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_海边的卡夫卡

这部作品于二零零一年春动笔，二零零二年秋在日本刊行。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构思浮现出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念头最先是写一个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故事。至于故事如何发展则完全心中无数(我总是在不预想故事发展的情况下动笔写小说)，总之就是要把一个少年设定为主人公。这是之于我这部小说的最根本性的主题。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或者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历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但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之中，籍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这是我想写的一点。

当然您一读即可知晓，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五岁少年。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无论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许在中国也好——都很难说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田村卡夫卡君不过是以极端的形式将我们十五岁时实际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作为故事承揽下来。

田村卡夫卡君以孤立无援的状态离开家门，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之中。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的时候就在现实之中，有的时候则来自现实之外。而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或结果上拯救了他的灵魂。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力量返回。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

于是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恕我重复，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阅读这个故事的时间里，倘若您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无比欣喜。

二零零三年初春

译者的话

林少华

去年十月，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来东京大学任一年fellowship(特别研究员)。来时正值村上新作《海边的卡夫卡》面市不久，无论去大书城还是去小书店(日本书店极多)，迎门最醒目位置无不摆有上下卷两本《海边的卡夫卡》，不由让我想起十五年前留学大阪时所见上下卷《挪威的森林》热销的情景。我对朋友开玩笑说如今唯有村上是日本经济的一个亮点，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成功范例。其实“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而东京又满城乌鸦，不时叫着掠过头顶——天上乌鸦，地面“乌鸦”，颇有京城无处不乌鸦的味道。同样情况国人称洛阳纸贵，而今东瀛“乌鸦”走俏，事情也真是奇妙。

说起来，乌鸦是一种蛮有趣的动物。一般分宽嘴和尖嘴两种，日本多为前者，我国北方常见的是后者。我国古代视乌鸦为带来幸福的瑞鸟，把它看成喜鹊的对立面则是后来的事。阿拉伯人称乌鸦为“预兆之父”，见其往右飞为吉，往左飞为凶。日本古来视之为灵鸟，以其叫声占卜吉凶。现在也受到保护，无人捕杀，尽管为其聒噪声所困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乌鸦是一种悖谬的绝妙象征。卡夫卡者，乌鸦也，我想这应该是《海边的卡夫卡》的 村上把女助手(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地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且听风吟》里缺一支小手指，又不大像《寻羊冒险记》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208和209。我们隔桌坐下交谈。他问我路上如何，我开玩笑说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随和，更近乎自然，全然没有大作家派头，也不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一般日本人。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攀?欢晡j?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以采访的形式集中问了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很有新意。关于《海边的卡夫卡》，因为他在中文版序言谈得更全面，这里就不说了。此外几点简单归纳在下面的引号内。

(1)关于创作动力。“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而这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2)关于奇异的想象力。“想象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在看我的书的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了和我同样的世界。”

(3)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4)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5)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于去中国，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接受采访和宴请什么的，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和出席正式活动，以致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 当然不是说我做了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当今之世，勇者中原逐鹿，智者商海弄潮，而弱者愚者如我，只好以此雕虫小技沾沾自喜。然而唯其雕虫，也就容不得有太多的疏忽和败笔。如果您也想搞翻译，作为多年的教书匠兼翻译匠，我只有一个建议：学好中文善对中文。对于中国人，中文永远比外文难学。幸亏我不是从小就学日文。

最后，我要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我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访日机会，使我能够专心从事日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活动。还要感谢东京大学小森阳一教授的关照，为我在东京郊外安排一套特别适合我的住房。初来时正值晚秋，黄昏时分漫步附近河堤，但见日落乌啼，黄叶纷飞，芒草披靡，四野烟笼，颇有日暮乡关之感；而此时已是早春，案前举目，窗外梅花点点，黄鹂声声，远处银妆富士，拔地而起，冰清玉洁，令人物我两空。翻译方面要特别感谢东京女子美术大学岛村辉教授，大凡词典中查不到的词语，问之即答，令人叹服。同时感谢北京的颜峻君为我解决了音乐方面的习惯译法。当然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为此书的早日出版付出的无可替代的辛勤劳动。

欢迎读者朋友一如既往指出译文或行文的不当之处。来信仍请寄：266071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03年10月回国)。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