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_观点

1862年，拿破仑的侄女玛蒂尔德公主托朋友邀请龚古尔兄弟和她共进晚餐，这位公主就喜欢和文人雅士打交道。她读过两兄弟写玛丽·安托瓦奈特的书，十分喜欢。她平时和情人以及一位侍女住在巴黎，有时候也去圣·格拉蒂恩的“家里”小住，离巴黎不远。公主那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个子娇小，容貌秀丽。 龚古尔兄弟应该是1857年就认识了福楼拜，可是多年以后才算真正熟识。奇怪的是，像福楼拜这样坦荡、直率而又温和友爱的人居然没能俘获龚古尔兄弟。尽管兄弟俩给他写过信，表达了仰慕之情，可是他们的态度仍然有点敌意。聚会的时候，兄弟俩总是极为挑剔地盯着他，而福楼拜却浑然不觉，仍是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兄弟俩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福楼拜缺乏什么了，我们一直在找他的缺点，他（包法利夫人）缺的是心灵，就像他的文字缺乏灵魂一样。”他们觉得福楼拜品味低俗，完全没有艺术感，最终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天才，他本人比他的小说还要糟糕。（以上仿宋部分是我标示的。）

《玛奈特·萨洛蒙》出版以后，兄弟俩送了一本给丹纳。丹纳回信表示感谢，对书中他欣赏的段落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可是对他们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说他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他们自己那样的文人看的，然后信的结尾处指出了几处错误。兄弟俩本来就不喜欢丹纳，这下子讨厌就变成了鄙视。对于勒南也是，一开始他们不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难看；他们指责他品味低劣，缺乏诚意，可是等他们对他了解更为深入之后，还是承认尽管此人相貌奇丑，为人还是平易亲切，令人愉悦。可是后来兄弟俩还是和他吵翻了。

1868年，弟弟儒勒病倒了，完全没有胃口，无法入睡，对噪声极其敏感，他们还是住在一开始在巴黎定居的房子里。为了养病，他们决定卖掉一部分家族农场，买一个幽静一点的房子。他们在奥图尔找到了一处，离巴黎市中心二十分钟路程。等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里的噪声同样无法忍受。儒勒的病情加重，心智也开始衰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在树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帽子遮着脸，跌入抑郁的深渊。他对一直深爱的哥哥也不再关爱，甚至连他们一起合著的小说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有些字母他都念不出了，就算念出来也像是小孩一样吐字不清。哥哥埃德蒙一度意乱情迷，想把弟弟一枪打死然后再自杀。他害怕自己死在弟弟前面，弟弟无人照顾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种恐惧在他心头一直挥之不去。埃德蒙在日记里记载儒勒的健康状况逐渐崩溃，那种痛苦弥漫在字里行间，令人不禁感叹他是如何坐得下来将这惨烈的心痛付诸文字。儒勒的病经医生诊断为“幼稚症”。有一次在餐馆里，儒勒打翻了洗手碗，埃德蒙说，“小心点，要不然我们以后哪儿也不能去了。”儒勒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抽泣着说，“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他不停抖动的手抓住了埃德蒙的手，两人抱头痛哭。最终的解脱后来终于来临，埃德蒙在日记里写道，“他奄奄一息，他终于去了。赞美上帝吧！他就轻叹了两三下，像小孩子睡觉前的呼吸一样，然后就去了。”

埃德蒙说服自己相信儒勒的死因主要是他对文学的激情，还因为他孜孜不倦，竭力从法语中挖掘出内在的完美。实际上，儒勒的死因在我学医的时候称为G.P.I.，即麻痹性痴呆，这种恐怖的疾病是梅毒造成的后果。儒勒是二十年前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一次远足中感染梅毒的。在儒勒的葬礼上，埃德蒙哭得像泪人，路也走不稳，得让人搀扶着，完全被悲痛吞噬。幸运的是，时间总能抚平最为深重的痛苦与哀愁，人生在世就是如此。后来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 在日记 阿尔封斯·都德患有脊髓痨，也是梅毒的可怕后遗症，时常会疼痛难忍。晚上得服用大剂量的氯醛麻醉剂才能入睡，最厉害的时候非得打五六针吗啡才行。后来都德夫人发现埃德蒙在日记里把这些隐秘的疮疤全给揭了下来，便苦苦哀求他看在他们家，看在她丈夫的名望的份上，不要提及这些隐私。埃德蒙断然拒绝，并告诉她，他的日记是纪念他们之间的文学友谊的丰碑。都德夫妇当然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自然，他们之间持续了二十五年的友谊便陷入僵局。都德夫妇再也没有邀请埃德蒙共进晚餐，埃德蒙上门拜访的时候他们总是找借口及早抽身。都德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受够了龚古尔。日记最后两卷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埃德蒙收到了大量匿名侮辱信。他很郁闷但却高傲地蔑视这一切，认为评论界之所以这么恶毒完全是嫉妒他正直而无私的人生，他高贵的贵族出身以及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用依靠文学创作来谋生。

1897年，埃德蒙·德·龚古尔已经七十五岁。报纸上有关他和都德夫妇形同陌路的闲言碎语也传得沸沸扬扬，阿尔封斯认为有必要公开声明这些谣言并非属实。多年来埃德蒙一直跟他们夫妇俩一起避暑，如果正好今年不去，那么他们的友谊走到尽头的传言便得到印证。于是都德夫妇仍然邀请埃德蒙前往，都德夫妇先离开巴黎去香布罗塞，7月11号埃德蒙直接去跟他们碰头。有一段，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很快就病倒，7月17号就离开了人世。

除了留下少数几份遗产，埃德蒙将其余所有全都拿出来创建龚古尔学院，以这种方式让他们俩兄弟的名字永远流传下去。

龚古尔兄弟认为他们凭借《热米妮·拉赛特》，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之先河，而且还深入探究了十八世纪的历史和日本艺术。弟弟儒勒曾经说过，“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事件，我们引领了这三大潮流，可怜我们仍然籍籍无名。不过，既然有了这样的成就，今后总会被人们承认。”尽管这话说得夸张了点，可还算有点道理。

兄弟俩从来不怀疑自己才华超群。其实他俩就是自鸣得意得近乎荒谬。埃德蒙曾写道，“当我诵读出《巴黎回声》上登载的我的 3

儒勒·勒纳尔于1887年开始写日记，只不过是流水账而已。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把自己写得真实得近乎残酷，常常让人读之不寒而栗。很难相信他居然想要将日记出版。在日记中他曾说过想让他儿子够格读的时候来读读父亲的日记。他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很难说，有人会想，他儿子如果真读了日记就会完全失去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勒纳尔在日记中所记述的自己是这样的：

毫无道德，极度自私，举止粗俗，嫉妒心强，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他死于1910年，那时有几位他的熟人尚在人世。我所遇到过的两三位都认为此人虽聪明幽默，出类拔萃，却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伪装得比实际要好，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谈谈他的生平很容易，除了日记之外还有别的材料，他写过两部小说《胡萝卜须》和《食客》，三部短剧《分手的乐趣》、《家庭和睦》和《老顽固》，还有一部故事叫《情人》，所有这些作品全都是自传性质。儒勒·勒纳尔出身于法国中部的农人之家，祖上世居涅夫勒省。他父亲有兄弟姐妹六个，都出生于父母栖身的棚户之中。后来他不知怎么找机会上学接受了教育，做了公共事务部门的承包商。在维耶特小河上修了座桥之后，他便赚足了钱，在齐特里置了田宅，提前退休。他后来就在那里终老，每天钓鱼打猎，在自己的几亩地里劳作，一直到死，他骨子里始终是个农人。儒勒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母亲痛恨他，因为一开始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怀上他纯属意外。他个子矮小，相貌丑陋，红头发，脏脏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操持家务干粗活，在小说《胡萝卜须》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比起他母亲毒打他更让人反感。那个年纪的小孩很多都会尿床，他如果尿床了， 老板里永夫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勒纳尔也接触了一些他们的朋友，偶尔也应邀去参加聚会。那时候他很年轻，个子高高，一头漂亮的红发，长相也算过得去，身材不错，很阳刚的气质。某次聚会过后他送一位客人回家，她是位女演员，年龄比他大很多，不过魅力依旧，在路上他便向她求婚。女演员很惊讶，感觉太突然了，他俩这才 女儿嫁给文人能给资产阶级家庭带来一定声誉。

可以想象在婚礼之前，儒勒·勒纳尔应该会去向他的情人道个永别，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尽情享受了鱼水之欢。九年之后，他写了一个独幕剧，名叫《分手的乐趣》，其中有一段年轻男子和年长情人之间的对话。小伙子 两人没必要展开恋情，实在不值得。这部戏也非常动人，如果你觉得这情节很讽刺挖苦的话，也许常识通常都有点讽刺的味道吧。

罗斯丹和他太太就住在索蒙的勒纳尔家，他也不是傻瓜，一读到这个剧本就马上意识到这讲的就是勒纳尔和他太太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确他太太曾对他不忠，可是知道这两人居然还探讨过婚外恋可能与否，感觉总是不好。而且他认为勒纳尔写这出戏，本身就是不友善的行为，因为他为勒纳尔帮过那么多忙，他居然还想引诱他太太。这出戏首演时勒纳尔邀请他出席，而且还愚钝地没有邀请他太太。罗斯丹的疑心得到了证实，拒绝了邀请，称这部戏为“恶意伤人的报道”。勒纳尔对天发誓这部戏根本不像他所讲的那样，可是他这人完全没有想象力，在作品中无法隐瞒任何事实，所以罗斯丹知道他在撒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勒纳尔所能写的就是，“罗斯丹就是大众诗人，可他却自认为是精英诗人。”

除了卡普和特里斯坦·伯纳德以外，他瞧不起同行，不过作家们给他寄来作品，他仍然会回以热情洋溢的书信，因为他说，作家都极其敏感，对他们的赞扬要言过其实才好。有意思的是他对评论家是这么说的，“对评论家还是要宽容大度；他们一辈子都在谈论别人，可是却没有人来谈论他们。”

1908年，他出版了小说《拉戈特》，一部分采用舞台对话的形式，就是把说话者的名字放在这段话的前面，就像剧本里一样，一部分采用叙述的形式。小说讲的是他家女仆拉戈特，她丈夫菲力浦以及孩子们的故事。她自十二岁起开始做女仆，女儿出嫁了，儿子保罗老是和她吵架，还有个小儿子约瑟夫，被勒纳尔夫妇带到巴黎，帮忙找了份工作，可是后来病倒送往医院，不久便死了。想不到的是，这部小说使得勒纳尔和《法国信使》杂志终止了多年的合作关系，多年以来他都是这份刊物的撰稿人。这本小说极富同情心地讲述了尼瓦内地区贫苦农民的生活，有些地方还很感人——评论家说一小时就可以读完，如果他们感觉很多人会乐意去读，便会写篇正面的评论。《法国信使》上登载的小说由拉希尔德负责写评论，她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及总编瓦莱特的妻子。她针对勒纳尔这部小说的评论写得十分仓促草率，这让勒纳尔非常恼火，心想自己不仅是撰稿人也是杂志股东和编辑，自己的书怎么能惨遭如此待遇。他立即从编辑委员会辞职，可是几天后就撤回了辞职书；他也许是等待有人来补救，等别人再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真实评论，可是希望却落空，于是又一次提出辞职并且卖掉了自己手上的杂志股份。其实，杂志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一直坚持杂志撰稿人应该畅所欲言，不论其言论会引起多大争议，不要管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他颇为此感到自豪。的确，正是这个原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本杂志的辉煌。我忍不住好奇，翻出这期《法国信使》，想搞清楚拉希尔德在评论文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搞得勒纳尔大动肝火。原来她在文章最后才对这部小说写了寥寥八行的评论，提到了小说标题，但既没批评又没赞赏，实际上她其实什么都没说。不过，没有什么评论比这样的评论更加严厉苛刻。她说勒纳尔现在已经是齐特里的市长，也是龚古尔学院成员，他可以随心所欲想写什么都行，人们写文章评论他，全都是赞扬的话；她还补充说她最近就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简直是荒唐。我们只能猜想大概勒纳尔什么地方得罪了拉希尔德，因为他得罪过很多朋友，所以她抓住这个机会报复他。

《拉戈特》大概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他曾经自问，“我还欠我的家人什么？我真是不知好歹！他们给我提供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生活素材。”到那时为止，他其实已经把能用的生活素材全都用过了，发现自己无甚可写，对于专职写作的人来说，很是不幸。于是他只得全心投入到日记之中。“我已经习惯于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写出来。一有念头我就赶快记录下来，即使是有害的或者罪孽的念头。很明显，这些日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我这个人。”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记录某些想法，就是因为这些念头足够冷酷无情，或者足够诙谐幽默，比如说，“自己觉得幸福是不够的，还得其他人不幸福才行。”“要遏制自己蹂躏别人的冲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女人一直在说我的坏话，我回答‘我就不懂了。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她的好话’。”勒纳尔有点害羞，这个缺点他终身都未曾克服，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凡是有人说了点恭维他的话，他从来就不会假模假样地回敬过去。他亲口说过：

宁可粗鲁无礼也不愿被人一眼看穿。早年的日记中他曾经写道：

写日记不能像龚古尔兄弟那样小孩子气，把什么都说出来，日记应该帮助人们培养个性并且不断完善自己。他还写道，“这世上本无天堂，可是人们应该尽力相信有天堂存在。”这话倒是让人觉得颇为意外。他觉得写日记把自己给“掏空”了，这并非文学创作，可是无论如何，他相信写日记是他人生中做过的最好的事，也是最有用的事。也许他是对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像儒勒·勒纳尔这样在日记里忠实得近乎残忍地描绘了一幅自画像，也许佩皮斯做到了吧，不过他并没有勒纳尔那样的意图。勒纳尔也深受嫉妒心的折磨。他曾写过，“嫉妒不是高贵的情感，可是虚伪也不高贵，我不知道用虚伪来代替嫉妒能有什么收获。”朋友写的书，除非他为之折服，否则是不会去读的。“别人的成功让我心烦意乱，不过如果他值得的话，我会感觉稍好一点”。他甚至嫉妒自己太太的幸福，甚至差点对她发火，因为她和这个所有人都无法忍受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居然还觉得幸福美满。不过，结婚十七年后，他承认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就是妻子玛丽奈特的无私奉献。他在日记里反问，“女人，到底吸引你去爱他的是什么？”他给出的回答是，“他需要我。”他还在另一处写道，“我不想回到过去，我也不指望未来。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幸福。”可能他记下的最悲惨的话就是这个了，“生活要是没有苦难是无法忍受的。”

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让人读之心痛。有一天晚上，勒纳尔和仆人菲力浦打猎后，仆人怯懦地问他可不可以给他儿子保罗加点薪水，他儿子保罗当时也在勒纳尔家做仆人。勒纳尔大发雷霆，找到菲力浦的太太拉戈特，叫人去把菲力浦和他儿子叫过来。“我压住怒火，告诉菲力浦他伤害了我，我不再信任他，他造成了我俩之间的隔阂，然后打发保罗去别处找差事。他们一家都垂头丧气，晚餐只喝了一点汤，彻夜不眠， 《小朋友》和《纪念》，还有他从1893到1924年的四卷本日记，以及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7月他在电台和罗贝尔·马莱主持的谈话节目。这些素材坦率直白，趣味盎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对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能够重新再认识，让这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默默无闻几十年后，终于为众人所了解，不过我可不想说最后让他名声远扬，其实应该是遗臭万年。

保罗·莱奥托出生于1872年，父亲费蒙·莱奥托是下阿尔卑斯省地区农民的儿子，二十岁才来到巴黎，给做珠宝匠和钟表匠的叔叔当学徒，店铺就在蒙马特高地。叔叔死后他进入了艺术学院，成了演员，不过显然演技平平，因为几年后他就改行在法兰西喜剧院做提词员，一做就是三十年。除了本职工作，他还为剧团的年轻演员们指导演讲术和发音。他十分英俊迷人，只需用深情的双眼看看女人，她们就会投怀送抱。当时有位叫范妮的女演员和他在蒙马特高地同居，有一天范妮十七岁芳龄的妹妹珍妮来看他们，不觉天色已晚，他们不想让她独自一人返回蒙帕纳斯的父母家，费蒙便建议留她过夜。家里只有一张床，于是三人同睡，费蒙在中间。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文雅地表达：

费蒙和范妮温存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她妹妹身上。 保罗已经三十岁，个子不高，留着浓密的棕色络腮胡子和八字胡，戴着镶边眼镜。他的亚麻布裤子虽然很干净，他一直很爱干净，可是仍然不太像样，他外祖母给了他十法郎让他去买条新的。他母亲下午一点半到家，当时保罗正送来探望姨妈的访客出门，就听见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朝楼梯栏杆看去，只见一位女士走了上来，一袭黑裙，手里拎着一个小箱子，他一眼就认了出来。他进屋告诉外祖母她母亲马上就到了，随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珍妮进了屋，吻了吻她母亲，脱下帽子和外套就去看姐姐，然后她说想吃午饭，于是便朝厨房走去。走到厨房要经过保罗的房间，他就在里面坐着，他母亲看见他微微鞠个躬，说道，“先生，你好。”他回答，“女士，你好。”他母亲和外祖母走进厨房，他听到她在问这位先生是谁，他不想听到答案，于是便在房间里弄出了点噪声掩盖外祖母的答案。他外祖母后来告诉他，“我不想告诉她你是谁，怕她会太尴尬。我说你是个朋友，剧院里的朋友，来帮忙的。”保罗一点都不信，他母亲很清楚地知道他是谁，偏偏就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等到他母亲回日内瓦了，他外祖母才跟他说出实情。当时珍妮在厨房里问，“那是谁？”的时候，她回答，“是保罗。”“保罗是谁？”“啊，就是你儿子啊。”

无论如何，厨房谈话发生不久，珍妮就过来跟保罗和他外祖母一起聊天，两个女人开始闲聊，她满怀爱意地谈起她的两个孩子。然后，外祖母告诉保罗，因为他妈妈要占用他现在住的房间，只能请他去附近的小旅馆住。他母亲跟他说，“对不起，先生，要让你搬出去了。”他回答，“没关系，夫人，不足挂齿。”

后来他们打破了尴尬的沉默，趁外祖母出去料理事务的时候，珍妮让他讲讲巴黎的新闻，他们聊到法兰西喜剧院，聊到她从前熟识的人。他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她，我说过，他非常善于言谈，让她觉得十分有趣。

吃完了饭，保罗和他母亲坐在范妮的房间休息，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听着，保罗，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她压低嗓音讲起她早年的经历，十五六岁的初恋，还有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她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保罗不闻不问。其实她时常向范妮和她母亲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她们什么都不说。两三年前，她在《法国信使》杂志上曾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当时就感叹要是能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就好了。1900年，她和丈夫孩子一起来巴黎参观世博会，要是当时知道他住在哪儿，肯定会跑来看他。保罗明白她说的那些话没一句是真的，因为她只要写信问问《信使》杂志社就能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等她讲完，他送她回房间，她吻了他。在他眼里，她仍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动人。他用胳膊环抱住她的腰，将她搂入怀中，亲吻她的脖子，她的眼睛和她的胸脯，边说，“你肯定不会介意吧？”“介意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吻你的时候并不觉得你是我母亲。”接着，她掀开了床单，他对她说，“我去客厅等你上床安顿好，然后再进来坐在你身边。”尽管他一再坚持，她坚决不允许，于是他只得回到旅馆。等他 有段时间，瓦莱特对杂志戏剧评论的撰稿人十分不满，催促莱奥托来接替那个人的位置。《信使》是双周刊，给莱奥托的稿费是七法郎一页，但每期稿费不超过二十八法郎。这报酬极低，可是《信使》只有三千册的发行量，付不起高昂的稿酬。莱奥托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受下来，用莫里斯·博瓦萨这个笔名写起了戏剧评论，这笔名看起来就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生活并不宽裕，也不是文人但热爱戏剧。莱奥托这一写就是十七年，最后他将全部评论文章集结成册，分两卷出版。尽管他所评论的大部分戏剧都早已被人遗忘，但他的文章读起来还是让人很开心。这些评论都写得刻薄而生动，幽默而偏激。莱奥托对于那些意在指导、说教或者进行道德教诲的戏剧毫无耐心，也很讨厌华而不实、啰嗦冗长和矫揉造作的戏；他期待的是能让人开心或者感动的戏剧。他坚持认为剧中人说话就应该像日常生活中一样，而骂起人来就应该痛快淋漓，现实生活中的人做梦都骂不出那样的话。他非常欣赏萨沙·吉特里的戏剧，虽然承认此人并不算重量级剧作家，可是他的剧中人物说话行事都和日常生活中一样自然平实。莱奥托一旦觉得某部戏毫无价值，他便在评论文章里天马行空，只偶尔提一下这部戏的名字，让那些倒霉的剧作家十分恼火，但读者却很享受，有些人掏钱买杂志就只为读他写的剧评。最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位靠积蓄度日的老绅士莫里斯·博瓦萨就是写令人反感的《小朋友》和同样令人反感的《纪念》的作者。瓦莱特的太太拉希尔德从来就不喜欢莱奥托，她习惯每周二晚上招待文人们携太太来聚会，其中有些人是作家，有些是作家的朋友，莱奥托在以莫里斯·博瓦萨为笔名的文章里狠狠将这些人讥讽了一番。这些人当然对此提出了抗议，于是拉希尔德便向丈夫抱怨，可是她丈夫回答说莱奥托写的文章读者爱看，《信使》杂志从来没这么红火过。可是她一再坚持，还有其他人为她撑腰，最终瓦莱特只得让步，拒绝莱奥托继续为杂志写剧评。可是莱奥托也因祸得福，因为安德烈·纪德邀请他为《新法兰西评论》写剧评，稿酬要高出很多，整个报纸就靠他了。于是，莱奥托欣然接受，可惜好景不长，合作只维持了两年，因为他给儒勒·罗曼的戏剧写了篇评论，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而且一个字也不肯改，把《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们弄得十分尴尬，因为他们也是出版商，儒勒·罗曼的小说就是他们出的。自己的戏剧在杂志上遭遇如此苛刻的挖苦，罗曼极为愤怒，出版商害怕失去摇钱树，于是便将莱奥托解约。之后，莱奥托又为《新艺术家》撰稿，可惜他坚持一字不改，全文都得刊登，合作也只持续了几个月。1923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写过戏剧评论。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07年，当时莱奥托生活极为窘迫，有一次不得不当掉他父亲的手表和袖扣，换来三十五法郎度日。那时他仍然和布朗琪同居，他从老板雷马克那里拿到的钱也用光了，两人陷入绝境。后来，布朗琪找老情人借了笔钱，办了个家庭旅馆来糊口。他们盘算着剔除开销，每月家庭旅馆的利润能有两百法郎，再加上莱奥托从《信使》杂志挣的点微薄稿酬，算是能勉强度日。莱奥托一直觉得作家不应该靠写作谋生，应该另有份职业解决基本开销，这样才能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于是他开始找工作，可是发现没有一份适合他。后来瓦莱特让他过来做《法国信使》杂志社的秘书，每天九点半到六点上班，每月一百二十五法郎，然后他极不情愿地涨到一百五十法郎，但说明今后绝不会再涨。布朗琪建议他回绝掉，留给自己自由时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也是成名作家，接受如此微薄的薪水实在很让人震惊；可是莱奥托怕如果拒绝了瓦莱特的好意，对方会不高兴，说不定不再向他约稿都有可能。最终他接受了这份工作，1908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上班。他的工作内容就是：

通知订户续订，接待来访者，帮瓦莱特回绝来访，接收投稿并仔细阅读，修改校对稿等等，一句话，该做的琐碎杂事都要做。这样一份工作他一做就是三十三年，而且大体上还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他：

能和当今文人们碰面，还有大把时间闲聊，这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大乐事。

《小朋友》一书印了一千册，卖了二十年才卖完。瓦莱特后来想重新刊登这篇小说，莱奥托不答应，他不满意想重写，有些部分他认为写得太文学了。莱奥托把“文学”一词分作两用。他说“我的文学”的时候，只指他自己的作品；而当他大叫，“超越一起的文学”的时候，则是肯定自己有权写母亲时全无尊重，写父亲时全无爱心。不过，的确他母亲无权要求儿子尊重她，他父亲也无权要求儿子敬爱他。莱奥托对待写作这门艺术极为严肃，日记里有无数段落与此相关。他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都是灵光闪现时捕获而来。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他写作是所谓“灵感”的启发。而当他费尽心力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写成的文字在他看来却沉闷枯燥，毫无生气。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其实是自然流畅。他发现《小朋友》一书中有个语法错误，却没有改正，因为那个错误错得自然。他认为迸入脑海里的 文章不要枯燥无聊。他将《法国信使》办成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行量也较为广泛。有一次，有人问他有本书他看没看过，他回答，“哦，上帝啊，我没看过。不过这本书是我出版的，难道还不够吗？”接替瓦莱特做杂志主编的是雅克·伯纳德，有一天莱奥托刚到办公室，门房就告诉他伯纳德要立即见他。雅克·伯纳德过来对他说，“莱奥托，我决定与你道别，我非常乐意从此你我永不再见。”接着还说，“如果我必须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出去，那么我还是自己接着比较好。”莱奥托从来擅长巧妙应答，“若得此荣幸，稍作牺牲也还值得。”说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待了三十三年的办公室。遭遇如此无礼无情的解雇，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穷困潦倒，六十九岁那年他去申请退休金终于拿到了手。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雅克·伯纳德因通敌叛国罪接受审判，听说莱奥托是证人之一，他一定非常紧张。可是莱奥托给出的证据非常温和，伯纳德终于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莱奥托经历了一件我们这些作家极少有幸能经历的事。维希政府的广播电台宣称他已经死了，人们还写了很多文章纪念他，莱奥托惊讶地发现居然是赞赏声一片，这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

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莱奥托安静的寓居在丰特耐欧罗斯，饱受寒冷的折磨，因为煤炭无处可寻，他只得把花园里的树砍下来当柴烧。食物也短缺，每天靠四只马铃薯勉强果腹，他自己做饭，可是令他伤心的是他无法供养那么多流浪猫狗了，只得把它们赶出家门，那都是他多年精心呵护的啊。二战结束后，他靠写新闻稿赚点钱，可仍然贫苦不堪；1950年，幸运女神终于光顾了他，有人突发奇想，邀请他和作家罗贝尔·马莱一起上电台主持对话节目。这些对话后来都结集出版，而且一版再版，我手头上的是 我不知道对于这三位日记体作家，诸位读者会怎么看，我已尽力讲完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想，大概读者会说：

不怎么样，他们的个性并没有弥补自身的缺陷，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一肚子偏见，还像火药桶一样一触即发。尽管他们从不说别人的好话，别人要是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憎恨不已。他们没有道德准则，对艺术漠不关心，除了文学艺术以外；有时候他们对音乐、绘画或者雕塑发表点意见，那也是荒谬可笑的（当然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既恶毒又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