些纸放在写字台上，说：

“这是六十行吗？我觉得有一百五十行。”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嗫嚅了一句：

“我数了好几次，是六十行。”

“但是是手写的，字小得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楚。文章写得很棒，同志。你去找个打字机，把那些能删的删掉。”

“现在吗？”

“如果不是现在，那我们什么时候弄？我把文章拿到手上，放在版面上就明了了，你还让我等到猴年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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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去看心脏病专科，那是一位在克里斯皮街上开了诊所的大教授，他也住在那里。为了这次会面，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下，那个医生虽然在那不勒斯，但还是和阿黛尔的世界有交集，我不想丢脸。我仔仔细细地梳洗了一番，穿上了阿黛尔给我买的裙子，喷上了一种很淡的香水，和她自己用的香水味道很类似，然后化了一个淡妆。我希望这个教授在和我未来婆婆通话或者见面时，能说我的好话。莉拉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去看医生时，穿的就是每天在家里穿的衣服。我们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墙上有十九世纪的绘画：有一个贵妇坐在沙发上，背景里是一个黑人女仆；有一幅是一个老妇人的画像；还有一幅画很大，是一个辽阔壮观的狩猎场景。另外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很老，看起来都干净优雅，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在默默地等着。在路上，关于我的穿衣打扮，莉拉说了很多好话，她低声说：“你看起来像是从这些画里走出来的，你就像一个贵妇，我就像女仆。”

我们等了几分钟，一个护士过来叫了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我们就跳过了那两个等待的病人。这时候莉拉变得很激动，她希望她看病时我在场，她说她一个人不会进去的，最后她把我推向前，就好像要看病的人是我。那个医生是一位瘦得皮包骨头的六十多岁的男人，灰色的头发，非常浓密。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知道所有关于我的事情，他和我聊了十多分钟，就好像莉拉不在场一样。他说他儿子也是比萨高等师范毕业的，但要比我早六年。他强调他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但只是在那不勒斯有名。他说了很多艾罗塔一家人的好话，他和阿黛尔的一个堂兄很熟悉，那个堂兄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最后，他问我：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五月十七。”

“十七号啊？这个日子不好，改个日子吧。”

“已经没办法改了。”

在整个过程中，莉拉都没有说话。她一点儿都没有关注那位教授，我感到，她一直都盯着我看，她对我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感到惊异。那位教授终于开始问她问题，她很不情愿地做了回答，要么用纯粹的方言，要么就是夹杂方言的蹩脚意大利语。我不得不经常介入，提醒她她告诉过我的症状，或者强调她轻描淡写提到的症状。医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莉拉一直皱着眉头，就好像我和心脏病科医生得罪了她一样。我看着那有些发白的天蓝色内衣下面她单薄的身体，那件衣服有些大，很破旧。她长长的脖子好像很难支撑她的脑袋，她的皮肤紧包着骨头，就像是要裂开的羔皮纸。我察觉到，她的左手拇指时不时会神经质地颤抖。教授让她穿上衣服前，又检查了大约半个小时。她穿衣服时，用眼睛看着教授，我感觉她有些害怕。医生来到写字台前，他终于坐了下来说，一切正常，他没有听到任何杂音。他对莉拉说，太太，您的心脏很完美。医生对莉拉的诊断，没让她产生太大反应，她非但没有表现出高兴，反倒有些不耐烦。这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就好像他检查的是我的心脏。那位教授接着和我说话，而不是对莉拉讲话，我又开始担心起来了，就好像莉拉的无动于衷让大夫有些生气。他皱着眉头补充说：“但是，你朋友的整体状况很不好，需要马上进行治疗。”他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咳嗽，这位太太受凉感冒了，我会给她开一些止咳糖浆。”他觉得问题在于莉拉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应该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按时吃饭，每天至少睡八个小时，疗养一下，等着身体恢复。他说：您的这位朋友，在她身体恢复之后，大部分症状都会自然消失的。无论如何，他总结说，我建议她去看一下精神科。

最后的这句话让莉拉很震动，她紧皱着额头，身子向前探着，用意大利语说：

“您是说我精神有问题？”

医生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就好像因为某种魔法，他刚才诊断过的病人，现在换成了另一个人。

“正好相反，我是建议您去做一个检查。”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

“没有，您不用担心，检查只是为了从整体上了解一下您的身体状况。”

“我的一个亲戚，”莉拉说，“是我妈妈的堂姐，她很不幸，一辈子都很不幸福。我还很小的时候，夏天，我听见她对着开着的窗子叫喊，大笑，有时候我看见她在路上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但是，这是因为她不幸，她从来都没有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她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医生。”

“她应该去看一下。”

“这些精神上的疾病，都是太太们得的病。”

“您母亲的堂姐不是一位太太吗？”

“不是。”

“您呢？”

“我就更不是了。”

“您觉得自己不幸吗？”

“我很好。”

医生皱着眉头，又对我说：

“她绝对要休息，您让她一定去检查一下。假如能去乡下走走，那就更好了。”

莉拉笑了起来，又用方言说：

“上次我看医生时，他让我去海边疗养，结果闹出很多事儿来。”

教授假装没有听到，他对我微笑了一下，期望能获得我的认可。他给了我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名字，他还亲自给这位朋友打了电话，让他尽快给我们安排。我要说服莉拉去那家诊所，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说，她没时间可浪费，她在心脏病科医生那里已经待得很厌烦了，她要回去照顾詹纳罗，尤其是，她没有钱可以浪费，她也不想让我浪费钱。我向她保证，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最后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那个精神科医生是一个很精干的小个子男人，头发全秃了，他在托莱多区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家诊所，等候大厅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哲学书。他很爱说话，滔滔不绝地说着，我觉得，他一直都专注于自己的话题，而不是病人。他为莉拉做检查，同时在和我说话。他问了莉拉一些问题，但他对我说了一些他的观察，没有太关注她做出的回答。无论如何，他最后得出了一个泛泛的结论，那就是莉拉的脑神经和她的心肌一样运作正常。他忽然对我说，我的同事说得对，亲爱的格雷科女士，她的身体很虚弱，结果是她灵魂中易怒、阴暗的一面，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占上风，压倒理性的部分，让身体健康起来了，脑子自然就会健康起来。最后，他在药方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很多药名，同时还大声地说着那些药物的名字和剂量。他开始给出他的叮嘱，他建议，莉拉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散步来放松精神，但不要去海边，他说最好要去卡波迪蒙特或者卡马尔多利的树林。他建议她要多读书，但是要白天读书，晚上一个字都不要看。他说手不要闲着，尽管他看一眼莉拉的手就会明白，她的手已经够忙的了。他说到了织毛衣对精神的好处，莉拉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不等医生说完，她就问了一个隐秘的，但可能是她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您能不能给我开些避孕药？”

医生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我也是同样的反应，那是一个很不得体的请求。

“您结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