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_巨匠与杰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虚荣嫉妒、喜欢争吵、疑心重重、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吹吹嘘嘘、极不可靠、粗心轻率、眼光短浅、气量狭窄。总而言之，他是个讨厌的人。可是情况并不只是这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塑造出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这个或许称得上是一切小说中最具魅力的人物的，也不可能塑造出道德高尚的佐西马长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可不算挑剔。还在蹲监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人可能会犯很严重的罪过，谋杀、强奸或者抢劫，但同时又具有勇敢、慷慨、关心朋友的品格。他很有善心，遇到乞丐或朋友都是解囊相助。当他自己穷得丁当响的时候，还抠出一点来接济妻妹和哥哥的情妇、接济自己那个不中用的继子、接济嗜酒的废物，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占他的便宜，就像他占别人的便宜一样，可他一点也没有嫌弃，而是觉得自己为他们做得还不够，并且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他对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充满了爱恋、仰慕、尊敬，认为她在哪个方面都胜过自己；在离开俄国的四年当中，他始终害怕她单独跟自己在一起会觉得无聊，并为此痛苦不堪，这一点让人不能不心生感动。他很难让自己相信：虽然自己身上有各种缺点，但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十分了解、又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人。

我想不出有哪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作为人和作为作家之间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可能所有创造力强的艺术家都有这种情况，但作家相对而言更为明显，因为他们的媒介就是文字，而其行为与交流之间的矛盾令人更为震惊。或许是这样的：创造性天赋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一种十分正常的能力，可如果在青春期之后依旧存在，那么就是一种病症了，只有在损害人类正常特征的情况下才会旺盛起来，也只有在混杂了邪恶品质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就像施了肥料的西瓜味道才更甜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惊人原创力，使他成为世上最卓越的小说家之一，而这种原创力的源头，不是他身上的善，而是他身上的恶。

（四）

巴尔扎克与狄更斯塑造了无以计数的人物。他们为千差万别的人所着迷，他们的想象，被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差异和独特个性所点燃。不管这些人是好还是坏，是笨还是聪明，他们代表了他们自身，所以是拿来利用的极好素材。我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对他自己以及密切影响自己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对于美丽的事物，只是拥有了才会关心，他从某种意义上就很像这类人。他满足于用有限的几个人物就行，这些人物在一部部的小说中接连出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跟《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是没有癫痫病而已；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是对《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进一步刻画。该书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翻版，只是没那么强硬。所有这些人物，都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痛苦、扭曲、病态的情感。他笔下的女性人物甚至更没什么变化。《赌徒》中的波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群魔》中的丽莎贝塔、《白痴》中的娜塔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特里娜和格鲁申卡，都是同一类女人；她们都是直接以波琳娜·萨斯洛娃为原型塑造出来的。这个女人带给他的痛苦、施加给他的屈辱，都是刺激他满足自己受虐心理的需要。他很清楚她恨自己，也确定她爱自己，因此以她为原型的女性人物都很想控制和折磨她们所爱的男人，可同时又顺从对方、在对方的手里遭受折磨。她们歇斯底里、满怀仇恨、心肠恶毒，因为波琳娜就是这样的。破裂数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她重逢，仍旧再次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她确实不喜欢自己，于是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抚平自己受伤的自尊心，那就是一个女人往往对自己的处女之身极为看重，以至于对一个未曾娶她便让自己失身的男人只能充满仇恨。

“你无法原谅我，”他对波琳娜说，“因为你曾经把自己给了我，而你现在是在报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地采用了这个念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格鲁申卡在故事展开之前就被一个波兰人给诱奸了，虽然接下来被一个富商所包养，但她仍然觉得，只有嫁给诱奸自己的那个人才能获得救赎。还有在《白痴》当中，娜塔莎不肯原谅托洛茨基，因为对方诱奸了自己。在这里，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非常困惑。处女之身的特殊价值完全是男性构造出来的，部分上是出于迷信，部分上是源于男性的虚荣心，当然还包括不愿抚养别人孩子的想法。我得说，女性之所以对之如此重视，主要还是因为男性在乎它，同时也因为害怕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自己的观点没什么不对：一个男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跟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会在对性爱对象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的情况下就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对于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出自本性、源于爱情（至少是感情），那么性交则只是一件烦人之事，她是当成一项义务来接受的，或者是出自给对方带去快感的愿望。我深深地相信：当一个处女“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她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的男人，肯定是一段厌恶、痛苦的经历。可要说它会长年积郁在胸口，改变她的性格，在我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双重性，并将其赋予到自己笔下所有固执的人物身上。他所塑造的温和型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和阿廖沙），尽管亲切可爱，可都没什么本事，实在让人奇怪。不过“双重性”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与事实并不相符。人无完人。人类的主要动机是自身利益，对此否认实在荒唐；但否认他能够高尚无私也同样荒唐。我们都知道，在危急时刻，人类可以挺身而出到何等程度，而后展现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包括他自己和他人都不曾知晓，他身上具有这种品格）。斯宾诺莎曾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极力坚持其特有的存在”；可我们也都知道，为朋友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也并不少见。人类的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好也有坏，既有自私也有无私，既有瞻前顾后也有无所畏惧，有着令他们摇摆不定的各种性情和脾气。人的构成因素彼此矛盾，而这些因素居然能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彼此让步，形成一个看似和谐的整体，实在令人称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身上却没有这种复杂性。他们身上既有支配他人的欲望，也有受人摆布的欲望，既有缺乏温情的爱，也有满是恶毒的恨。他们十分怪异，没有人类的正常属性。他们只有激情，既没有自控也没有自尊。他们的罪恶本能，并没有因为所受的教育、人生经历或者使人免于丢脸的尊严感而有所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照常理来看，他们的举止似乎极不可信、他们的动机好像极不合理的原因。

我们这些身处西欧的人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举动无法解释，并且认可（如果真的算认可的话）这就是合乎俄国人的举动。可是俄国人真的是这样的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国人就是这样的吗？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同时代的人。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就很像普通人。我们都认识像托尔斯泰笔下尼古拉·罗斯托夫那样的年轻英国人，都是快乐无忧、生活奢侈、无所畏惧、感情丰富的好人；我们也认识一些像他妹妹娜塔莎那样美丽迷人、天真善良的姑娘；在我们本国找到像彼埃尔·别祖霍夫一样头脑蠢笨、为人慷慨、心地善良的胖家伙也并非什么难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笔下这些古怪的人物比现实中的还要真实。我不清楚他此言何意。一只蚂蚁就跟一位大主教一样真实。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使得他们超出泛泛之辈的话，他就错了。假如说艺术、音乐、文学当中有什么价值可以纠正反常的性格、减轻内心的忧伤、部分地把灵魂从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话，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举止恶劣，乐于彼此粗暴相待，仅仅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对方。在《白痴》中，瓦尔瓦拉朝哥哥脸上啐唾沫，因为他要向一个自己并不赞成的女人求婚，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霍赫洛娃夫人拒绝借给德米特里大笔钱财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理由要借钱给他），他也是怒气冲冲地向着接待自己的房间地板上啐唾沫。他们属于暴躁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罗夫金、伊万·卡拉马佐夫，跟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希斯克利夫、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都随着生活而悸动。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思考《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花在这本书上的精力很大，自从其 有关斯美尔佳科夫的自杀，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被刻画成卡拉马佐夫的四个儿子当中最有心计、最无情、头脑最清楚、最为自信的一个。他事先谋划计策，镇定自若地抓住命运交给自己的机会，杀死了老头子。他以诚实而闻名，谁也不曾疑心是他偷的钱。证据指向的是德米特里。在我看来，斯美尔佳科夫悬梁自尽实在没有道理，只不过是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机会，可以十分戏剧化地结束一章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感伤主义作家，而非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觉得自己用的都是后者不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在德米特里被认定有罪后，他说了一席话表明自己的无辜，末了是这样说的：“我接受指控之苦，也接受当众受辱。我要受苦，通过受苦，我将净化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受苦的精神价值，认为心甘情愿接受苦难可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从而实现幸福。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不可思议的推论：既然罪过导致受苦，而受苦又引发幸福，罪过反倒必不可少、大有益处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即受苦可以净化和改善品格）对吗？《死屋手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苦对他的难友能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当然也毫无效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入狱时是什么样儿，出来还是什么样儿。就身体上的受苦而言，我的体验就是：长时间的病痛只会让人牢骚满腹、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卑鄙嫉妒，远远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我本人就认识一两个）长期为病所困、无法恢复，反倒充满勇气、没有私心、忍耐顺从，但他们之前就有这些品质，只是特定场合将之展现出来而已。再就是精神上的受苦。但凡在文学界浸淫时间够长的人，都见过一些先是大获成功，而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完全失去的人。这让他们沉沦痛苦、怨恨忌妒。我仅仅能想出一个人能够勇敢、体面、坦然地忍受这种不幸以及由之带来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我所谈论的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这些品质，但他如今的轻薄草率却已让人无法看出来了。受苦是人类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苦难的罪恶。

尽管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冗长行文深感惋惜（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缺点，但不能或者说不愿纠正），尽管人们期望他能够看出，自己最好还是避免那些不可能（人物的不可能、事件的不可能）；尽管人们或许感觉他的一些想法有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依然是一部鸿篇巨制，其主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很多评论家都说，这本书是上帝的求索；我倒想说，它是有关罪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争论的问题》这一节里被涉及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道理地把这一节看作是小说的高潮。《争论的问题》包括了伊万对可爱的阿廖沙所做的一番长篇独白。就人类思想而言，全能全善之上帝的存在，似乎跟罪恶的存在相互矛盾。人类为自己的罪过受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无辜的孩子居然也要受苦，这就是情感与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了。伊万给阿廖沙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小奴隶，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扔了一块石头意外打瘸了主人宠爱的狗。拥有大量地产的主人剥掉孩子的衣服，让他光着身子跑，然后放出自己的那群猎犬去追他，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把他撕成碎片。伊万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无法接受上帝所创世界的残忍。他坚持认定：无辜者不该为罪人的罪过受苦；如果受苦（也确实受苦），那么上帝就同样是恶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点颇有说服力，但却跟他内心所期待的信仰（即世界虽有各种罪恶，但依然美丽，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相矛盾。他不愿写那篇责难上帝的文章。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他未能成功。这一节沉闷乏味，责问也难以令人信服。

有关罪恶的问题仍待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没有得到答复。

十一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一）

前面三章所涉及的小说可谓自成一派。它们都没有什么典型意义。而下面我要谈的这部作品，虽然错综复杂，但却凭借其形式和内容，在有一类小说的历史主线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类小说，我在前面某一页上曾经提到过，始自达佛涅斯和克洛伊的田园传奇。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种作品，只能出自睿智不凡、想象丰富、对世界具有广泛体验、对人性具有深刻洞察的人之手。之前从未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以如此恢宏的气势来描写如此重大的历史时期和如此众多的人物。而且我猜想，即使之后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人写出同样伟大的小说，但决不会是《战争与和平》这种。随着生活的日益机械化，随着国家对人民生活愈加强大的控制，随着教育的千篇一律、阶级的消失、个人财富的减少，随着人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假如这就是未来的世界），人们生来依旧会有不平等。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成为小说家的特殊禀赋，但是他们所认识的世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风俗——更有可能造就出写《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丁，而不是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这本书被称为史诗可谓实至名归。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能真正配得上这一称号。托尔斯泰的朋友，也是一位有才华的批评家斯特拉科夫用这样几句充满活力的话语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一幅人生的全景图，一幅当时俄国的全景图，一幅人类历史与奋斗的全景图，一幅人类从中发现自身的幸福与伟大、苦难与耻辱的全景图。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二）

托尔斯泰所出身的阶级并不怎么出产杰出作家。父亲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母亲玛丽娅·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具有继承权；他生在母亲家的祖宅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还是个孩子时就父母双亡。他先是跟家庭教师学习，又就读于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这个可怜的学生在两所大学均未取得学位。凭借贵族关系，他得以先后跻身喀山、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界，沉浸在这一圈子的时尚娱乐当中。他个头儿矮小、相貌平平。“我很清楚，自己长得并不好看，”他曾写道。“有那么几个月，我简直失望透顶：我以为在这个世上，像我一样长着如此宽的鼻子、如此厚的嘴唇、如此小的灰眼睛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我祈求上帝创造奇迹，把我变得英俊起来，我愿意把自己当时所有的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全都用来交换一张英俊的面孔。”他并不知晓，他的平凡长相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他未能注意到自己的眼神足以为自己的神态增添魅力。他着装很潇洒（像司汤达一样，希望时髦的衣服可以弥补丑陋的长相），对自己头衔的注重有些失礼。一位喀山大学的同学给他写信说道：“我远远地躲开伯爵，从初次见面起，他那冷冷的派头、直立的头发、半闭着的双眼中那刺骨的神情，都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还没见过哪个年轻人具有如此奇怪而高深莫测的自高自大之态……我向他致意，他几乎理都不理，似乎是想向我暗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1851年，托尔斯泰二十三岁。他在莫斯科呆过几个月。当炮兵的哥哥尼古拉放假，从高加索来到这里，假期结束时必须返回，托尔斯泰决定陪他一同回去。几个月后，他被说服参了军，当了一名士官生，参加了俄军对山区叛乱部落所发动的几次进攻。他对自己这些军官兄弟们的看法似乎并不怎么宽容。“起先，”他写道，“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事情都令我震惊，但如今已经习惯了，不过并未跟这些绅士打成一片。我已形成一种中庸之道，对人既不骄傲也不亲近。”真是个目空一切的年轻人！他的身体很健壮，能够步行一整天或是驾马十二个钟头而不疲倦。他酒喝得很凶，赌起钱来不计后果，不过他运气很差，为了还上赌债，不得不卖掉自己位于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中的房子，这可是他继承的财产。他的性欲很强，并且染上了梅毒。除了这个不幸遭遇之外，他的军中生活就跟其他国家里数不清的（出身好又有钱的）年轻军官完全一样。对于他们身上的充沛精力，放浪形骸是很自然的发泄方式，而且他们很乐意沉溺于此，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或许不无道理）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在同伴当中的声望。从托尔斯泰的日记来看，一个放荡的夜晚，在他打牌泡女人或是跟吉卜赛人狂欢（如果我们看小说的话，会发现这是、或者曾经是俄国人常见的、但有些幼稚的快活方式）之后，他感到万分痛悔；可一旦有机会，他又照样乐此不疲。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托尔斯泰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由于在车纳雅河战役中表现出“突出的胆魄和勇气”，他被提升至中尉军衔。在1856年签署和平条约以后，他辞掉了军职。在服役期间，托尔斯泰写了许许多多的随笔和故事，还有一部经过了传奇化的童年及少年自传；这些都刊载在一本杂志上，引起了高度的赞许和关注，在他返回彼得堡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不喜欢自己在那儿遇到的人，人家也不喜欢他。虽然他对自己的诚意深信不疑，但却从来无法让自己相信别人的诚意，而且毫不迟疑地告诉对方。他对于那些得到公认的观点很不耐烦。他暴躁易怒、自相矛盾，傲慢得不肯顾及别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说过，托尔斯泰那种审犯人似的神态，是他见过的最让人不安的，再加上几句带刺儿的话，很容易把人激怒。他无法容忍别人的批评，当他偶然看到一封信稍微有些牵扯到自己，就立即向对方发出挑战，他的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他进行一场愚蠢的决斗。

此时的俄国正兴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解放农奴成了当时的紧迫问题，托尔斯泰在首都呆了几个月后，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在自家的佃农面前拿出一份赋予他们自由的方案，然而他们怀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圈套，居然予以拒绝。过了一段时间，他出国去了，回来以后就为农奴们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具有革命性。学生有权不上学，即使在校，也有权不听老师讲课。完全没有什么纪律，谁也没有受过惩罚。托尔斯泰教课，整个白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晚上还参与他们的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唱歌，直到夜深。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跟手下一个农奴的妻子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此事并非一时兴起，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从未如此地爱过。”后来的几年里，这个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给托尔斯泰的一个小儿子当马车夫。传记作家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有过一个私生子，而且他也给家里的某个人当马车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一种道德上的愚钝。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具有不安的良知，真心想把农奴从低贱堕落中解救出来，教育他们学会清洁、体面和自尊，他至少应该为这个孩子做点什么的。屠格涅夫也有私生子，是个女儿，可他悉心照顾她、找家庭教师来教她、非常关心她的生活状况。而托尔斯泰看到这个就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农民呆在嫡生子的马车车棚里，难道就没有感到不安吗？

托尔斯泰性情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满怀热情地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但迟早又会厌烦。他缺乏坚韧不拔的品质。因此在办学两年之后，发现其结果令人失望，便关掉了学校。他备感疲倦，对自己极度不满，身体也很差。他在后来写道，若不是生活中还有尚未探索过的、能够带来幸福的一面，他真就绝望了。这里所说的就是婚姻。

他决定进行试验。考虑了一大堆符合条件的年轻姑娘，又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抛弃她们之后，他娶了索尼娅，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儿是别尔斯大夫的次女，别尔斯是一位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内科医生，也是托尔斯泰家的旧交。托尔斯泰此时三十四岁。夫妇二人定居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婚后的十一年里，伯爵夫人总共生了八个孩子，随后的十五年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喜欢马匹，骑术也相当不错，他酷爱狩猎。他的财产升值，又购置了伏尔加河东面的新地产，最终拥有大约一万六千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着一种颇为常见的模式：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贵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赌钱、酗酒、通奸，然后结婚生一大堆孩子、在自己的庄园定居下来、看护着所拥有的地产、骑马打猎；其中像托尔斯泰一样持有自由主义原则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痛感于农民的愚昧无知，力图改善他们的生活。唯一使他卓异于这些人的，就是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三）

年轻时候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娅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优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乌黑的秀发充满光泽。她活力四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十分好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他在其中不仅仅记载了自己的希望与想法、祈祷与自责，还有自己犯下的过错，既有性爱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为了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一切事情，他刚一订婚就把日记交给她阅读。她深感震惊，在一个以泪洗面的不眠夜之后，她把日记交还给他并表示原谅。原谅是原谅了，可她没有淡忘。他俩都是情绪激动的人，有很多所谓的个性。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有些性格很让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无情专断、气量狭窄。他坚持要她给孩子喂奶，她也非常乐意；但其中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乳房疼得厉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奶妈，于是他就无理地冲她发火。两人时不时地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总的来说，多年的婚姻也还算幸福。托尔斯泰工作起来很努力，笔耕不辍。他的字体常常很难阅读，不过每写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为其誊写，因此能轻松辨别其字迹，甚至连他草草写下的话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据说她誊写《战争与和平》达七次之多。

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主要引用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使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的优势便是他本人认识托尔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记叙也有很强的可读性。遗憾的是，他也不管读者需不需要，便大谈特谈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还认为理应如此。我深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写的那部完整详尽、令人信服的传记。他提供了许多艾尔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后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虑吧。这部书必将长期作为英语传记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讲的妙语趣话让整个交谈十分地轻松愉快。最后，他会站起身来说，‘现在该工作了’，随后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往往手里还拿着一杯浓茶。谁也不敢打扰他。等他在午后露面，就是准备活动活动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骑骑马。五点钟，他赶回来吃晚饭，一通狼吞虎咽，填饱了肚子就给所有在场者栩栩如生地讲述刚才散步时的见闻。饭后，他又躲回书房看书，八点钟来到客厅同家人和任何来客一起喝茶，常常还伴着音乐、朗诵或是孩子们的游戏。”

这种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让人知足，如此开开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索尼娅生孩子、照顾孩子和房子、协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看管地产、撰写作品。他快要五十岁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青春已逝，蓦然回首，他们往往追问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举首前瞻，又往往感觉前途黯淡。还有一种恐惧，一生都在困扰着托尔斯泰，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难或重病之际（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忏悔录》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五年前，在我身上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体验到生命的困惑与凝滞，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存活或者该做什么一样；于是我倍感失落和沮丧。然而这种感觉过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样生活。而后，这种困惑时刻再度袭来，愈加频繁，而且总是同一形态。这种时刻伴以如下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将去向何方？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立足点已经土崩瓦解，脚下什么也没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滞不动了。我尚能呼吸、进食、饮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类事情，但它们远非生活，因为其中没有我认为可以合理实现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视为无比幸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个爱我也让我很爱的好妻子、听话的孩子们，还有一处很大的地产，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增值变大……我受人赞誉，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名气很大……我拥有强健的大脑与身体，这些情况在我这类人中很少看得到：体力上，我能赶得上收割庄稼的农民；脑力上，我能一口气工作六到八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如此努力落下什么恶果。”

“我的精神状态在自己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谁跟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

青年时代的饮酒无度给他造成严重的宿醉。他小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满，因为他没有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他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他遍寻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开始信仰上帝，然而对于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来自推理。“假如我存在，”他写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坚信东正教，但让他感到厌恶的是，该教博学之士们的生活与其教义并不相符，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简单直观的东西。他开始接近穷人、普通人、文盲当中的信众。对这些人的观察越是深入，他就越发坚信：虽然他们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们拥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们生活下去。

过了数年之后，他才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年都是充满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几句话很难把这些观点总结清楚，我也是犹豫再三才试图这么做的。

他逐渐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话语中。他否认那些阐发基督教信条的教义，认为这都是明显的谬论，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否认基督神性、圣女生子、耶稣复活。他否认基督圣礼，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基于基督教义，仅仅是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后还有来生，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苍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觉得自我随躯体死亡而终止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临终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谓创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于人们良知里的上帝。人们不免觉得，如此一位神灵简直就跟半人马或是独角兽一样，纯属想象世界中的虚构之物。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教义的核心就在于“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条戒律；他断定“什么誓都不可起”这条圣训不光适用于赌咒之语，而是适用于一切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话和起誓军人的话；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则不许人们与本国的敌人作战或是在遭受攻击时进行自卫。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接受观点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断定，基督教的实质就是博爱谦让、克己忘我、以德报怨的话，就会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摒弃生活中的享乐，应当谦恭卑下、受苦受难、慈悲为怀。

索尼娅·托尔斯泰作为东正教的虔诚信徒，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守职责。她可不是一个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确，考虑到有这么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们、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务，她也实在没多少时间去思考什么神性。对于丈夫变化后的人生观，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但还是足够容忍地接受了。然而当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导致行为上的转变时，她开始生气了，并毫不犹豫地形之于色。因为他认定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少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开始自己生炉子、打水、打点衣物。由于想要自食其力，他请来一个鞋匠教他怎么做鞋子。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他跟农民们一起干活儿，耕田地、运干草、砍木头；伯爵夫人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从早到晚干的都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儿，即使在农民当中，也只有年纪轻的人才干这些活儿。

“你当然会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样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为此烦恼：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炊、做靴子上——这些事情作为休息或调剂还不错，可不能拿着当专职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高尚，这实在是愚蠢之至。而且体力劳动也不见得更加辛苦。每个作家都清楚，写上几个钟头，身体就会疲劳不堪。工作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人们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闲，只有蠢人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该做什么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尔斯泰觉得写小说给闲人阅读不对，我们也认为他应当去找点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儿去干，他鞋做得很差，送别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个农民，变得又肮脏又邋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在装卸肥料之后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气熏天，必须把窗户都敞开才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猎，而且为了不让动物被捕杀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许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后在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还把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而且因为最大的女儿塔尼娅即将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坚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尔斯泰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面对妻子的坚决，他还是让步了。在莫斯科，他对自己见到的贫富差距感到无比震惊。“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觉到，”他写道，“只要我饭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却没饭吃，我有两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们一直在劝他：世间从来就有贫富差距，而且未来也永远都会有，可都无济于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公；在探访了一家贫民的夜间宿舍、亲眼见到其惨状以后，他感觉回家坐享五道菜肴的大餐，由两名白领结白手套的男佣侍候左右，这实在是可耻至极。对于那些危难中求助于他的落魄之人，他试图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渐发现：他们从自己那儿卷走的钱，往往作孽大过造福。“金钱是魔鬼，”他说道。“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认定，财产是邪恶的，拥有它是一种罪孽。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显而易见的：他决心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妻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可不愿意身无分文地过日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说要告上法庭，到时让托尔斯泰声明自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过天晓得有多久的剧烈争吵之后，他提出把财产转交给她，而她予以拒绝，最后他把财产划分给了她和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这种争吵不止一次地导致他离家出走，要跟农民们住到一块儿，可是没有走很远，就被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给拽了回去。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对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适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耻，但依然从中受益。两人之间的摩擦继续。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让孩子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于她不让自己随意支配财产也无法原谅。

在对托尔斯泰生平的简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而在处理他皈依以后的三十年生活时，我会更加地简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众人物，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小说家、教师、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那些想要根据他的思想来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领地。当他们试图把他的道德准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屡遭困境，而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义又让人捧腹的故事。由于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喜好争辩、不容异己，再加上他深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必定怀有卑劣动机，所以他没几个朋友；但是由于他声名日隆，大批的学生和朝拜者来参观俄国的圣土，记者、观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户和穷人，贵族和平民，纷纷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前面我已说过，索尼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的女人；她总是想要独占自己的丈夫，厌恶外人进入自己的家门。她的忍耐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一面向人们描述自己所有的细腻情感，一面照老样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车、骑马、色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抱怨，因为他为了别人开心而做的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乱，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对爱与善的宣扬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忽视，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闯入了我们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当中，有个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此人资财丰厚，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然而当他开始信奉不抵抗原则时，便辞去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狂热者，但却盛气凌人，具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非凡能力；艾尔默·莫德称，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变成了他的工具，要么与之争吵，要么不得不避而远之。他跟托尔斯泰之间萌发友情，这份情意一直持续到后者去世，他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影响力，令伯爵夫人愤恨不已。

尽管对于托尔斯泰为数不多的其他朋友来说，他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可契尔特科夫依然怂恿他步子再大一点，更加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托尔斯泰专注于他的精神发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财产，结果，尽管他的总资产大约值六万英镑，每年却只带来区区五百镑的进项。这点钱显然不够维持全家开支和一大帮孩子的教育。索尼娅说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交给自己，然后凭着借来的钱，她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经营。一切运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应的款项都给还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学作品的版权，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托尔斯泰的信念，即财产是邪恶的，于是，在契尔特科夫掌握了对他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以后，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为公众所有，谁想出版就出版。这一举动足以触怒伯爵夫人，然而托尔斯泰仍不罢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书的版权，自然也包括那几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对此她坚决予以回绝。她的生计，以及她家里的生计，全都依赖于此。于是便是尖酸刻薄、无休无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契尔特科夫让他不得安宁。

（四）

1896年，托尔斯泰六十八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大多数孩子均已长大成人， 从很小的时候，托尔斯泰便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愿望，即离开混乱与纷争不断的世界，到个可以独自一人、全心修身的安静去处；跟很多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愿望移植到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身上，即《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对这两个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当时的生活环境的共同作用，使他的这种愿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痴迷。他的妻子、孩子折磨他，朋友们的反对也令他困扰，他们觉得他应当最终把自己的原则完全付诸实施。其中很多人痛感他并未实践自己宣扬的道理。每天，他都会收到伤人的来信，指责他为人虚伪。有位急切的追随者写信恳求他放弃自己的地产，把资财分给亲戚和穷人，自己一个铜板也不要留，走乡串镇沿街行乞。托尔斯泰是这样回复的：“您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我。您的提议一直也是我的神圣梦想，可就目前而言，我还不能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不要影响他人。”我们都知道，人们常常把自身行为的真实原因推到无意识的背景中去，就这件事而言，我觉得托尔斯泰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追随者的期待去做，根本就是因为他不怎么愿意这样做。在作家的心理中有一个方面，我从未见人提到过，但所有研究过作家生平的人肯定都很清楚。每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其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怎么叫）的升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把这些东西都给压制下去了，而通过文学表现，他摆脱束缚，把它们进一步地释放了出来。但这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满足，他会感觉仍旧不够。而这正是作家颂扬实干者、不情愿间对其既嫉妒又仰慕的根源。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因著书而导致其决心减弱的话，他或许会发现：自己身上具有力量，可以做那些自己真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他是个天生的作家，出于其本性，总是想用最为有效、最有意思的方式来处理事物。我指的是在其说教性的作品中，为了让观点更加有效，他任由手中的笔自由驰骋，倘若他停下来思考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反而无法如此坚定地展现自己的理论。他确实一度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中不受认可，但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里放弃了整个立场；如果说妥协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话（只能说实践不可行），那么肯定是理论出了什么问题。然而对托尔斯泰颇为不幸的是，他的朋友，还有成群结队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追随者们，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偶像居然会有屈尊妥协的念头。他们为了追求其显著的规范意义，就一再迫使这位老人牺牲自己，确实有些残忍。他成了自身教义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对如此多的人的影响（其中不少都是灾难性的，因为有些人流亡，有些人入狱）、他的虔诚、他所激发起的爱、他所受到的崇敬，都把他逼到了一个只有一条出路的境地。而他却无法迫使自己走这条路。

当他终于离开家门、开始那次造成不幸但却举世闻名的旅程时，并不是因为他的良知或是追随者的提议驱使他这么做，他才最终决定要踏出这一步的，而是为了躲开自己的妻子。此举的直接起因倒是十分偶然。他在一天晚上上床睡觉，不多一会儿，听到索尼娅在自己的书房翻查文件。自己暗中立遗嘱的事情立即袭上心头，可能他当时认为她已经察觉遗嘱的存在，正在找的就是它。在她离去后，他起床拿了一些手稿，包起几件衣服，然后叫醒一段时间来一直住在家里的医生，告诉他说自己要出门了。亚历山德拉被叫醒，车夫也爬了起来，把马套上，托尔斯泰在医生的陪同下，驱车赶往车站。此时是清晨五点，火车拥挤不堪，冷冷的雨中，他不得不站在车厢尽头的露天月台上。他先是在夏马丁下车，他的妹妹在那儿的修道院做修女，亚历山德拉也在此处同他们会合。她带来消息：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不见了，曾经试图自杀。这可不是头一回了，可是由于她对自己的自杀动机没怎么保密，结果常常是并未酿成什么悲剧，而是大惊小怪、虚惊一场。亚历山德拉催促他接着走，以防她母亲发现他的行踪跟过来。他们启程前往罗斯托夫。他已身染风寒，看样子很难康复；他在车上病得很重，以致医生决定，他们必须在下一站下车。这是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地方。站长听说了病者的身份后，腾出自己的房子供他来用。

这个人就是彼埃尔的狱友柏拉图·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奴，由于偷盗木材而被判在军中服役。在那个时代，他属于引起俄国知识分子极度关注的那类人。他们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深知贵族生活之空洞琐屑、商人阶级之无知狭隘，他们已然认识到，要拯救俄国，靠的是被压迫者和受折磨的农民。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自身阶级感到心灰意冷的他，是如何求助于那些老信徒，以寻求赋予生命意义的善良和信仰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

托尔斯泰对普通士兵的刻画，可算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刻画之一了。难怪彼埃尔会被他吸引。柏拉图·卡拉塔耶夫爱所有的人，他毫无私心，心甘情愿地忍受艰难险阻。他的品性和蔼而高尚，彼埃尔一如既往地容易受到影响，他看到了柏拉图身上的善良，于是自己也开始相信起善良来：“曾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再次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具有一种全新的美感，立足于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那里，彼埃尔认识到“人类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对人类简单需要的满足，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过于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面对的”。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多年来一直都在找寻却从未找到的内心平和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