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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我对自己充满了鄙视,我没办法把尼诺从脑子里抹去。我试着完成手头的工作,但我没有心思,我强迫自己,抑制自己,但最后还是很混乱、崩溃。我感觉,事实证明莉拉说得对:我正在忽视我的两个女儿,我让她们失学,也失去照顾。
黛黛和艾尔莎被这种新处境迷住了。之前,她们几乎不认识她们的姑妈,但她们迷恋马丽娅罗莎身上散发的那种绝对自由的气息。马丽娅罗莎在圣安布罗吉奥区的房子像一个港湾,会收容任何人。她用那种姐妹般的,或者说像没有任何偏见的修女的语气,接待那些人,她不在意他们是否肮脏,有没有精神问题,是不是罪犯,有没有吸毒。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功课,她们带着好奇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一直到很晚才睡觉。她们听着用各种语言说的奇谈怪论,大家演奏音乐,唱歌跳舞时,她们会很开心。她们的姑妈早上去大学上课,午后才回来,她从来都不焦虑,她会逗她们开心,在房间里追着她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假如她在家,她就会搞一些大扫除,也会让她们、我还有那些临时的客人来参加。她不是很在乎我们的身体,而是重视我们的精神。她组织了一些晚间课程,邀请她大学的同事来上课,有时候是她亲自上课,她讲得很有意思,有很多知识,她坐在两个侄女旁边上课,对她们讲,让她们参与进来。
在那种时候,房子里会有很多她的男女朋友,是专门来听她讲的。有一天晚上,在她上课的时候,有人敲门,黛黛跑去开门,她喜欢迎接别人。孩子回到客厅,用一种很激动的声音说:“警察来了。”在场的人都有一丝恼怒,表情几乎有点凶恶。马丽娅罗莎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去和警察谈话。来了两个警察,好像是邻居打电话叫的。她非常客气地接待了那两个警察,她坚持让他们进来,几乎是强迫他们坐在客厅里,坐在我们中间,她又接着讲课。黛黛几乎从来都没有近距离看到过警察,她和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搭讪,还把自己的手肘放在人家的膝盖上。我记得她说的话,她给警察解释,马丽娅罗莎是一个很好的人:
“实际上,”她说,“我姑妈是个大学教授。”
“实际上。”那个警察带着微笑,低声说了一句。
“是的。”
“你说话说得真好啊。”
“谢谢。实际上,她的名字叫马丽娅罗莎·艾罗塔,她教授艺术史。”
他们被困在那里十几分钟,那个警察在另一位年长一点的警察耳边说了什么,最后他们走了。黛黛把他们送到门口。
后来,我也主持了那种课程,我讲的时候,来的人比往常要多。在大厅里,我的两个女儿坐在 -27-
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1]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 “你不要觉得,”我从开始就对他说,“一切会按着你的想法来,我现在没办法离开你,但离开是迟早的事儿。”
“不会的,你没有理由离开我。”
“我已经有太多理由了。”
“一切都会变的。”
“我们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