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p.温德姆讨厌排队。不幸的是,她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国会议员,所以只得和其他平民百姓一样,在首都机场等着领取行李。接着,她到了机场出口,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去拦出租汽车。
她说了好几遍以后,那名满脸怨气、来自 接着,她查阅了近来有关急诊室对昏迷病人诊断的病例报告和文章。在过去两年中大约有10例。此时天色已晚,但是她决定读完以后再离开。
她看到的 一名44岁的黑人男性在工作中晕倒,于1月17日下午3点被西福德社区医院急诊室收治。病人送到医院时神志不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全身出冷汗。血压读数为65/30毫米,脉搏很快,体温38度,瞳孔大小相等且有反应。查心电图时见心搏过速,其他方面未见异常。肝谷丙转氨基酶和碱性磷酸酶、血清蛋白、乳酸脱氢酶、以及葡萄糖和尿酸值均正常。血细胞计数显示血红蛋白偏低和血小板减少——每毫米血小板数为35000。给患者插管,并进行静脉盐水滴注。
患者的血压回升,但在苏醒过程中突然心搏停止。发现患者呈心室纤维性颤动。实施电去纤颤法,并用强心剂。
几分钟以后,患者的心脏恢复正常的窦性节律,随即停止心脏复苏术。15分钟以后,患者血压恢复正常。20分钟以后,患者苏醒,未见明显的神经病学或认知方面缺陷。
当晚留患者继续观察。患者在自述中否认接触过有害物质或服用过任何药物。毒品和酒精检查均呈阴性。患者无心肺疾病病史或脑血管意外史。 “谢谢你,上帝。”卡伦松了一口气。
要约见她的律师并不容易——蒂莫西-弗拉纳根是一位大忙人。卡伦有3天的时间反复研究弗里德曼医生的病例报告。当然,她也让朱利安读了这篇文章。他像上次对待克兰德尔的病历一样,勉强同意看一看。
卡伦走进办公室时,弗拉纳根满面笑容。他热情地和她握手,然后示意她在桌子旁边的一把皮椅上就座。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伦吸了一口气说:“上周我去了图书馆,查到了一样东西——嗯,使我茅塞顿开。那是一篇病例报告——”她把一份复印件递了过去。
弗拉纳根读完以后,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文件袋,轻轻地咳了几声。“很有意思。”他说罢,不动声色地望着她。
卡伦眨了几下眼睛。或许他没有看懂。于是她问道:“这与我们的案子完全一样,对不对?”
他点了点头。
“这位急诊医生的诊断和我的完全一样,对不对?”
“对。”
“而且他认为病人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撰写了——并且发表了——一个相关病历的报告。我说得不对吗?”
“嗯,对。”
“那么,这对我们的案子不是很有用吗?”
弗拉纳根揉着他那浓密的眉毛说:“难道我没有提醒过你别去搞什么调查?”
她见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连忙说:“对,对,你讲过,可——”
“可是你认为自己可以例外。”
“不,不是那样的。可我得找到点什么——”
“找到我们的专家无法找到的东西?难道你认为他们没在进行调查研究吗?”
“这个,当然,可——”
弗拉纳根举起一只手来,脸上露出了爱尔兰人特有的微笑。“听着,被告可能会在自己的案子里陷得太深,用带有个人色彩的眼光去对待事情,想抛开律师,自己去进行辩护——可律师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他皱了皱眉头。“那样做被告那些不得要领的言辞会把陪审团搞昏,其结果往往使案子以失败告终。”
“可是这篇论文说明,另外一名医生在面对具有同样症状的病人时做出了同样的诊断!”
弗拉纳根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模样。“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穆尔医生。这篇病例报告根本没有提到病人是否患有高温综合症。”
“对,没有,可患者确实有相同的症状,负责治疗的医生确实怀疑是吸毒过量,而且患者确实出现了心搏停止。”
“是的,这无疑会有帮助。”
“帮助?”卡伦窝了一肚子火。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脚下踩着厚厚的波斯地毯,两眼木然地对着墙上的学历文凭。她转过头来对着弗拉纳根。“你得调查一下!”
“调查?”
“你应该找写这篇文章的医生谈谈!想法找到那病人!”
弗拉纳根抓起一支笔,在他那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上写下几个字。他点了点头说:“我已经记下了,会给他打电话的。”
卡伦颓然跌坐到椅子上,低声问道:“你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了,穆尔医生,我们会给这位医生打电话,看看他是否能够帮上忙。”
卡伦摇了摇头。“仅仅那样做还不够。”她在讲话时便知道自己会把事情搞糟。“你得想想其他更好的办法——除非你对打赢这场官司不是真的感兴趣。”她淡淡地说。
弗拉纳根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你说的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不出差错,我们很可能取胜。”他站起来。“我另有一个约会,等你有了新的意见时我们再谈。”他伸出了手。
卡伦也站了起来,没有理会他伸过来的手,扭头离开了房问。
她在向停车处走去时意识到,自己刚刚得罪了对于打赢这场官司举足轻重的人。她心里想,那样做可不太高明。
但是,她是玛格丽特-温德姆的女儿,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