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着那一大片乱七八糟的酒桶，向荒芜的花园走去。这些酒桶，当年我曾经踩在脚下走过，嗣后经过多少年雨水的浸渍，大半已经朽烂不堪；还朝天竖着的那些，桶顶上有的成了小沼地，有的成了小池塘。我绕着花园走了一圈，经过了当年赫伯尔特和我斗拳的那个角落，经过了艾丝黛拉和我一块儿走过的小径。到处都是那么萧索，那么荒寂，那么凄凉！
我出来时改从酒坊里走，来到花园顶头的酒坊小门跟前，拔开了生锈的门闩，直穿而过，从另一头的门里出来。这扇门可不容易开，因为木头受了潮，都膨胀了，翘曲了，合叶也都脱榫了，门槛上还长起了一大簇菌子。出门前我不由得回头望了一下。就在这无心的一望之间，眼前竟又那么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童年时代的一幕幻觉(3)——我似乎又看见郝薇香小姐吊在大梁下。我看得惊心动魄，站在那屋梁下浑身直打哆嗦，虽然我马上就发觉这原来是幻想，可我已经奔到屋梁下来了。
此时此地，令人神伤，这一幕幻觉虽是转瞬即逝，也引起我莫大的恐怖，因此我走出那扇木门时，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畏惧。当年艾丝黛拉使我伤透了心之后，我就是在这扇门后使劲扯自己的头发的。来到前院，我一时倒犹豫起来；究竟是马上叫那个管大门钥匙的女人开门放我出去呢，还是应当先上楼去看看郝薇香小姐一个人在那里是否安然无恙？结果还是采取了 我的双手当夜换过两三次绷带， 我这般热衷于追究艾丝黛拉的生身父母的底细，自己也说不出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读者诸君看下去马上就会明白，关于这个问题，一直要等到一位头脑比我聪明的人给我指点明白，我心里才算有个准谱儿。
可是，赫伯尔特和我作了那一席事关重大的谈话以后，我就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认为这件事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能就此作罢，应当去找贾格斯先生，从他嘴里探出事情的真相。我实在不知道，我当时这样做，心里究竟是想着为艾丝黛拉呢，还是为我竭力要加以保护的那一位，想让他也了解了解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这个离奇的谜。说不定倒是后一种可能性更接近事实。
总之，我恨不得连夜就上吉拉德街去。可是赫伯尔特提醒我说，那个逃犯的生命安全还得靠我来保护，我那样不停地奔波，只怕要落得一病不起，那怎么照应这一摊子事呢？我这才算是按捺住了自己的躁性子。赫伯尔特还反复向我保证，说好到明天哪怕天塌下来，也一定让我去找贾格斯先生，我才勉强依从，安心在家里住了一夜，让他为我治疗伤痛。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块儿出门，走到吉茨普街和斯密士广场的交叉口，便和赫伯尔特分道扬镳——他进城，我上小不列颠街。
贾格斯先生和文米克先生每隔一个时期就要结算一次事务所的账目，核对一下单据凭证，把一应账目都结算清楚。每逢这种时候，文米克总是带着簿册单据到贾格斯先生屋子里去，楼上便有一个办事员来到楼下的外间办公室里。这天上午我赶到事务所，一看文米克座位上坐的正是楼上的一位办事员，便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可是我并不因为贾格斯先生和文米克在一起而感到遗憾，我觉得这样倒好，文米克可以当面听听，我和贾格斯先生说的话，可没有一句连累他的。
我胳膊上扎了绷带，肩上披着一件大衣，连钮子也没扣上，这副模样倒反而便于我登堂入室。虽说我昨晚一到伦敦，就把那件意外事故写了个便简通知了贾格斯先生，可是如今我还得把详情细节全部讲给他听；由于情况特殊，我们这一次谈话倒不像往常那样枯燥难堪，也不像往常那样得严格遵守言必有证的规矩。贾格斯先生照常站在壁炉跟前，听我仔细叙述这次火灾的始末。文米克靠在椅子里，圆睁双眼瞪着我，双手插进裤袋，一支笔横插在邮筒口里。那两座似乎总要过问此间公事的可怕的头像，这当儿仿佛正脸红耳赤，十分心焦：好像闻到了一股焦味儿，该不是什么东西着了吧？
我说完了，他们要问的话也问完了，我便拿出郝薇香小姐给我的凭证，替赫伯尔特向贾格斯先生收取九百镑。我把象牙片本子交给他，他深陷在眼窝里的一双眼睛顿时又缩进了几分，他随即就把本子递给文米克，叫文米克开支票让他签字，文米克开支票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他，贾格斯先生又在一旁看着我，他脚登雪亮的皮鞋，摆开了两条腿，不住地晃动着身子。他签好支票交给我，我放进口袋，这时他说：“匹普，我很遗憾，我们竟没有为你自己效一点儿劳。”
我回答道：“承蒙郝薇香小姐一片好心，当面问我有没有什么要她帮忙的，我当时就谢绝了她。”
贾格斯先生说：“各人的事情各人自己了解。”这时候只见文米克的两瓣嘴唇做出了“动产”两字的模样。
贾格斯先生说：“要是我做你，我就不会谢绝她；不过各人的事情只有各人自己最了解。”
文米克带着相当明显的责备口吻对我说：“‘动产’才是各人最切身的事情。”
我转念一想，现在可以向贾格斯先生追究我牵肠挂肚的那件事了，便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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