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一封公开的信

中国晚报主笔先生及张春风先生：

八月一日贵报登出‘出卖肉麻’一文，讥评×××女士造像义展，眼光卓越，佩服之至。这片‘巨文’，我始终未读过，因为我曾签名赞成此事，所以一读张先生大文之后便希望原作者能够再向大众申明一下，可惜等了这许多天毫无动静，不得已得向二位先生说明几句。

我现在把签名的经过与我对于这事的意见叙述一番，如有不对之处，还求指教。

一个月前，在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留港会员开会的一个晚上，会员们约了些漫画家，音乐家，电影家来凑热闹，×××女士当晚也被邀到会唱歌，同时有一二位会员拿出一个卷子请在座诸君赞助×××女士造像义展会。据说是她要将自己的各种照片展览出卖，以所得款项献给国家，特要我做赞助人。我当时觉得义不容辞，便签了名，可没看见有‘怀江山而及丽质，赌香草而思美人’那篇文章。若是见了当然也是不合我的脾胃，我必会建议修改的。

我很喜欢张先生指出传统的烂调，如江山，丽质，香草，美人一类的词句，是肉麻的。这个证明作者写不出所要办的事情的真意，反而引起许多恶劣的反感。但在作者未必是有意说肉麻的话，他或者只知道那是用来描写美人的最好成语。所以修词不得法，滥用典故成语，常会吃这样的亏。

不过我以为文章拙劣，当与所要办的事分开来看。张先生讥评那篇启文是可以的，至于斥造像义展为不然。我却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此地我要声明我并不是捧什么伶人，颂什么女优。此女士也是当晚才见过的，根本上不能说有什么交情，也没想要得着捧颂的便宜。我的意见与张先生不同之处，如下所述。

唱戏，演电影，像我们当教员当主笔的一样，也是正当的职业。我一向是信从职业平等的。我对于执任何事业的都相当地尊重他们。看优伶为贱民，为身家不清白，正是封建意识的表现。须知今日所谓身家不清白，所谓贱，乃是那班贪官污吏，棍徒赌鬼，而非倡优隶卒之流。如果一个伶人为国家民族愿意做他所能做的，我们便当赋同情于他。捧与颂只在人怎样看，并不是人人都存着这样的心。在张先生的大文里以为替伤兵缝棉衣，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是每个男女国民所当负的责任，试问我国有多少男女真正负过这类或相等的责任？现在在中国的夫人小妞们不如倡优之处很多，想张先生也同我一样看得到。塘西歌姬的义唱，净利全数献给国家，某某妇女团体组织义演，入款万余元，食用报销掉好几千！某木偶文化团体七七卖花，至今账目吐不出来。这些事，想张先生也知道罢。我们不能轻看优伶，他们简单的情感，虽然附着多少虚荣心，却能干出值得人们注意的事。

一个演电影的女优，她的色是否与她的艺一样重要？（依我的标准，×××女士并不美。此地只是泛说。）若是我们承认这个前提，那么‘色相’于她，当等于学识于我们，一样是职业上的一种重要的工具，能显出所期的作用的。假如我们义卖文章，使国家得到实益，当然不妨做做。同样地，申论下去，一个女优义卖她的照片，只要有人买，她得到干净的钱来献给国家，我们便不能说她与抗战和民族国家无关，更不能说会令人肉麻。如果我们还没看见她要展卖的都是什么，便断定是‘肉麻’，那就是侮辱她的人格，也侮辱了她的职业。

×××女士的‘造像’我一也没见过，据说是她的戏装和电影剧装居多。我想总不会有什么肉麻的裸体像。纵然会有，也未必能引青年去‘看像手淫’。张先生若是这样想，就未免太看不起近代的青年了，色欲重的人就是没有像××××××，对着任何人的像，甚至于神圣的观音菩萨，也可以手淫的。张先生你说对不对？她卖‘造像’××××××××，人们的亵行与可能的诱惑，与她所卖的照片并没关系。当知她卖自己的造像是手段，得钱献给国家是目的。假如一个女人或男人生得貌美而可以用本人的照片去换钱的话，只要有人要，未尝不可作为义展的理由。我们只能羡慕他或她得天独厚，多一道生利之门罢了。某人某人的造像卖给人做商标，卖给人做小囡模型，租给人做画稿，做雕刻模型，种种等等，在现代的国家里并没人看这些是肉麻或下贱无耻。

捧戏子，颂女优，如果意识是不干净的，当然是无聊文人的丑迹，但如彼优彼伶所期望办理的事是值得资助的话，我们便当尊重他们，看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人格的，不能以其为优伶，便侮辱他们。我们当存君子之心，莫动小人之念，才不会失掉我们所批判的话的价值。我以为对于他人所要做的事情，如见其不可，批判是应该有的，不过要想到在这缺乏判断力的群众中间，措词不当，就很容易发生一犬吠影百犬声的事，于其他的事业，或者也会得到不良的影响。

谢谢二位先生费神读这封长信。我并不是为做启文的人辩护，只是对于以卖自己的照片为无耻意思提出一点私见来。先生们若是高兴指教的话，我愿意就这事的本身，再作更详尽的客观的讨论。

（许地山谨白、载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香港中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