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_离开的，留下的

我从洗手间里出来，回到餐厅里，我发现我不在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未来的婆婆一看到我，就对我招手，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的惊喜终于到了。”那个惊喜就是彼得罗，他坐在阿黛尔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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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婚夫一看到我，马上就站起来拥抱了我。我从来都没有跟他提到过尼诺，我提到过安东尼奥，次数也不多，我只是跟他提到过我和弗朗科之间的关系，当时这在比萨高等师范的学生中人尽皆知。我从来都没提到过尼诺的名字。这是一件让我痛苦的事，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很羞愧——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就意味着要坦白，我一直爱着一个人，说出为什么我爱他，需要把这件事厘清，就要说明尼诺的意义，就要说到莉拉、伊斯基亚，也许最后会促使我承认，我在书中讲述的那个情节：女主人公和成熟男人的性爱是源于我在玛隆蒂海滩上的体验，是一个绝望的小姑娘做出的选择。事情过去了那么久，我现在觉得，那是一件很恶心的事，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埋在心里。假如彼得罗知道这些，他一定会明白我见到他为什么会那么不高兴。

他坐在了桌子的首席，在他母亲和尼诺之间，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牛排，喝了葡萄酒，他看着我，他感觉到了我的坏心情，因此表现得有些小心翼翼。当然了，他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因为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没有及时赶到。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不够重视，可能会被我理解为他不爱我，毕竟他让我一个人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少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很难向他解释，我阴着脸不说话正是因为他现在来了，而且夹在我和尼诺中间。

尼诺呢——让我更不高兴的是——虽然他坐在我身边，但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好像彼得罗来了让他很高兴，他给彼得罗倒酒，请他抽自己的烟，还给他点上了一根。现在，他们两人都在吞云吐雾，谈到从比萨开车到米兰很累，还谈到了开车的乐趣。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尼诺很瘦，很修长，声音很高，也很热情；彼得罗又矮又结实，顶着一头乱糟糟、有些可笑的头发，额头很高，腮帮子很大，脸剃得发青，声音很低沉。他们好像很高兴能相互认识，这对于彼得罗来说很不正常，因为他一贯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并不热衷于社会交往。尼诺对他的研究表现出极浓的兴趣（他读了一篇文章，文中反对喝葡萄酒，反对任何形式的醉酒，推崇牛奶和蜂蜜），他想引导彼得罗谈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的未婚夫向来都倾向于什么都不说，但这次他妥协了，他很耐心地纠正了那种观点，然后开始敞开心扉。正当彼得罗畅所欲言时，阿黛尔插了一句：

“别聊闲话了，”她对儿子说，“你给埃莱娜准备的惊喜呢？”

我看着她，有些迷惑，还有其他惊喜吗？彼得罗一刻不停地开车过来，就是为了赶上我的庆功晚宴，这还不够吗？我带着好奇想。这时候，我的未婚夫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了解他的反应——那是在环境的迫使下，不得不说自己好话时，他脸上才会有的表情。他向我宣布，几乎是嘟囔着说，他正式成为一名非常年轻的教授，佛罗伦萨大学聘请他做正教授。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发生了奇迹，才让他一下子成为了教授。他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夸耀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面临的严峻考验，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他作为学者是那么受器重。现在，就这样，他几乎是用轻蔑的语气说了这个消息，就好像是他母亲逼他说的，就好像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让人称道的成绩，意味着经济保证，意味着可以离开比萨，轻松地摆脱那里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他有些受不了那个城市。这尤其意味着，在那年秋天，或者最晚 我记得，当时天气很温和，我还记得——可能是我虚构的，或者是真的——当时的味道，就是油炸披萨混合着报纸的气息。我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报刊，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喘不过气的标题，我的一张照片出现在四列密密的铅字中间。从照片的背景，可以看到我们城区的一小部分，还有隧道。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女孩的情色回忆——埃莱娜·格雷科的处女作》，后面的签名正是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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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那篇文章，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我的书在文章里只是引子，他要说的是在最近这十年，在社会、文化和生产的各个领域，从工厂到办公室，还有大学、出版社、电影界，这一代年轻人全都缺乏价值，是被惯坏的一代，整个世界都礼坏乐崩。他时不时会引用我小说中一些句子，用双引号标出来，就是为了展示：我代表了这一代人，我是个糟糕教育的典型产物。在文章最后，他把我定义为，一个通过平庸的淫秽描写来掩盖自己缺乏天分的小姑娘。

我哭了起来。自从那本书出版之后，那是我看到的最无情的抨击，不是在一份地方报纸上，而是在一份在整个意大利销售的报纸上。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那张微笑的面孔，出现在这样一篇毫不留情的文章中。我是走路回家的，在回家前，我把报纸扔掉了，我很害怕我母亲读到那篇评论，然后会利用它来攻击我。我想象她会把那篇文章剪下来，放进她的剪报集里，每一次我得罪她的时候，她都会翻出来。

我看到桌子上只摆放着我的餐具。我父亲在上班，我母亲去邻居家了，不知道去要什么东西，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吃过饭了。我把面条和土豆放进锅里之后，开始看我的那本书。我很绝望地想：这本书也许真的没任何价值，也许他们出这本书，只是想给阿黛尔一个面子。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平淡的句子，提出这么平庸的看法？真是太拙劣了，那么多没用的引号。我再也不写了！我很沮丧，吃饭也是味同嚼蜡，我边吃边看着自己的书。这时候埃莉莎回来了，给了我一张纸条，那是斯帕纽洛太太给她的一个电话号码。斯帕纽洛太太对我很热情，我让那些着急找我的人把电话打到她那儿。那张纸条上说有我的三个电话，一个是吉娜·梅托蒂的，是负责出版社印刷的，一个是阿黛尔，最后一个是彼得罗。

斯帕纽洛太太的笔迹歪歪扭扭，看到这三个名字时，我觉得刚才心底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那个眼镜片厚厚的男人写的那些坏话马上传播开来了，在一天之内就人尽皆知了。彼得罗已经看了，他的家人也看了，出版社的编辑也看了。也许尼诺也看到了，甚至我在比萨的老师也看到了。当然，这也会引起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几个孩子的注意。谁知道呢，也许莉拉也看到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这让埃莉莎很害怕。

“你怎么了？莱农？”

“我觉得不舒服。”

“我给你泡一杯洋甘菊茶？”

“好吧。”

她还没来得及泡茶，就有人敲门了，是斯帕纽洛太太。她非常高兴，有点儿气喘吁吁，因为她是一口气爬上楼梯的，她说我男朋友又打电话来了，他还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声音真好听，好听的北方口音。我马上跑下去接电话，一边对她表示歉意，说打扰她了。彼得罗想安慰我，他说他母亲让他告诉我，千万不要难过，重要的是有人谈论这本书。让斯帕纽洛太太惊异的是——她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温和的姑娘——我对着话筒吼道：“假如人们谈这本书时，说的全是坏话，你也让我无动于衷？”他又让我平静一下，然后补充说：“明天在《团结报》上会有一篇文章。”我冷冰冰地挂上了电话，我说：“最好谁也不要理我。”

一整晚，我无法闭眼。早上我忍不住跑去买了一份《团结报》。在报刊亭前，我就开始翻阅，那是距离我曾经的小学几步远的一个报刊亭。我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照片，还是《晚邮报》上刊登的那张，这一次照片不是放在文章中间，而是在文章最上面，在标题旁边，标题是：《年轻的反叛者和老反动派——论埃莱娜·格雷科的新书》。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写的，但那个人的文笔极好，他的话马上起到了疗伤的作用。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了我的小说，批判了那个戴着厚眼镜的权威教授。我回到家里，心里舒服一些了，甚至心情完全变好了。我翻阅着我的书，现在又觉得书写得很精彩，很和谐。我母亲一脸讥讽地说：“你是不是中了彩票？”我把那份报纸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下午的时候，斯帕纽洛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有人打电话给我。面对我的尴尬、我的抱歉，她很高兴地说，能给像我这样的姑娘提供帮助，她很高兴，然后又说了我很多好话。“吉耀拉很不幸，”她在楼道里叹息说，“她十三岁时，她父亲就让她在索拉拉的甜食店里干活，还好她和米凯莱订婚了，否则的话，那真是要吃一辈子苦。”她打开家门，经过走廊，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电话前面。我注意到，她还在电话前放了一把椅子，让我舒舒服服地坐着打电话：人们真是看得起那些念过书的人，大家都认为，那些聪明孩子努力学习，就是为了避免劳累的生活。我想，我该怎么向这个女人解释，我从六岁开始就成了文字和数字的奴隶，我的心情完全依赖这些文字组合，现在的这种愉悦是很罕见的，也是不稳定的，可能只会持续一个小时、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你看到了吗？”阿黛尔问我。

“是的。”

“你高兴吗？”

“是的。”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书现在开始卖起来了，假如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加印。”

“什么意思？”

“意思是，《晚邮报》上的那个朋友以为他能毁掉我们，但他其实帮了我们大忙。再见，埃莱娜，享受你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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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本书真的火起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吉娜的电话频繁起来了，她一会儿告诉我报纸上说了什么，一会儿通知我，有哪些书店和文化沙龙邀请我。最后她总是会很热情地说一句：“书卖得很火，格雷科小姐，恭喜您。”谢谢，我说，但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评论很肤浅，他们都是仿照《团结报》上那篇文章的热情洋溢，或者《晚邮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套路来写的。尽管每一次吉娜都会向我重复说，负面评论也会帮助这本书销售，但这还是让我很痛苦，我热切地期望获得赞同，去平衡那些批评，这会让我心里舒服点儿。我不再对我母亲隐藏负面评论，我把所有评论，好的坏的，都交给她。她会皱着眉头尝试着读一段，但她从来都看不过四五行，要么会找茬跟我吵架，要么她会很烦，马上把文章收到她的剪报集里，那是她非常热衷的事儿。她的目标是要把整个集子填满，我没东西给她时，她也会抱怨，她不愿意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