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_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 各队的队长都派定了： 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保尔。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保尔就这副模样站在她面前。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同从前一样，炯炯发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她热恋的人。

真是沧海桑田哪！

她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真想不到，她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同他握手。

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火夫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放肆了。他把锨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咱们走，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2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来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长。是他发现匪徒，发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中文东西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