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和我坐在皇家河上的桥头,看着卡斯科口湾上空7月4日的焰火,她告诉我,我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说话注意一点儿。我表示了道歉。她说:“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话变得很不文明了。”
“我说了对不起。”
孩子们躺在我们的臂弯里,他们穿着条形夏日睡衣裤,脸蛋是炙黑色的,他们金黄色的头发由于晚上洗了澡现在还湿着。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弯下身亲亲杰克的额头。对于孩子,我原先一无所知,直到科伦教我。我正在想那次科伦向我解释爱琳头上软软的地方,那里是正在形成的头骨。
“如果我告诉你国内收入署的事,你会骂我吗?”她问。
我立刻感觉到我们下边的桥开始摇晃。“怎么了?”我问她。
“你没有算对那个税。”
“什么税?”
“你年金中的税钱。国内收入署写的。我不想让你看到那封信。”
“为什么不呢?他们还想要多少?”
“我已经付给他们了。”
“多少?”
“3000美元。”
我的嘴唇压在杰克的头上,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想,那群讨厌的家伙!
科伦说,“我希望我们同样会幸福,不需要任何我们不曾有过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我愁苦地说。
“例如在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或任何其它的工作。”
“如果我得不到那份工作,我们还会有什么幸福呢?”
她没有回答。我注视着她,她把孩子拉近了一些。
七月份的 我都无法面对回家这个事了。在机场我租了辆车,开到班格尔去看望布雷弗德。天正在下雨,城市仍如我童年时的样子,像一个老女人尽力却不再能拿稳她的唇膏,松松的带子总是从她肩膀上滑落,在聚会中当她坐着时,总忘记合拢双膝。
西百老汇大街上高耸的枫树在风中摇摆着,街上的汽车偶尔停下来以方便人们去拍摄斯蒂文国王别墅的照片。布雷弗德住在下一个门栋。今天晚上是他打网球的时间。我们在室内玩。比赛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注视着他,看是否多种硬化症影响了他的运动。当我坐上他开的车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秋天我可能不会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了,这意味着再过一年我才可能找到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因为要等到下一学年,才可能有学校要人。”
“噢,但是那以前你早就破产了。你不得不找点事做。”他告诉我去尽力找份工作,度过难关,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做。“科伦也该找份工作了。”他说。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致于快把我吓跑了。
“看,”我说,“你不会愿意为1小时5美元的报酬去工作吧!”
“我会的,如果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他说。
我没理会。他撕开一袋奶酪面条,过了一会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岁,我们坐在他父亲的车里,吃着我们从他母亲的食品柜里偷来的东西。我让他想起只要他父母一出城,我就会设法进入他家。他家人一离开高速公路,我就会出现。有一次他们忘记了什么东西,我到了之后几分钟他们又回来,约翰把我从床上推到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顶部是斜的,我太高几乎都站不直。我弓着腰直等到他的父母又开车走了。几小时过去了,最后我冒险出来。在楼下我发现布雷弗德正躺在他父母的床上睡觉呢。
他笑得很厉害,甚至把奶酪面喷到他汽车的仪表盘上。
“为什么这么高兴?”我说,“我还想尽力得到你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
很快我们又坐在他车里,我冲他喊叫。从停车场再往前几百米是一条小路,我们七年级时每天从这里去学校。在小吃店我们会把买中午饭的钱用在买冰激凌甜饼和饮料上。我也看到那个小店了。山下有一个老电影院,在那儿我们看过《研究生和博士瓦高》。感觉自己真是在以某种方式变化了。看我们,我们穿着网球服坐在这里,汽车电话的光亮照着我们的脸。“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穷人。”我说。
“那就谈谈你吧!”经过几分钟沉默后,他说,“谈谈你如何不面对现实。”
“那可不叫不面对现实。”我告诉他。
“不叫?在我看来那就是。你或许明年必须干两到三份不好的工作来支付你的帐单。天啊,你或许不得不住在移动房子里——很多体面的人也这样。我记得你一直希望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为了科伦,为了孩子,你不得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