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最让我痛苦的评论出现在《罗马报》上。那个作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晚邮报》上的文章,是一种非常浮夸的文体,在最后一部分,他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就是现在这些女人正在失去控制,看看埃莱娜·格雷科的淫秽小说,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简直是粗鄙不堪的《你好,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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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脚料组成。最让我痛苦的不是那段评论,而是文章后面的签名。这篇文章是尼诺的父亲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男人多么让我震撼,因为他是一本诗集的作者;当我发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时,对我来说,他好像头上戴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但现在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他想报复我,因为他在小说中的那个骚扰女主人公的已婚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真想打电话给他,用最肮脏的方言骂他一顿,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想到了尼诺,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们俩都拒绝成为家人的样子:我从小就开始尝试和我母亲拉开距离,而他已经和他父亲断绝关系了。这种相似性给我带来了安慰,我的怒气慢慢消了。
但我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城区里,《罗马报》是人们读得最多的报纸,我在当天晚上就发现了。药剂师的儿子吉诺,因为经常去健身房举铁,已经成了一个肌肉发达的青年了,当我晚上经过他父亲的药房门口时,他站在门槛那里,尽管还没有毕业,他穿着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他摇晃着那份报纸,叫了我一声,用了相当严肃的语气,因为他在新法西斯社会运动党内部小有成就:“他们写你什么,你看到了吗?”我为了不让他称心,就回答说:“他们写得太多了。”然后我摆了摆手,就走了过去。他有些迷茫,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带着明显的恶意说:“我倒要看看你的这本书,我知道,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只是一个开始。 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卡门·佩卢索。我母亲让我去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里买东西,因为那里的油便宜。当时是下午,店里没有别的顾客,卡门说了我很多恭维话。你真棒啊!她嘀咕说,做你的朋友真是荣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幸运。最后她说,她看了萨拉托雷的文章,因为有个供货商把一份《罗马报》忘在了店里了。她说,萨拉托雷真不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她的愤慨很真诚。她说,她哥哥帕斯卡莱让她看了一篇《团结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你很漂亮,她说,你做的每样事情都让人羡慕。她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很快会和一位大学教授结婚,然后去佛罗伦萨生活,要住在一套很阔气的房子里。她也会结婚,是和在大路上的加油站工作的一个男人,但不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没有钱。后来,她忽然就说起了艾达,而且有很多怨言。艾达取代了莉拉,和斯特凡诺在一起之后,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艾达在两家肉食店里都趾高气扬,而且特别针对她,说她偷东西,对她指手画脚,监视她。因此,她实在忍受不了了,她想辞职,去她未来丈夫的加油站里工作。
我很认真地听她说,我记得,以前安东尼奥想和我结婚,我们也想在加油站给人加油。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是想让她开心一下。但她脸色阴沉下来了,嘟囔着说:“是的,怎么不行,你在加油站给人加油!真是不可想象,你真是运气好,摆脱了这个困境。”最后她说了一些很模糊的话:“这世界太不公平了,莱农!太不公平了!需要改变这种处境,大家都受不了了。”她说话时,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我的书,封面已经变得脏兮兮、乱糟糟的。这是我在城区看到的 那些惹火的章节。
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怀抱着玛丽亚的艾达,玛丽亚是斯特凡诺的女儿。在卡门给我讲了那一通话之后,我很难对艾达客气起来。我恭维了一下她的女儿,我说孩子的衣服很漂亮,耳环也很美。但艾达有些不耐烦,她跟我说了安东尼奥的情况,说他们开始通信了,他在信里说,他结婚生子了,但那不是真的。她说,我让安东尼奥的头脑坏掉了,他现在不会爱别人了。然后她又说到了我的小说。我没看,她首先向我申明,但我听说那本书不适合放在家里。然后她好像有些气愤地说:“如果孩子长大了,看到那本书,那怎么办?我很抱歉,我不会买的。”最后她补充说:“但我很高兴你能赚钱,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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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这让我怀疑,这本书之所以卖得很火,是因为无论那些充满敌意的报纸,还是支持我的报纸,都指出了这本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我甚至觉得,尼诺提到了莉拉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和一个写出类似内容的人,可以随便谈论这些话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非常想见莉拉,我想,不知道莉拉会不会像卡门那样,也找了一本来看。我想象:晚上,在工厂干完活之后,恩佐孤单单一个人在房间里,她带着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她还想看我写的书,她抿着嘴,皱着眉头在看那本书,带着她专注于某件事时的表情。对这本书,她会做出什么评价呢?她会不会也觉得,这本书火起来,只是因为有几页比较过火的描写?但是,她也许并没看这本书,我怀疑她没有钱买,我应该带一本给她。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后来我放弃了。我还是觉得,莉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我就是无法下决心去找她,我没时间,我需要尽快学会很多东西。而且,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她的大衣外面套着一件围裙,在工厂的院子里,她站在篝火前,把《蓝色仙女》扔在火里烧掉了——那是她和童年的最后告别,我们之间的路已经越来越远了。也许她会告诉我:“你看到我的生活了吧?我没时间看你写的书。”我想,我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本书真的卖得越来越好了。有一次,阿黛尔打电话给我,她还是用那种混杂着讽刺和温情的语气对我说:“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你要发大财了,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拿可怜的彼得罗怎么办。”然后她把电话给了她丈夫。她说,圭多想和你说几句。我很激动,我和艾罗塔教授说话的次数很少,我觉得很尴尬。但彼得罗的父亲非常客气,他对我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开玩笑说,那些批判我的人太保守了,他提到了意大利漫长的中世纪,他赞扬我对意大利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他没有具体谈论任何关于小说的内容,他当然没看过那本书,他非常忙,但无论如何,他能肯定我、欣赏我,这让我很高兴。
马丽娅罗莎对我也热情洋溢,说了很多赞赏的话。刚开始,她好像要跟我谈论我的书,但后来她改变了话题,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我说,她想请我去米兰国立大学,她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参加那里的运动——难以抵挡的潮流!你明天就出发,她激励我说,你看到法国发生什么了吗?我当然知道,我一直在听收音机,那是一台脏兮兮、油乎乎的蓝色收音机,是我母亲放在厨房里的。我说,我知道,太棒了!在巴黎 我脑子有些乱——那个非常有文化的男人想婉转对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那些“罪过”,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是可以被原谅的,而我每次那么大张旗鼓地解释,好像那些东西是致命的一样,我错了。总的来说,我太夸张了,我迎合了公众短浅的目光。我想:现在够了,我不要表现得那么低三下四,讨好别人,我要学会对我的读者说不,我不应该让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下次一有机会,我就会用一种比较严厉的语气,回应对那几页内容提出问题的人。
晚饭是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是出版社为我们预订的,我有些尴尬,但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塔兰塔诺引用的文学作品。他再次声明,我是一位相当纯洁的女作家,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孩子”。他说,亨利·米勒,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天分的女作家,她们描写的性事是我现在也无法想象的。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都写在了本子上,同时,我心里开始琢磨,这个男人虽然表扬了我,但他一定认为,我并没什么天分;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侥幸获得成功的小姑娘;甚至那些最吸引读者的章节,在他看来也不过如此,只能震撼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人,但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没什么。
我说我有点儿累了,我搀扶着和我共餐的人站起来——他喝得有点儿多,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肚子很大,一副美食家的样子,一绺绺白发耷拉在耳朵上面,他的耳朵很大,脸红扑扑的,鼻子也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很灵活,他抽烟很凶,手指是黄色的。在电梯里,他想拥抱我,亲吻我,尽管我挣扎着想推开他,他还是不放弃。我接触到他的肚子,还有他满嘴的酒气,那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到那时候为止,我从来都没想到过,一个年老的男人、我未来婆婆的朋友,那么善良、有文化,却会表现出那副样子。我们到了走廊里,他赶忙向我道歉,他说那都是酒的错,他很快进到他的房间里,关上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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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不太正常的对话,不是因为对话内容,而是讨论的热烈语气,根本就不遵守谈话的规矩。我在马丽娅罗莎的眼里看到一种神情,好像在说:假如你和弗朗科这样说话,那你们之间除了是普通的大学同学,一定还有另一层关系。“你们过来帮我一个忙,”马丽娅罗莎对西尔维亚和胡安说。她要拿一架梯子,要给我和弗朗科找床单。胡安和西尔维亚跟她去了,胡安在马丽娅罗莎耳边说了些什么。
弗朗科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他抿了抿嘴唇,就好像为了挤出一个微笑。他带着一丝温情说:
“你还是之前那个小资产阶级。”
这是很多年之前,他给我贴的标签,当时在他的房间里,我很担心被人发现,这是他取笑我的话。因为当时眼前没别人,我很冲动地脱口而出:
“你才是小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文化,还有你的行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不想惹你生气。”
“我没有生气。”
“你变了,比以前霸道了。”
“我还是老样子。”
“你家里都还好吧?”
“还好。”
“你特别在意的那个朋友呢?”
这个问题忽然冒了出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在过去,我和他谈论过莉拉吗?我是怎么谈论她的?为什么他现在忽然想起来了?是什么让他联想到了莉拉,而我并没有注意到。
“她很好。”我说。
“她在做什么?”
“她在那不勒斯郊外一家香肠厂上班。”
“她不是嫁给了一个老板了吗?”
“那场婚姻最终还是失败了。”
“下次我去那不勒斯,你要介绍她给我认识。”
“那当然。”
“你给我留个电话,还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