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_随性而至

变幻的时尚使得女式裙衬和撑架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荒唐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戏服”，给我们一种令人莞尔的愉悦。华顿太太的文笔轻松愉快且很有特点。她应该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只是个次要位置。

华顿太太定居巴黎，但有时会短暂地来到英国——我猜她是为了见她格外敬重的密友亨利·詹姆斯。这时她就会在伦敦住几天。一次，圣海丽尔夫人邀请她一同午餐，同时也邀请了我。夫人在波特兰有一座大房子，很爱招待客人。人们喜欢嘲笑她攀结名流，但同时也很乐意接受她的邀请，因为在她的聚会上肯定能遇见优秀，有趣或者臭名远扬的人。一次某人因为一起极其冷血残忍的谋杀案受审，而他的出身和往事令这起案件一时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论焦点。这时一个聪明的年轻人问另一个人是否认识被告。“不，”对方回答道。“但假如他没有被送上绞架的话，那我一定能在圣海丽尔夫人下周的聚会上见到他。”我应邀出席的宴会格调很高；除了华顿太太外我就是在场的唯一作家了，因此午宴结束后华顿太太邀我去她房间单独谈谈。她坐在一只法式小沙发上，落座的姿势让你感觉那沙发就像是王座一样。她没有表示和我坐在同一张沙发的意思，因此我就搬了把椅子坐在她面前。她是个小巧的女人，眼睛漂亮，五官平常，苍白洁净的皮肤紧绷在脸部的骨骼上。她的衣着端庄华贵，符合她出身高贵，家境优裕的文学女性身份。和她相比其他在场的女士尽管也都地位显赫，却都显得土里土气。我们的谈话是她说我听——她的谈吐极好，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用轻盈恰当的话语穿越了绘画，音乐和文学的疆域。她没有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字字准确公允。对于莫里斯·巴雷斯，安德烈·纪德和保罗·瓦莱里，她所说的都千真万确。我没法不赞同她对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精辟见解；当然她对罗丹、塞尚、德加和雷诺阿的看法也都让人击节。我从未遇到过像她这样洞察如此敏锐，评论如此合理，艺术感官如此卓越的人。

尽管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不把我看作知识阶层的一员——这很令我遗憾——但我其实非常喜欢同有修养的人交谈，而且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对话（也有可能是我高估自己了）。的确，当我轻轻地把他们领上神秘主义的花园小路时，当我同他们谈起大法官迪奥尼西奥斯和弗莱·路易斯·德·莱昂，并适时地插入一两句商竭罗时，经常能说得他们大张着嘴，活像被扔在河岸上的鳟鱼。但华顿太太完全将我折服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盲点；许多人在欣赏品味方面遁入歧途。我曾经在欣赏一出歌剧时坐在了一位地位显赫，才华卓越的女士身后。那场歌剧演的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毛姆是一个观察者，习惯于让时间在他和观察对象之间分隔出一道沟壑。这六篇文章讨论的都是过往的人物，作品和观点，近则十数年，远则数百年。这些主题和素材即便在他那个年代也既不时髦也不新颖。毛姆对于时髦有着本能的不信任。在一个现代主义鼓声震天的时代，他的评论主题在“纯文学家”眼中就像他的小说风格一样“过时”，“庸俗”；难怪他自己也清楚他从未被看作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在毛姆看来，那些雄心勃勃想要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对人性的洞察使他坚信，人性永不改变，也不会改变，尤其是人性中的缺陷。在艺术领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保守得深入骨髓。他一定会认同那句古谚：

阳光之下本无新鲜事。

《忆奥古斯都》是一篇半传记式的追忆录，文中作者不动声色地素描了在一个令人压抑的时代中生活死去的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不动声色得近于无情。维多利亚时代在作者成文之时业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成为了道德高压，虚伪，社会等级森严的代名词。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些看法并非全是后世的偏见；很多人物——像奥古斯都的母亲和毛瑞斯姐妹——简直就像是从某本十九世纪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一样，对道德感的偏执和对情感的压抑完全达到了戏剧化的程度。但毛姆的写作目的绝不是要纵容读者发泄对那个年代的优越感。他以手术刀般的锐利与无情剖开了主人公和一个个人物的心灵纵面——在他们那厚厚的道德外壳之下，抛开那无尽的繁文缛节和阶层偏见，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人性，赤裸又可怜。不论在重重社会重压之下它们以多么怪诞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核心脉络对于后世来说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陌生。人性，在作者笔下，从来就没有多少改变。那个以如此非人的方式对待侄儿的艾瑟婶婶，表面上看仿佛是维多利亚道德观的完美化身，但事实上却是在用这种变态的方式满足着她那超越自身卑微出身，报复等级制度压抑的正常心理。而这位对族谱，家世和攀结显赫表亲狂热到近乎偏执的奥古斯都，其实终生都躲在家族辉煌过去的自我编织的童话中；那个时代对门 《对伯克的读后感》在结构上同《苏巴郎》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也许反映了毛姆对于远离自己的历史人物的一种解读模式。文章前半部分毛姆同样冷静地叙述了伯克的生平，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他冲突矛盾的个性，披露了埋藏在他道义光环下的肮脏行径。然而，毛姆并没有给伯克扣上一顶“虚伪”的帽子——他对于人性的洞察正体现于此。他意识到伯克心中真实的道义感与他同样真实的非道义行为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他能够固执地对不符合内心自我形象的一切证据与事实视而不见——毛姆对此评论道，“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缺陷叫做什么，但它既不是虚伪也不是欺骗。”而惟有在他的书房中，当他挥毫写下那些气势恢宏的激昂文字时，“我们才能对伯克说‘风格即人’”。因此，写作既是他心中道义的避难所，又是他实现理想自我的救赎之路。

对有志于在英语写作上领悟大家风范的读者来说，文章后半部分对于伯克文笔的剖析倒不失为一篇修辞与句式运用的绝佳教材（深悟其道的读者一定能写出满分GRE作文——笑谈）。译者在试图翻译伯克原文时不能不对现代汉语在某些表达能力上的欠缺深有感触。现代汉语的诞生归功于五四先贤用西方语法对汉语进行的一次重构，是对古汉语的一次脱胎换骨。但从本质上说，汉语依然没有摆脱以短句为核心的特征，而短句在书面表达某些逻辑关系与结构复杂的语意时，其欠缺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翻译伯克的大段复合句时尤为明显。汉语虽然源远流长，但现代汉语的诞生不过百年，而且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欠缺之处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现代化之路还远没有完成，绝不应该过早地陷入僵化。

《我认识的小说家们》记述了作者同一系列著名小说家的交往经历，其中有几个名字对于熟悉文学的读者来说一定如雷贯耳：

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阿诺德·本涅特。正如毛姆自己所说，他那种冷眼旁观的个性使他很难同任何人成为挚交，所以他同这些对象间的关系至多仅仅是投机的伙伴，谈不上亲密无间的朋友。因此这篇文章并不是对友人充满感情的追忆，而是文学评论与个性分析的理性结合。如果说毛姆提笔时心中有一个清晰的总纲，那就是“风格即人”。对于熟悉这几位作家的读者来说，毛姆勾勒出的这几幅肖像是如此地可信，如此地贴合其作品，我们不能不怀疑，究竟是他们的作品影响、塑造了毛姆对其个性选择性的回忆与感知，还是毛姆对其个性的了解主导了他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以H·G·威尔斯来说，他的很多所谓“科幻小说”其实有着强烈的政论性。他的那本《时间机器》根本不是充满幻想的浪漫时空旅行，而是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预言，讲述了一个阶级对立最终将人类分裂成两个相反物种的可怕未来。读完这部小说，你几乎可以断定作者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根据毛姆的叙述，他的确热切地鼓吹社会主义。（好莱坞前些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这部作品彻底庸俗化了，其政治意义荡然无存。没有读过原著的读者切不可被其误导。）

而他的另外一篇《隐形人》事实上是对恐惧被用作政治武器的警示录，文中他借主人公之口以近乎演讲的形式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其政治观点。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对现代恐怖主义的预言，而作者更像是一个政论家，不是一个文学家。毛姆对于威尔斯的所有描述与回忆虽然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将读者脑海中H.G.的既有形象勾勒得更为清晰、逼真、可信，绝没有抵触推翻这一形象之处——这简直就像是毛姆笔下创作的一个人物角色了。

《随性而至》首版于1952年，其中这六篇文章的确切写作时间译者无从知晓，唯一能够推断的是它们大致作于二战后的这六七年内。此时毛姆的几部成名作业已出版，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创作观与文学观也已成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他随性而至地娓娓道来。

宋佥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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