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轻与重_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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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4

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马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使他震惊的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16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17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8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21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疼痛更加剧烈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22

半夜里他醒来了，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春梦。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个：一个巨大的裸体女人，至少是他体积的五倍，仰浮在一个水池里。从她两腿分叉处一直到脐眼的小腹部，都盖着厚厚的毛。他从池子一边看着她，亢奋以极。

身体被胃病折腾得虚弱不堪之时，他怎么亢奋得起来？看到一个他清楚地意识到会拒绝自己的女人，怎么会使他亢奋？

他以为：在人脑机件里，有两个朝相反方向转动的齿轮。一个载着想象，另一个载着肉体的反应。载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齿轮，带动着相应的勃起指令齿轮。但有些时候，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齿轮错位了，亢奋齿轮会与一个载着飞燕想象的齿轮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会带来阴茎的勃起。

此外，托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类睡眠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种梦境中，男人们都有勃起现象，这说明勃起现象与裸体女人之间的联系，只是造物主塞进入脑机件中一千种运动方式中的一种。

那么爱情与这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托马斯头脑中的齿轮不协调了，他会因为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这对他与特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影响。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么爱就是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造物主。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虽然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爱情有别于造物主为自己取乐而设置的机件，爱仍然是从属于它的。爱从属于性，象一位秀美的裸体女人服从一座巨钟的钟摆。

托马斯以为：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还认为，把爱情从愚蠢的性爱中拯救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在我们头脑中设置某种机件，能让我们看见一只燕子也亢奋。

他带着甜甜的思索开始打盹。就在他即将入睡的那一刻，在众多概念浑浑沌沌的无人区中，他突然确信自已发现了所有的谜底，一切神秘的关键，一个新的乌托邦，一座天堂：在那个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情，不会被性爱的愚蠢干犯所侵扰。

于是，他安睡了。23

几个半裸的女人尽力缠着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摆脱她们，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看见一位年轻女朗，正面对着他侧卧在一张沙发上，也是半裸着身子，除了短裤什么也没穿。她撑着臂肘，面带微笑看着他，看来知道他会到来。

他向她走过来，难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满身心，想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她，终于能在这里与她相会。他坐在她身旁，对她说了些什么。她也说了些什么，显出一种镇定，一只手缓慢而轻柔地摆动。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这种举动的镇定，女性的镇定是他一辈子困惑不解的问题。

正在这时，梦境又滑回现实。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那种似睡非睡的无人区。遇见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渐渐消逝，使他惊吓恐惧。他对自己说，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尽全力想回忆起她是谁，在哪里遇见过她，他们一起经历道什么。她对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应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绘她，但刚答应便意识到这无法兑现：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给忘了呢？这时，他几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睁开的，他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这里吗？我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她吗？她是从瑞士来的吗？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他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既不是来自布拉格也不是来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梦里而不是别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梦中的女人与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他认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结果是他不曾相识的女人，但她还是他一直向往着的人。如果他有一个个人的伊甸乐园，他一定将陪伴着她生活其中。这个来自梦境的女人是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伙伴。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衷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呆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位女人，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