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_那不勒斯四部曲

“那我们还是去看海吧。”

“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从来都没见过她那么焦虑，有什么事情让她欲言又止，她无法决定是否告诉我，拉着我就回家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继续走下去呢？我们还有时间，大海应该已经不远了。假如要下雨的话，无论是向前走还是回家，我们都一样会被淋湿。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那么想。

一道紫色亮光劈开黑色的天空，雷声更大了。莉拉拽了我一下，我不是很确信地向我们城区的方向跑去。起风了，雨滴越来越密，几秒钟之内就成了瓢泼大雨。我们俩都没有想到找个地方避雨，而是很茫然地在雨中奔跑，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们光脚穿着旧鞋子，脚下已经变得泥泞湿滑。我们跑得喘不上气来。

后来我们跑不动了，就慢下来。电闪雷鸣，大路两边流淌着雨水，卡车飞速地开过，声音很大，扬起一阵阵泥水。我们走得很快，内心很慌乱。那天先是瓢泼大雨，后来是小雨，雨停了，天空是灰色的。我们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冻得发紫，眼睛里充满惊恐。我们重新经过隧道，爬上山坡，那些落满雨水的灌木丛掠过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浑身颤抖。我们找到了书包，把干围裙穿在湿漉漉的衣服上面，朝家里走去。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脚下，莉拉没有拉我的手，气氛有些僵。

我们迅速发现一切都超出我们的计划。放学的时候，乌云密集，我母亲拿着伞来到学校，想送我去参加老师家的聚会。她发现我不在学校，而且也没有什么聚会，找了我好几个小时。我远远看见她一瘸一拐的身影，马上从莉拉身边跑开，我希望母亲不要怪罪莉拉，就跑向了母亲。没等我开口，脸上就劈头盖脸地挨了耳光，母亲还用伞打我。她大喊大叫，说下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定会杀了我。

莉拉满不在乎，因为她家里谁也没有发现。

晚上，我母亲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让父亲教训我。父亲有些恼火，但他不想打我，最后他们吵了起来，先是父亲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后来他很生自己的气，就打了我一顿。整个晚上，我都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本来是去海边的，但是我们没去成，我白白挨了打。后来我们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转变：尽管天开始下雨，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觉得自己远离了所有人和事，去遥远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的东西，这让我忘记了所有担忧；但莉拉却反悔了，那是她的计划，下雨之后，她放弃了大海，决定回到我们居住的城区。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第二天，我没在小区门口等她，一个人去上学了。我们在小花园里见面，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青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耸了耸肩膀，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

“他们打你啦？”

“那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他们还让你去上拉丁语课？”

我很不安地看着她。

她拉着我去远行，心里其实是希望我父母惩罚我、不让我上中学，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她急匆匆把我带回来，是为了避免我遭受惩罚？或者——今天的我在想——是不是她在不同时候，都想到了这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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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当莉拉看到我还要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就马上失去了劲头。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异的事情：在这两场考试中，我所有课程都是满分十分；而莉拉的小学毕业考试，其他课程都是九分，算术得了八分。

她没有对我说任何不满或者愤怒的话。她开始和卡梅拉·佩卢索来往甚密，卡梅拉是那个赌钱的木匠的女儿，就好像对她来说，有我做朋友还不够。我们迅速结成了三人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我在学校考试是第一名；但三人在一起时，我的位子很靠后，几乎总是排在第三位。她们俩一直在说话，开玩笑，说得准确一点，是莉拉在说话、开玩笑，卡梅拉在兴致勃勃地听。我们在教堂和大路中间散步时，莉拉总是走在中间，我们走在两边。如果我察觉到莉拉距离卡梅拉近一点，我会很痛苦，想马上回家。

在最后一个阶段，莉拉看起来很茫然，像是中暑了。天气很热，我们时不时用喷泉把头发打湿。我记得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全是水，她还是不停地说第二年我们一起上中学的事情。那是她最爱谈论的话题，她谈论这些时，就好像在谈论她要写书发财一样。当她谈论中学时，一般都是对着卡梅拉·佩卢索说的，卡梅拉小学毕业考试每门课程都得了七分，她没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莉拉特别擅长讲话，好像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将来的学校和老师。这让我觉得很好笑，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早上，我打断了她：

“莉拉，你不能去上中学，你没参加考试。你和佩卢索都上不了中学。”

她生气了，她说无论考不考试，她都会去的。

“卡梅拉也去吗？”

“她也去。”

“不可能。”

“你就等着瞧吧！”

我的话可能让她很受震撼，从那时候开始，她不再谈论我们将来一起上学的事，变得沉默了。最后她忽然又下定了决心，开始折腾她的家人，说她想学拉丁语，就像我和吉耀拉·斯帕纽洛一样。她尤其是生里诺的气，因为他答应帮助她，却没有做到。跟她说什么也没用，她变得很不讲理，很蛮横。

夏天来了，她开始用一种很难形容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她很焦虑，和以前一样有攻击性，我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她，同时我也感觉到，在她那种惯用的方式背后隐藏着痛苦，这让我很难受。她很痛苦，我不喜欢她痛苦。我更喜欢那个和我不一样的她，那个不会有焦虑的莉拉。我发现她的脆弱之处，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暗地里转化成了一种优越感。一有机会，尤其是卡梅拉·佩卢索没和我们在一起时，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我的成绩比她好，我要去上中学了，她却不能去。我不再跟在她后面，而是超越了她。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成功。我能察觉到她比之前更刻薄，不仅仅对我，而且是对她的家人。

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等她，听见她的叫喊声从窗口传了出来。她在骂人，比骂街还难听，还伤人。我听到她那样骂人，想到了规矩和尊敬，我觉得她不应该那样和大人说话，包括和她哥哥。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只有五分钟耐心，之后会发怒，就像其他父亲一样。如果莉拉不惹他的话，他是一个热情、客气的人，一个了不起的鞋匠。他长得像一个叫兰道夫·斯科特的美国演员，但毫不精致，要比那个演员粗糙得多，他不会穿浅色衣服。他留着大胡子，黑色的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他的手很宽大，指甲里全是黑色的污；他很爱开玩笑，有时候我去莉拉家里，他用食指和中指捏住我的鼻子，假装把我的鼻子揪下来了，他想让我相信他偷走了我的鼻子，鼻子在他的手里挣扎，想回到我脸上，我觉得非常好玩。但假如里诺、莉拉，或者其他孩子让他发火了，从路上都能听见他怒吼的声音，这让我也很害怕。

在炎热的季节，我们在外面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间。一天下午，不知发生了什么，那次莉拉没出现，我在窗下叫她，他们家住在一楼。我大喊着：“莉拉！莉！莉”我的声音和费尔南多，还有他妻子的叫喊声融为一体，中间还夹杂着我的朋友莉拉倔强的喊声。我听得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从窗口传出撕心裂肺的那不勒斯方言，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表面上听起来，这和我们家发生的争吵没什么差别，我母亲因为钱不够用而发火，我父亲因为母亲已经把他的工资花了大半而愤怒。我父亲发火时会控制自己，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怒火，他会压抑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气得脖子上青筋暴露，眼睛发红。费尔南多则会大声嚷嚷，摔东西，愤怒会越烧越旺，停不下来，如果他妻子尝试阻止他，只能让他更加愤怒，尽管和妻子无关，他也可能会动手打她。实际上，他们家的争吵和我们家的没什么本质差别。我还是在叫莉拉，我想把她从那场充斥着叫喊、咒骂和破坏的暴风雨中拉出来。我大声喊道：莉拉！莉拉！但她没听到，还在和她父亲争吵。

我们当时十岁，已经快过十一岁生日了。我变得越来越丰满，莉拉还是小个子，非常瘦弱、轻盈。忽然间，争吵声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我看到我的朋友从窗子飞了出来，经过我的头顶，落在了我身后的地上。

我顿时目瞪口呆。费尔南多从窗子探出头来，还继续在痛骂女儿，是他把莉拉扔出来的，就像扔一件东西。

我恐惧地看着她，她试着站起来，做了一个近乎开玩笑的鬼脸，说：“我没事。”

但她在流血，她的一条胳膊摔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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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蛮横不听话的女儿，父亲可以随意处罚。经过那件事情之后，费尔南多变得更阴郁，比平时更加努力工作。整个夏天，有时候我、卡梅拉和莉拉经过他的铺子门口，里诺看到我们，总是会很热情地给我们打个招呼，但是鞋匠费尔南多——女儿手臂上还打着石膏——他眼睛都不抬一下，能看出来其实他也挺难过的，但和发生在这个城区的暴力事件相比，他施行的父亲的暴力算不了什么。在索拉拉的酒吧里，天气炎热，男人们赌输了钱，加上喝多了，有时候会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失去了一切希望，同时也没有一分钱），就会开始斗殴。西尔维奥·索拉拉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他很壮，肚子很大，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额头。他柜台后面有一根黑色大棍。如果有人没付钱，或者不想按时还账，说话不算数，那根大棍会毫不犹豫地打在他头上。通常，他的两个儿子——马尔切洛和米凯莱也会出来帮他，他们和莉拉的哥哥年龄相仿，但他们下手比父亲还狠。有人打人，也有人挨打，有些男人窝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输了钱，喝了酒，欠了账，还不上钱，挨了打，家里人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动手，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

在这个漫长的季节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不安的事情，对莉拉的震撼尤其大。堂·阿奇勒，可怕的堂·阿奇勒，在八月的一天下午被杀死在自己家里，那天很意外地下了一场雨。

他当时在厨房，刚刚打开窗子，想让雨后的凉风吹进来。为了这么做，他中断午休从床上起来。他穿着一件很破旧的天蓝色睡衣，脚上只穿着袜子，袜子颜色有些发黄，脚后跟有些发黑。他刚打开窗子，就有一阵雨打在了他脸上，这时候，他的脖子，下颌和锁骨中间，挨了一刀。

血从他的脖子上喷出来，喷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口铜锅上。那口锅很亮，血像墨汁一样洒在上面——莉拉给我们讲述说——那些血流下来，形成一道道不是很规则的黑线。那个凶手——莉拉认为是个女的——悄无声息地进到房子里。凶手利用中午这个时机：孩子们都在外面，大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休息。“她”一定是拿了一把假钥匙开的门，是想趁他午休一刀扎进他的心脏，但凶手看到他起来了，就给了他脖子一刀。堂·阿奇勒转过身去，整个刀刃都没入了脖子，他眼睛瞪得很大，血从伤口流出来，像小溪一样流在睡衣上。他跪在地上，脸朝下倒下了。

这场谋杀让莉拉非常震撼，几乎每天，她都会很严肃地补充一些新的细节，就好像她当时在场一样。她给我们讲述这场谋杀，我和卡梅拉·佩卢索听着都觉得非常害怕，卡梅拉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讲到最可怕的情节——就是血从铜锅上流下时，莉拉的眼睛会眯成一道缝，显得很凶残。她想象那个杀手是个女的，这样她就比较容易进入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