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时间里，我交替看着画室里放的两幅画：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和我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刺杀骑士团长》现在挂在画室白墙上。《白色斯巴鲁男子》反过来置于房间一角（只在看的时候把它放回画架）。除了看这两幅画，我还仅仅为了消磨时间看书、听音乐、做饭、清扫、拔院里的草或房前屋后散步。没心思拿画笔。骑士团长也没现身，保持沉默。
在附近山道上散步时，我试着寻找秋川真理惠家能从哪里出现。但在我散步的范围内，没见到类似的房子。从免色家看去，计以直线距离应当是相当近的。但可能这边因地形关系，视野被屏蔽了。在树林里散步时我不知不觉留心金环胡蜂。
交替细看这两幅画的两天时间里，我再次明白自己怀有的感觉绝对无误。《刺杀骑士团长》要求解读其中隐藏的“暗号”，《白色斯巴鲁男子》要求作者（即我）不要再介入画面。哪一方的要求都极为坚定有力——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除了顺从别无选择。我把《白色斯巴鲁男子》以其现状放置起来（但我要设法理解其要求的根据）；对于《刺杀骑士团长》，我努力读取其中的真实意图。然而二者都被包拢在核桃一般坚硬的谜团中，以我的握力无论如何都捏不碎其外壳。
假如没有秋川真理惠一事，我说不定将无休止地交替看这两幅画度日，不知看到什么时候。所幸 整个午后我都半看不看地茫然看着餐桌上的信封。看着看着，恍惚觉得信封里被整个塞入的是六年婚姻生活的重量。六年时间——那里浸染了种种样样的记忆和种种样样的感情——即将在平凡的事务信封中窒息而死，一点一点地。如此想像之间，胸口开始沉甸甸透不过气来。我拿起信封，拿去画室放在板架上，放在脏兮兮的古铃旁边。而后关上画室的门，折回厨房，把雨田政彦送的威士忌倒入杯中喝着。本来下了决心，周围天光还亮时不喝酒。但偶一为之也不碍事的吧。厨房静悄悄的。无风，不闻车声，鸟也没叫。
离婚本身无甚问题。毕竟实质上我们已经类似离婚。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盖章也没有多少不舍之情。既然是她所追求的，我这方面没有异议。那东西不过是法律手续罢了。
但是，那种状况是何以、如何导致的，其原委我无法读取。人的心与心随着时间的流移、随着状况的变化而或即或离这点儿事，我当然心知肚明。人心的变异是习惯、常识和法律所制约不了的，永远是流动性的——它自由飞翔，自由迁徙，一如候鸟们不具有国境线这一概念。
但归终——归根结底——这是一般性说法，那个柚拒绝由这个我搂抱，而选择被别的什么人搂抱——关于这点，关于这样的个案，就无法那么容易理解。我现在如此承受的，我觉得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刻骨铭心的遭遇。那里没有气愤（我想）。说到底，我对什么气愤呢？我感觉到的基本是麻痹感——为了缓解强烈追求谁而又未被接受时产生的剧痛而心里自动启动的麻痹感，类似精神鸦片。
我不能忘掉柚。我的心仍在追求她。但另一方面，假如同我住所隔一条山谷的对面住着柚，而我又拥有高性能双筒望远镜，那么我会通过镜头窥看她朝朝暮暮的生活吗？我想不至于。或者莫如说一开始就根本不会选择那样的场所居住。那岂不是等于为自己设了一座拷问架？
由于威士忌醉意的关系，不到八点我就上床睡了。半夜一点半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天光破晓前的时间是那样漫长和孤独。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凝视茫无所见的黑暗空间。围绕种种事情左思右想。而其大部分都不是我应该想的。
哪怕骑士团长在我身边也好，能和他就什么交谈就好了。无论谈什么。话题那东西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听得他的语声即可。
然而骑士团长哪里也找不见。我不具有招呼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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