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部分_那不勒斯四部曲

“是的。”

“你高兴吗？”

“是的。”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书现在开始卖起来了，假如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加印。”

“什么意思？”

“意思是，《晚邮报》上的那个朋友以为他能毁掉我们，但他其实帮了我们大忙。再见，埃莱娜，享受你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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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本书真的火起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吉娜的电话频繁起来了，她一会儿告诉我报纸上说了什么，一会儿通知我，有哪些书店和文化沙龙邀请我。最后她总是会很热情地说一句：“书卖得很火，格雷科小姐，恭喜您。”谢谢，我说，但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评论很肤浅，他们都是仿照《团结报》上那篇文章的热情洋溢，或者《晚邮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套路来写的。尽管每一次吉娜都会向我重复说，负面评论也会帮助这本书销售，但这还是让我很痛苦，我热切地期望获得赞同，去平衡那些批评，这会让我心里舒服点儿。我不再对我母亲隐藏负面评论，我把所有评论，好的坏的，都交给她。她会皱着眉头尝试着读一段，但她从来都看不过四五行，要么会找茬跟我吵架，要么她会很烦，马上把文章收到她的剪报集里，那是她非常热衷的事儿。她的目标是要把整个集子填满，我没东西给她时，她也会抱怨，她不愿意留白。

那段时间，最让我痛苦的评论出现在《罗马报》上。那个作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晚邮报》上的文章，是一种非常浮夸的文体，在最后一部分，他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就是现在这些女人正在失去控制，看看埃莱娜·格雷科的淫秽小说，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简直是粗鄙不堪的《你好，忧愁！》[1]的下脚料组成。最让我痛苦的不是那段评论，而是文章后面的签名。这篇文章是尼诺的父亲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男人多么让我震撼，因为他是一本诗集的作者；当我发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时，对我来说，他好像头上戴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但现在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他想报复我，因为他在小说中的那个骚扰女主人公的已婚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真想打电话给他，用最肮脏的方言骂他一顿，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想到了尼诺，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们俩都拒绝成为家人的样子：我从小就开始尝试和我母亲拉开距离，而他已经和他父亲断绝关系了。这种相似性给我带来了安慰，我的怒气慢慢消了。

但我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城区里，《罗马报》是人们读得最多的报纸，我在当天晚上就发现了。药剂师的儿子吉诺，因为经常去健身房举铁，已经成了一个肌肉发达的青年了，当我晚上经过他父亲的药房门口时，他站在门槛那里，尽管还没有毕业，他穿着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他摇晃着那份报纸，叫了我一声，用了相当严肃的语气，因为他在新法西斯社会运动党内部小有成就：“他们写你什么，你看到了吗？”我为了不让他称心，就回答说：“他们写得太多了。”然后我摆了摆手，就走了过去。他有些迷茫，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带着明显的恶意说：“我倒要看看你的这本书，我知道，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只是一个开始。 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卡门·佩卢索。我母亲让我去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里买东西，因为那里的油便宜。当时是下午，店里没有别的顾客，卡门说了我很多恭维话。你真棒啊！她嘀咕说，做你的朋友真是荣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幸运。最后她说，她看了萨拉托雷的文章，因为有个供货商把一份《罗马报》忘在了店里了。她说，萨拉托雷真不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她的愤慨很真诚。她说，她哥哥帕斯卡莱让她看了一篇《团结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你很漂亮，她说，你做的每样事情都让人羡慕。她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很快会和一位大学教授结婚，然后去佛罗伦萨生活，要住在一套很阔气的房子里。她也会结婚，是和在大路上的加油站工作的一个男人，但不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没有钱。后来，她忽然就说起了艾达，而且有很多怨言。艾达取代了莉拉，和斯特凡诺在一起之后，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艾达在两家肉食店里都趾高气扬，而且特别针对她，说她偷东西，对她指手画脚，监视她。因此，她实在忍受不了了，她想辞职，去她未来丈夫的加油站里工作。

我很认真地听她说，我记得，以前安东尼奥想和我结婚，我们也想在加油站给人加油。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是想让她开心一下。但她脸色阴沉下来了，嘟囔着说：“是的，怎么不行，你在加油站给人加油！真是不可想象，你真是运气好，摆脱了这个困境。”最后她说了一些很模糊的话：“这世界太不公平了，莱农！太不公平了！需要改变这种处境，大家都受不了了。”她说话时，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我的书，封面已经变得脏兮兮、乱糟糟的。这是我在城区看到的 那些惹火的章节。

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怀抱着玛丽亚的艾达，玛丽亚是斯特凡诺的女儿。在卡门给我讲了那一通话之后，我很难对艾达客气起来。我恭维了一下她的女儿，我说孩子的衣服很漂亮，耳环也很美。但艾达有些不耐烦，她跟我说了安东尼奥的情况，说他们开始通信了，他在信里说，他结婚生子了，但那不是真的。她说，我让安东尼奥的头脑坏掉了，他现在不会爱别人了。然后她又说到了我的小说。我没看，她首先向我申明，但我听说那本书不适合放在家里。然后她好像有些气愤地说：“如果孩子长大了，看到那本书，那怎么办？我很抱歉，我不会买的。”最后她补充说：“但我很高兴你能赚钱，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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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这让我怀疑，这本书之所以卖得很火，是因为无论那些充满敌意的报纸，还是支持我的报纸，都指出了这本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我甚至觉得，尼诺提到了莉拉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和一个写出类似内容的人，可以随便谈论这些话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非常想见莉拉，我想，不知道莉拉会不会像卡门那样，也找了一本来看。我想象：晚上，在工厂干完活之后，恩佐孤单单一个人在房间里，她带着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她还想看我写的书，她抿着嘴，皱着眉头在看那本书，带着她专注于某件事时的表情。对这本书，她会做出什么评价呢？她会不会也觉得，这本书火起来，只是因为有几页比较过火的描写？但是，她也许并没看这本书，我怀疑她没有钱买，我应该带一本给她。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后来我放弃了。我还是觉得，莉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我就是无法下决心去找她，我没时间，我需要尽快学会很多东西。而且，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她的大衣外面套着一件围裙，在工厂的院子里，她站在篝火前，把《蓝色仙女》扔在火里烧掉了——那是她和童年的最后告别，我们之间的路已经越来越远了。也许她会告诉我：“你看到我的生活了吧？我没时间看你写的书。”我想，我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本书真的卖得越来越好了。有一次，阿黛尔打电话给我，她还是用那种混杂着讽刺和温情的语气对我说：“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你要发大财了，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拿可怜的彼得罗怎么办。”然后她把电话给了她丈夫。她说，圭多想和你说几句。我很激动，我和艾罗塔教授说话的次数很少，我觉得很尴尬。但彼得罗的父亲非常客气，他对我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开玩笑说，那些批判我的人太保守了，他提到了意大利漫长的中世纪，他赞扬我对意大利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他没有具体谈论任何关于小说的内容，他当然没看过那本书，他非常忙，但无论如何，他能肯定我、欣赏我，这让我很高兴。

马丽娅罗莎对我也热情洋溢，说了很多赞赏的话。刚开始，她好像要跟我谈论我的书，但后来她改变了话题，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我说，她想请我去米兰国立大学，她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参加那里的运动——难以抵挡的潮流！你明天就出发，她激励我说，你看到法国发生什么了吗？我当然知道，我一直在听收音机，那是一台脏兮兮、油乎乎的蓝色收音机，是我母亲放在厨房里的。我说，我知道，太棒了！在巴黎 我脑子有些乱——那个非常有文化的男人想婉转对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那些“罪过”，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是可以被原谅的，而我每次那么大张旗鼓地解释，好像那些东西是致命的一样，我错了。总的来说，我太夸张了，我迎合了公众短浅的目光。我想：现在够了，我不要表现得那么低三下四，讨好别人，我要学会对我的读者说不，我不应该让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下次一有机会，我就会用一种比较严厉的语气，回应对那几页内容提出问题的人。

晚饭是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是出版社为我们预订的，我有些尴尬，但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塔兰塔诺引用的文学作品。他再次声明，我是一位相当纯洁的女作家，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孩子”。他说，亨利·米勒，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天分的女作家，她们描写的性事是我现在也无法想象的。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都写在了本子上，同时，我心里开始琢磨，这个男人虽然表扬了我，但他一定认为，我并没什么天分；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侥幸获得成功的小姑娘；甚至那些最吸引读者的章节，在他看来也不过如此，只能震撼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人，但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没什么。

我说我有点儿累了，我搀扶着和我共餐的人站起来——他喝得有点儿多，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肚子很大，一副美食家的样子，一绺绺白发耷拉在耳朵上面，他的耳朵很大，脸红扑扑的，鼻子也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很灵活，他抽烟很凶，手指是黄色的。在电梯里，他想拥抱我，亲吻我，尽管我挣扎着想推开他，他还是不放弃。我接触到他的肚子，还有他满嘴的酒气，那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到那时候为止，我从来都没想到过，一个年老的男人、我未来婆婆的朋友，那么善良、有文化，却会表现出那副样子。我们到了走廊里，他赶忙向我道歉，他说那都是酒的错，他很快进到他的房间里，关上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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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那种忧伤消失了，变得充满热情，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这种激情，他说，正在席卷年轻人，还有老人。我一直在点头，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他想让我觉得，在我面前，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我对他有些同情。后来，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

到了米兰，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有一点晕乎。在路上，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在出版社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好像在说：我们多明智啊，我们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也第一次请我吃饭。

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空荡荡的小餐厅里，他就开始跟我说，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我们吃饭的间隙，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之后他又提醒我，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

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天气酷热难耐，到了大学，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还有很多红旗，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还有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到处都是大声说话、谈笑和鸣笛的声音，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我在那里转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他跑过来，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个趔趄，等他回过神来，马上就跑开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但他身后没有人。我记得，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身材很娇小，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声音很响，她大声对一个人喊“我来了！”，一边催促着。我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笔记本，摆出一副作家的样子，把看到的情景都记了下来。但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这时候，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纸张和通告，想找到我的名字，或者那部小说的名字，但没有找到。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我放弃了询问学生，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说，因为四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比我的小说重要。我发现自己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我非常喜欢那些高调的男生女生，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声音和举动；另一面则是我从小就有的对混乱的恐惧，当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混乱可能会席卷我，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对抗的权威人物——校工、教授、校长或者警察，会当场把我揪住——我总是那么听话，结果受到了惩罚。

我不想把这当回事儿，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面前讲那老一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回宾馆，我要享受我作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旅行，经常在餐馆里吃饭，在宾馆里睡觉。但这时候，有五六个姑娘急急忙忙从我前面经过，她们都拎着包，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们向前走去，走进吵吵嚷嚷的人群，走进号角声里。走着走着，我走到一间挤满人的教室前面，正好在这时候，教室里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喊叫。那几个姑娘进去了，我也跟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进去了。

几个派别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无论是挤在教室里的人，还是聚集在讲台边的几撮人，他们都很激动。我站在门边，随时准备离开，其实我已经想离开了，因为整个教室乌烟瘴气、群情激愤。

但我又想搞清楚状况，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纲领的问题。当时的情景是：有人在叫喊，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开玩笑，有人大笑，有人像战场上的传令兵一样，快速地走来走去，有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关注，还有人在学习——没人会觉得，他们可能达成一致。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和气味，我希望马丽娅罗莎也在里面。那里有好多人，男性居多，帅的、丑的、优雅的、不修边幅的、暴力的、惊恐的还有有趣的。我带着好奇，看着那些女生，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单独出现在那儿的女人。有些女生——比如说我跟着她们来到这里的那几位，她们挨得很近，在拥挤的教室里分发传单，她们一起叫喊，一起欢笑，她们之间保持几米远的距离，都很小心，以免走散。她们有可能是老朋友，也可能是临时认识的，她们组成一个团体，也许是为了获得进入这间混乱的教室的勇气。她们受到这种斗争场面的吸引，决定面对挑战，但条件是彼此不分开，就好像她们在安全的地方已经事先说好了，假如一个人离开，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其他女生则要么和女同学在一起，要么和男朋友在一起——她们夹杂在男生的群体里，会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动作，表现得很豪放，她们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线，但我觉得她们是最幸福、最自豪，也是最前卫的。

我感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我出现在那里，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烟雾、气味之中，要融入其中，我也应该大喊几句，但这里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身上发出的味道，还有当我们在池塘边耳鬓厮磨时他的呼吸。我真是太可怜了，一心一意地追求学业，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从来都没有买过碟片，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某些歌手的追随者，没收集过歌手签名，我从来都没去听过音乐会，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我少数的性经验也是偷偷摸摸地，在不安中、在担惊受怕中进行的。但这些女生呢，她们的状态都差不多，她们应该活得很潇洒，面对这种彻底的改变，她们要比我更加有准备，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和她们一样。也许，她们觉得出现在那里，出现在那种氛围里，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而是一种正确、迫切的选择。我现在有一点儿钱了，我不知道还会赚到多少钱，我想，我可以弥补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哦，或者不行，我太学究了，太无知了，太有控制力了，太习惯于冷静地生活，存储那些思想和数据，我太接近于婚姻和最后的归宿了，总之我太愚钝了，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经日薄西山的秩序里。想到最后一点，我有些害怕。我想，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是对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但我没走，而是挤进了拥挤的教室。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脸上的线条很优美，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她肯定要比我年轻，看到她之后，我没办法把目光移开。她站在一群看起来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间，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就像保镖一样，紧贴着站在她身后，那个男人抽着一根雪茄。让她与众不同的，除了美貌之外，是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没几个月大的婴儿，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同时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时不时会叫喊几句。那个小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小腿和小脚都露在外面，他的嘴离开了奶头，但他妈妈没把乳房收起来，她的白衬衣扣子解开着，胸部鼓胀，她皱着眉，嘴半闭着。当她意识到儿子不再吃奶，就又机械地把奶头给他。

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到处都乌烟瘴气的，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外表很秀丽，虽然比我还小，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一边在叫喊，一边在做手势，有时候会发言，有时候生气地笑着，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然而，儿子是她的一部分，他在找乳房，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后来，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我很高兴。我想，她终于出现了。她真是活跃，脸上熠熠生辉，她真友好，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我摇了摇手，但她没看到我，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这时候，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得到了大家的回应，她抓住麦克风，简短地说了几句，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这时候，有几秒的时间，我觉得在米兰，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自己的不安，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在那几天里，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弗朗科·马里，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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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科·马里还是老样子，声音依然很炽热，充满说服力。他还是具有那种组织语言的能力，他从一些普遍的切入点，一步一步谈论到我们每日的体验，然后自然而然地揭示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我现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身体特征，我只记得他脸色苍白，没留胡子，头发很短，我也想不起来他的身体——那是到那时候为止，我唯一像拥抱丈夫那样拥抱过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