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五四后三十年》，与1983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八十年》的体例完全一致，书名也相呼应，它们是姊妹篇，也可以说是一部书的上下篇。

为什么一部书要分成两橛而不是一气呵成呢？因为许久以来，我们讲革命史固然是以“五四”为发端，讲近、现代史也是以“五四”为界标，近代与现代兵分两路，各守防地。近年，史学界虽然多已赞成把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讲堂和论著中仍是两路人马，搞上段的下不来，吃下段的也上不去，要上下贯通还得有一个互助熟悉的过程。所以，“八十年”与“三十年”只好分作两期工程由不同的作者来完成。这将是史学史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在治学上有“划地为牢”的弊端。

近代史应该是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过程，不这样，只写“八十年”，腰斩北洋军阀的统治而戛然中止，近代社会则好像悬挂在墙上的摆钟，没有归宿。

除了上述感知外，还有一层意思得说一说。几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玩笑地说：李新同志等在大治民国史，戴逸同志等在致力于清史，两家合龙，就会把近代史灭亡了。这不仅是清史的后期和民国史的全部在时间进程上取代了近代史，而且断代史一般比通史详尽，在内容上也会覆盖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有“亡国”之忧。要救近代史之“亡”只有一条，就是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十年历史，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来研究。这个社会，不管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别的什么社会，它是在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亡不了中国，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处在严重的裂变和不断的新旧冲突中，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社会形态，是此前所未有的，后此也不会再有。以此为研究对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旧民主的界线而分割，全面地、纵深地论述这个社会的新陈代谢关系，则是清史和民国史所不能代替的，也是整个中国通史历朝以来内容最为丰富的时代，它同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有相似之处而又是远为发达并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纪。

时代是不断推移的，若干年后，“近代”一词势必转让给后来的历史。作为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名称本来带有暂时性，它只能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其他专称的命名，才是稳定的、恒久的。

由于我们一直是把“八十年”与“三十年”分作两个课题来研究的，虽有追述和外延，前后照应，总还是按各自的特定范围构思和论述。我们编撰的“八十年”和“三十年”即使在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也仍然摆不脱原先各自分立的格局，“三十年”受革命史框架的约束，尤其如此。如果把“八十年”和“三十年”贯通起来，把“八十年”和“三十年”放在一百十年的过渡社会形态中来观察，广泛地探索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发现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都会有较多的变动和补充，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完整和明晰的轮廓，从中得到启迪。

我期望，在已撰“八十年”和“三十年”的基础上，不久将写出一部豁然贯通的中国近代史来，把一百十年作为一个过渡社会形态来研究，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特殊历史。

1987年5月陈旭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