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
“比我更漂亮吗？”
“是的。”
“比莱农阿姨还漂亮吗？”
“没有。”
“那最漂亮的人是莱农阿姨。”
“不是，是我。”
“你？你胡说什么啊。”
“妈妈，是真的。”
“这个太太来干什么啊？”
“拍照片。”
“给谁拍照啊？”
“给我。”
“只是给你吗？”
“是的。”
“你说谎。伊玛，你过来跟我说说，你们都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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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很高兴，出版社宣传部门的工作很到位，有专业摄影师给我拍照，这让我很高兴。我等着《全景》杂志出来，但过了一个星期，那篇报道还没出现，我的书已经上架了，那篇报道还是没出来。我忙于其他事情，一次是电台采访，一次是《晨报》对我的采访。后来我去米兰参加了新书发布会，还是在十五年前的同一家书店，还是当时那个教授主持的。阿黛尔没出现，马丽娅罗莎也没来，但听众比过去要多。那位教授谈到我的书时并没有带着极大的热情，但在场的听众——很多都是女士，有人非常积极地发言，提到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复杂人性。我已经很熟悉这个仪式了，所以比较平静， 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做了什么，我怎么能那么不慎重。
我在佛罗伦萨写这篇小说时从我童年和少年的经历里汲取了一些事实，我当时没觉得危险，那是因为我身在远方。从佛罗伦萨的角度来看，那不勒斯几乎像一个想象的地方，就像电影里出现的城市，尽管那些路和街道是真的，那也只是各种爱情故事和侦探小说的背景。我搬回这里之后，每天都能见到莉拉，我对这里的现实产生了狂热，虽然我没提到这个城区，但我讲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事。我应该是过于夸张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扭曲了：现在每条路、每一栋楼都可以辨认出来，甚至是故事里的许多人物，还有那些暴力事件也许同样能被辨认出来。那张照片证明了我写的那些东西真是存在的，而且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区域，这个城区不再是我写作时虚构的一个地方，而是真实存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这些照片讲了一个故事，他甚至提到了堂·阿奇勒还有曼努埃拉·索拉拉被谋杀的事情，尤其是在最后这件事上，花费了很多笔墨。他推测，那是克莫拉家庭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结果，或者是“出生在这个城区的危险恐怖分子——前泥瓦匠、前共产党支部书记帕斯卡莱·佩卢索干的”。但我在小说里从来都没说过帕斯卡莱的事儿，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堂·阿奇勒和曼努埃拉的事，我从来都没有描述过卡拉奇家的任何事情。对于我来说，索拉拉兄弟只是一个影子、一种声音，让我可以临摹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手势，有时候是暴力的语言，但整体上，这部小说是虚构的。我不想谈论他们做的那些事，我的小说和“索拉拉的地盘”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写了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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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去了莉拉家，几个孩子在她那里。艾尔莎看到我说：“你这么早就回来啦！”我不在家时，她感觉更自由。黛黛漫不经心地给我打了个招呼，用一种假装的沉稳说：“等一分钟，妈妈，我做完作业过来抱你。”唯一对我表现出热情的是伊玛，她把嘴贴在我脸上，亲了很长时间，蒂娜也想过来亲我。但我心里有事儿，没太关注她们，我马上把《全景》杂志给了莉拉，并跟她讲了索拉拉兄弟的反应。为了缓解我的不安，我对她说：“他们现在很生气。”莉拉不紧不慢地看了那篇文章，做出的唯一评价是：“照片很漂亮。”我大声说：
“我会写一封信进行抗议。他们可以做一篇关于那不勒斯的专题报道，比如说关于奇里洛绑架案，关于克莫拉组织杀死的那些人，他们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但他们不应该拿我的书做幌子，胡乱阐释。”
“为什么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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